编者按

年，世贸组织迎来了25岁的生日。世贸组织的诞生标志着二战后国际贸易体系建设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然而，历经几代人建立起的，以世贸组织为中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正遭遇着前所未有的生存挑战。WTO改革刻不容缓。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年特推出“WTO改革专题”，就改革方案、发展模式、中国对策等方面展开讨论。

本文刊发于年第6期，特此推送，以飨读者。

WTO改革视角下再论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

马莹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术期刊社助理研究员，社会学博士

当前国际社会对发展中国家概念并没有明确的界定，致使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频频受到质疑。无论是世界银行的WDI指数还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HDI指数，中国都仍是发展中国家。但中国仍面临经济体量说、国际影响力说、技术发展说和产业政策说四种主要质疑。事实上，这种质疑是后全球化时代，世界经济钟摆运动的反向，本质上是对国际经济危机的一种应激反应。因此，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应继续坚持多边贸易体制，以发展视角参与国际规则的讨论与制定。

发展中国家;WTO改革;后全球化时代

马莹.WTO改革视角下再论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J].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6):14-24.

发展问题一直是WTO改革的重要议题之一，年初美国一份指责WTO发展中国家自我认定机制不公的报告剑指中国、巴西、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WTO成立至今的25年来，世界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年成立之初，美国、欧洲等发达经济体，无论是经济水平还是谈判能力都具有绝对的优势，因此乌拉圭回合关于发展问题的一揽子协议很快达成一致。进入21世纪，随着发展中国家的不断崛起，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差距不断缩小。尤其是金融危机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相继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态势愈演愈烈，通过自我认定机制享受“特殊和差别待遇”的发展中国家频遭质疑。面对发展中国家地位问题的质疑，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国。

国际社会究竟以何种理由质疑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这些质疑到底是事实还是猜测，亟待中国去厘清。本文从WTO改革视角切入，基于对以上问题的回答，重新审视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进一步阐释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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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概念界定

发展中国家这一概念虽常被使用，但至今国际社会仍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界定。自年首次在联合国第一届贸易和发展会议上提出至今，已经经历55年的变化，联合国、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都各自提出了其对于发展中国家的衡量标准，但至今仍未在国际层面形成一个统一的标准。这种模糊的界定就造成在WTO自我认定机制下，各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性，进而引发发达国家的质疑。

(一)联合国统计司

联合国统计司(UNSD)以地理区域为标准，根据“地区和国家分类标准”(M49)，较为粗略地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进行区分:将亚洲的日本、北美洲的加拿大和美国、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及整个欧洲认定是发达国家，将亚洲(不包含日本)、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大洋洲(不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归为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根据地理区位进一步细分为最不发达国家(M49编号:)、内陆发展中国家(M49编号:)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M49编号:)。但需要注意，这种细分并非是全覆盖的，比如中国虽然在地域上被联合国统计司归入发展中国家地区，但是却不属于以上任何一类，也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同时归属两到三个子类。

在国际贸易统计过程中，联合国统计司在地域划分的标准上又做了细微的调整:将西亚的以色列和塞浦路斯，北美的百慕大、格陵兰和圣皮埃尔和密克隆，大洋洲的圣诞岛、科科斯(基林)群岛、赫德岛和麦克唐纳岛及诺福克岛归入发达国家。

联合国统计司这种根据地理区位的划分标准在最初各大洲之间发展差异较大，而同一区域内部发展差异化较小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国际社会迅速发展的今天，各大洲之间发展差距逐渐在缩小，而同一区域内的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发展差异性却在逐渐拉大。以被联合国统计司统一归入发达国家的欧洲为例，尤其是在金融危机之后，各国之间的发展差距越来越大。曾经作为欧洲经济发展领头羊的英国面临经济下滑、脱欧等一系列问题，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及希腊等老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欧债危机后面临国家破产的困境，难民危机、恐怖主义笼罩欧洲。相比之下，德国在欧元区面临众多危机之下异军突起，凭借强大的制造业，尤其是在提出工业4.0发展战略之后，成为欧元区经济发展新的领头羊。可见，一个发展差异化如此之大的世界，单纯依靠地理区域去划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显然是过于简单和笼统的。

(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发展中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归入同一类别，它根据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GDP将全球划分为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两类:其中发达经济体包括美国、欧元区、日本、英国、加拿大和其他发达经济体，其余地区被归入新兴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根据地域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又分为独立国家联合体，将俄罗斯归入此组;新兴和发展中亚洲，中国、印度及东盟五国归入此组;新兴和发展中欧洲;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巴西和墨西哥归入此组;中东、北非、阿拉伯和巴基斯坦，沙特归入此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低收入发展中国家。

购买力平价法是评价标准的基础，所谓购买力平价是指一种根据各国不同的价格水平计算出来的货币之间的等值系数，以对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进行合理比较。简单地说，购买力平价是国家间综合价格之比，即两种或多种货币在不同国家购买相同数量和质量的商品和服务时的价格比率，用来衡量对比国之间价格水平的差异。运用这一方法最大的局限在于选择“一篮子”合适的商品进行购买力平价测算，选择不同的“一篮子”平价商品会造成高估或低估，致使分类标准失去客观性。

另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单纯依托GDP这一经济总量指标来衡量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极易忽略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发展不均衡及人口问题。以中国为例，从经济总量上来看，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比较各省发展却发现存在严重的不均衡现象。广东作为中国GDP总量最高的省份，年全省GDP达到亿元，而西藏仅为亿元，广东的GDP总量是西藏的近70倍，东西部巨大的发展鸿沟仍存在。再比如印度年GDP总量超过法国成为全球第六大经济体，但人均GDP仅为.61美元，而法国人均GDP高达.66美元，印度仅为法国人均GDP的5%。可见，简单地使用经济总量指标将造成对发展中国家概念的片面误解，缺乏测量的综合性。

(三)世界银行

世界银行(WorldBank)每年公布的《世界发展指标》报告中根据不同经济体的人均GNI指标将各经济体分为高收入、中等偏高收入、中等偏低收入和低收入四个类别，每个组别的划分标准与每年7月世界银行公布的人均国民收入阈值有关。世界银行将高收入经济体界定为发达国家，将其余三类归为发展中国家。

相比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使用的经济总量指标，世界银行选取的人均GNI指标，更有利于反映一国实际的经济实力，其分类体系也更加被国际社会所接纳。但发展是个综合议题，同时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仅使用经济指标来界定发展中国家过于片面。世界银行近年来也逐渐意识到这一问题，自年4月起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发展指标》和《全球检测报告》两大出版物中逐步弃用发展中国家或发展中经济体概念。世界银行称当前它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分类标准会将差异化很大的国家归入同一个类别，比如马拉维一个人均GNI仅有.93美元的国家与墨西哥(人均GNI.42美元)、中国(人均GNI.28美元)归在同一组别，后两个国家的人均CNI分别是马拉维的20倍和15倍。可见，简单地将高收入以下组别都归为发展中国家的方式也是笼统的，亟待建立一个多维度的测量体系。

(四)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人类发展指数(HDI)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自0年起每年定期发布的衡量各国发展程度的综合性指标。该指标综合考量健康、教育、经济及不平等等多维度，将全球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分为极高HDI、高HDI、中HDI及低HDI四个组别，其中进入极高HDI组别的国家归属发达国家，其余三个组别均归类为发展中国家。

自0年以来，世界平均HDI水平显著提高，全球提升近22%，最不发达国家提升51%，但是人民福祉在世界各地的发展仍存在极大的差距。越不发达地区不平等越严重，在极高HDI组别中，不平等系数为10.4，高HDI组别为15.7，中等HDI组别为24.9，低HDI组别高达30.9。考虑到发展的不平等问题，UNDP又在原基础上调整不平等系数，发布不平等调整后人类发展指数(IHDI)，更加综合全面地反映一国的发展情况。

相比于联合国统计司和世界银行单纯以地域指标和经济指标界定发展中国家而言，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HDI较为综合地考虑了经济、生活等多方面指标，划分标准更为公正。因而利用HDI或IHDI数据界定发展中国家地位当前是被国际社会较为普遍接受的。

(五)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

世界银行公布的《世界发展指数》报告显示，中国在8年前仍属于低收入国家，人均GNI不足美元。8年至年中国进入中等偏低收入组别，这十余年也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人均GNI从8年的美元提升至年的美元。年中国正式进入中等偏高收入国家，根据世界银行年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年中国人均GNI为美元，仍属于中等偏高收入群体，距离高收入群体的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可见，在世界银行的WDI标准下，中国仍处于发展中国家行列。

根据年UNDP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年以来中国HDI值略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值，基本与高HDI组别平均值相近。年至年间，中国的HDI全球排名提升了7位，成为除博茨瓦纳(提升了8位)之外提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但相比于极高组别的OECD成员仍有较大差距。从健康、教育和经济三个主要维度具体比较来看，年中国预期平均寿命为76.4岁，略高于发展中国家70.7岁的平均值，与高HDI组别76岁持平，远低于极高组别的79.5岁。健康支出占总GDP的比重略低于发展中国家的5.4%和高HDI组别的5.8%，远低于极高HDI组别的12.1%。教育方面，中国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在7.8年，低于高HDI组别的8.2年和极高组别的12.2年，与OECD成员平均12年的受教育年限仍有较大距离。经济方面，根据年购买力平价测算，年中国人均GNI为美元，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但仍属于高HDI组别，远低于极高HDI组别的美元。可见，在UNDP的HDI标准下，中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

综合比较联合国统计司、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多个国际组织关于发展中国家的评价指标，虽然不同的国际组织界定发展中国家的方式不同，但是无一例外在它们的分类中都将中国划归发展中国家组别。缘何中国仍面临如此之多的质疑声，究竟都有哪些质疑，接下来的文章中笔者将重点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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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对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的质疑

年4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推特(Twitter)平台上公然质疑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同年的G20峰会上，WTO改革作为重要议题之一，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争辩中国是否还能自称发展中国家，享受WTO给予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SD)。年1月15日美国向WTO提交了题为《一个无差别的世贸组织:自我认定的发展地位威胁体制相关性》的分析性文件，通过列举人类发展指数(HDI)、宏观经济指标、贸易、外商直接投资(FDI)、企业规模、超级计算机、太空空间和军事8方面的数据，强调自年WTO成立至今，当初自称是发展中国家的成员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性，一大批发展中成员不应再继续享受SD。紧接着美国就以“总理事会决定草案”的形式明确WTO成员符合以下任意条件都不应再享SD:一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或正在加入OECD;二是20国集团(G20)成员;三是世界银行认定的高收入国家;四是贸易进出口总额占全球商品贸易额的比重不低于0.5%。综合两份报告不难发现，美国此次就发展中国家地位认定的主要矛头直指中国。

事实上，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的质疑此起彼伏，尤其在金融危机后这一势头愈演愈烈。总结起来，可分为经济体量说、国际影响力说、技术发展说和产业政策说四种质疑。

(一)经济体量说

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中，曾连续10年经济保持近两位数的增长速度，创造了世界瞩目的经济增长奇迹，这期间中国的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也带来了世界对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的质疑。

金融危机后，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经济下行严重。美国自金融危机后，产业空洞化严重，80%以上的GDP贡献率来自金融服务等产业。欧洲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希腊等主要发达国家受到欧债危机的冲击，英国脱欧、叙利亚难民等一系列事件危及欧洲经济发展，欧元区面临重组威胁。日本作为亚洲重要的发达国家之一，但年大地震及其随后的福岛核泄漏之后，日本经济受到重创，经济发展滞缓。对比之下，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金融危机后经济发展势头依旧强劲，中国境外消费数据连创新高，“中国人钱多”的形象更加引发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的质疑。

汇丰银行年的最新报告预测，中国GDP在年将达到26万亿美元，有望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奥地利《趋势》杂志更是断言，21世纪将是中国主导的“龙的世纪”。IMF早在年就曾断言，通过购买力平价测算，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因此，美国年最新提交至WTO的分析报告中质疑，中国在过去的22年中，GDP总量增长了%，是最不发达国家的11倍，而WTO成立之初中国GDP仅是最不发达国家的5.8倍。美国质疑如此大的发展差异之下，中国仍作为发展中国家享受WTO的特殊和差别待遇是否合理。

诚然，中国近年来在经济发展中所取得成就不可否认，无论是在经济总量上还是在发展速度上，中国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但是单纯凭借经济总量来否定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过于片面。首先，发展并非仅是一个经济概念，更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维度的综合性概念。比如，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国际贸易谈判中遇到最大的困境是谈判能力的不足，而非经济体量的差异。其次，经济总量的增加，并非代表人均生活水平的提升，中国经济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仍相对突出，人均GNI水平虽然进入世界银行的高收入国家行列，但与极高收入国家仍有显著差别，并不支持中国此时放弃发展中国家地位。

(二)国际影响说

中国作为重要的新兴国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正在从规则的接受者向规则的参与者转变。随着中国不断通过上合组织峰会、G20峰会、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金砖国家(BRICS)峰会、博鳌亚洲论坛、亚洲经济论坛等国际平台提出中国的全球治理理念，尤其是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国际社会质疑中国存在经济与外交上的错位。中国当前在经济上仍自称是发展中国家，但是在外交上却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提出中国方案。

20世纪90年代前，全球治理的基本规则与国际秩序由美国等西方七国集团(G7)主导，整体规则走向以代表传统发达国家利益为基本出发点。之后，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R7国家参与世界治理的频率和深度的增加，国际治理格局正在因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参与而发生深刻的变化。仅年一年，中国共组织四大主场外交，分别是海南的博鳌亚洲论坛、青岛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北京的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及上海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借助G20峰会创新全球经济治理运行机制，发布全球首份《全球投资指导原则》;在APEC峰会中引入“互联互通”元素，倡导以APEC为基础推动亚太自贸区(FTAAP)建设，促进中国与APEC成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联互通领域的对接;中国发起并主导的“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上合组织银行和金砖开发银行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制度性平台。

然而，这些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外交举措被一些西方媒体质疑不应该是一个自称发展中国家的行为，认为中国在带动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方面已经明显超越美国。年中国就已经成为全球92个国家的第一大出口市场或第一大进口来源国，而美国仅为57个。中国在协助发展中国家及欠发达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方面表现突出，依托中非合作论坛架构实施“非洲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同时帮助欠发达国家快速进入网络时代。美国前商务部长普利茨克就曾发文质疑中国在国际社会中自称发展中国家，但是却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大作用，这是一种经济与外交的严重错位。

需要承认的是，中国在国际事务的参与度确实越来越高，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在主导国际治理，更不意味着中国就属于发达国家。中国近年来频频在国际发声，在重大的国际外交平台上提出“中国方案”，这是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事务的责任与义务。“一带一路”倡议中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理念，充分体现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及最不发达国家协同发展的态度。因此，以国际影响力质疑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是不具有说服力的。

(三)技术发展说

年中国提出打造创新型国家的发展战略，航天技术、高铁、大飞机、潜艇、探月工程等国际尖端技术的先后突破，中国被国际社会认为是具有高技术竞争力的国家，也因此再次受到国际社会关于发展中国家地位的质疑。

美国此次提交WTO的分析报告中首先对中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规模提出质疑，报告中美国分别列举了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新加坡、中国、韩国、巴西、墨西哥等20个国家年和年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数据，指出在年WTO刚成立之初，排名前五的高科技出口国分别是美国、日本、德国、新加坡和英国，当时的中国仅排名第13位。但是年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规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首位，且中国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占制造业的比重也从年的10%提升至25%，包括越南、土耳其、南非、印度和泰国等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内，高科技产品出口占总制造业出口的比重也在不断提升，而相反很多发达国家这一比重恰恰在缩小。

然而这种出口份额的变化并不真正代表技术力量的提升，而是全球化浪潮造成的结果而已。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各国，全球价值链分工进一步深化，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制造业纷纷以跨国公司的形式出口海外，享受廉价的劳动力。而中国也正是搭上了全球化的快车，承接由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转移来的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产业。就以美国的苹果公司而言，每年在中国境内的富士康公司要为苹果公司代工数以万计的手机、平板等高科技产品，最终再从中国出口至全球各地。试问，这种代工厂式的加工贸易出口是否能代表中国真正具有了高科技产品的研发设计能力了呢?显然不能!可见，美国在提交WTO的这份报告中所指的大额高技术产品出口，其中大量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为发达国家的代工产品。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逐渐减弱，跨国公司为追求更加廉价的人力成本，将加工制造业逐渐向越南、墨西哥等人力成本更为廉价的发展中国家转移，因而这些国家的出口数据也开始提升。高科技产品出口额这一数据不仅不能说明中国已步入发达国家行列，相反恰恰证明了中国的加工制造业很大规模上还处在代工阶段，进一步验证了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

美国在分析报告中还强调，年1月中国成为世界首个登上月球背面的国家，截至年2月，中国在外太空拥有的卫星总数仅次于美国，是俄罗斯的两倍，一个在太空空间技术研发取得突出成就的国家如何还能被称作发展中国家。早在中国第三次完成载人航天项目的时候，欧洲就有媒体提出“中国完成了欧洲至今尚未实现的目标，世界如何还能认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对于中国技术强国的误解在国际社会普遍存在，《科技日报》主编在一次演讲中介绍到，年他访问日本时，前文部省次官、当时的日本科技振兴机构(JST)首席研究员冲村宪树就表示，“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很快就将与美国平起平坐，甚至超越美国”。冲村宪树的观点在日本极具代表性，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大多对中国科技的发展程度存在误解，在国际上形成中国威胁论的舆论趋势。

诚然，中国近年来在高铁、特高压等部分技术发展上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技术发展也逐渐进入跟跑、并跑、领跑“三跑并存”阶段。但是，需清醒的认识到，中国的技术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仍具有相当大的差距，不少关键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比如去年闹得沸沸扬扬的“中兴芯片”事件，反映出中国在芯片产业与国际社会的差距。因此，单纯以某些领域取得的技术成就来质疑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存在以长攻短之嫌，有失偏颇。

(四)产业政策说

美国近期发起的对华“”调查，直指中国高科技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对中国产业政策提出质疑，其中一项重要的指责就是认为中国政府通过合资的要求、股权的限制和其他外商投资限制来强制或迫使美国企业进行技术转让。然而，外资企业在与中国企业合作时承诺技术转让并非是法律、政策等强制性文件规定的结果，而是企业间双方谈判的结果，正如WTO的核心准则是谈判一样，中外双方在合作过程中通过谈判达成一致的协议，在双方的协议合同中，中方愿意通过开放市场为外资企业提供订单，外资企业愿意通过转让技术争取订单，这是典型的企业谈判行为，并非是产业政策的结果。就以中国高铁技术创新为例，大量的研究已经证明中国之所以能够在短短几年之间实现高铁技术的跨越式提升，并非单纯依托大规模的技术引进。中车集团确实在年和年前后两批从法国阿尔斯通、加拿大庞巴迪、日本川崎和德国西门子大规模技术引进，但这种引进实际上带来的是管理和工艺上的提升。中国高铁在技术大规模引进前已经经历了长达十年自主研发的摸索，也拥有“蓝箭号”、“中华之星”、“中原之星”等涵盖动力集中和动力分散多种类型的高速动车组车型，这段自主探索的经历为中国高铁的技术创新储备了大量的关键技术人才，最终成为“和谐号”、“复兴号”动车组的技术研发主力。可见，技术引进只是市场环境下企业谈判、交易的正常行为，真正实现技术创新的核心是技术人才的培养与储备，单纯以此对中国提起“”调查，进而单方面提高部分领域关税是极其不合理的行为。技术引进的行为更是每个处于发展中阶段的国家或地区都曾经历的阶段，因此否认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是不合情也不合理的。

另外，难道发达国家就没有实施过产业政策吗?显然不是。19世纪工业革命初期，英国、法国、德国包括美国在内都曾靠产业政策保护来推动本国工业的发展。日本作为公认的发展型国家，二战后政府通过制定产业政策的形式，赋予某一产业以战略性意义，进而将其置于首要发展的地位，并在产业内部打造一个由政治势力、官僚势力和财阀势力组成的创新网络，通过这一网络塑造本国资本主义。再来看一直标榜自由主义的美国，从18世纪建国以来，美国的产业政策一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其推行的是一种相对隐蔽但又卓有成效的战略指引与政策集成，因而很多学者将其称作“隐形产业政策”。进入21世纪，尤其是年金融危机后，美国仍在通过包括产业技术政策和产业组织政策在内的多种产业政策扶持和引导美国经济的发展。其中最为瞩目的就是年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提出的“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年美国奥巴马政府公布了《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年特朗普政府再次发布《美国先进制造业领导战略》。在最新发布的两份文件中，明确指出了美国未来技术发展的5个战略性任务，分别是“捕获智能制造系统的未来、开发世界领先的材料和加工技术、确保通过国内生产制造得到医疗产品、保持在电子设计和制造方面的领先地位、增加粮食和农业制造业机会”。可见，产业政策并非只存在于一国的建立初期，事实上“它存在于历史和当下的时间轴，也存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空间轴，任何一个经济体都未能置身于产业政策之外”。因此，以是否存在产业政策来质疑中国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是不合情也不合理的。

显然，四种国际上盛行的质疑之声均存在片面性。既然种种质疑之声均无法提出根本性证据质疑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那么，近年来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屡遭质疑到底是因为什么?事实上这是后全球化时代，世界经济钟摆运动的反向。

3

后全球化时代钟摆运动的反向

早在年匈牙利学者卡尔?波兰尼就曾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一书中阐明，世界经济的发展并非直线型，而是一个周而往复的钟摆运动，钟摆的两端分别是释放市场和保护社会。当全球经济持续上升，各国经济运转良好时，世界经济的钟摆将向释放市场的一端摆动，各国均倾向于开放市场，国际贸易良性运转，全球深度分工合作。但是当世界经济出现衰败，大型金融危机出现时，世界经济运行的钟摆将由释放市场一端向保护社会一端回摆，此时各国经济均不同程度的出现下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趋势将有所抬头，世界各国将不再倾向于开放市场，转而启动保护社会机制，推动制造业回流，国际贸易摩擦加剧。

回顾世界发展历程，恰如波兰尼所言。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开始于年代并在年达到高峰，其逆转以年金本位的崩溃为标志。在其后三十几年的逆转期中，世界经历了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国际金融与贸易秩序彻底改变。二战以后，在美国的领导下，发达国家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这两个国际金融和贸易秩序，是支撑第二轮全球化浪潮发展的制度保证。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垮台直接导致了金融自由化，进一步消解了原来限制资本跨国界流动的因素。从那时起，全球化浪潮的发展态势进一步加快，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化，总会最终影响国际经济本身。全球化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制度性的过程，商品、资本、技术以及劳动力跨国间的自由流动，总是伴随着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大变动而发生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和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出现，使得各国大萧条以来为了保护社会而建立的许多制度，在新的环境里显得没有效率，而追求效率的努力促使各国的政策范式在20世纪70年代初，由保护社会向释放市场转变。这种释放市场力量的努力在90年代导致了全球化过程的全面发展。随着跨国公司在90年代纷纷实行大规模的离岸生产和外包，发达国家的就业开始受到较大的冲击。当发达国家享有充分就业机会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商品增加了发达国家在既定收入水平上的实际购买力，因此支持自由贸易。但是，对廉价商品的追求必然导致生产不断向拥有廉价劳动力的发展中国家转移，而生产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结果必然是发达国家工作机会的流失。当发达国家需在工作机会与廉价商品之间做选择时，必然会选择工作机会。这正是近来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重要原因。发达国家制造业工作机会流失所产生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中产阶级的崩溃与经济不平等的加剧。与此同时，“金砖四国”(巴西、俄国、印度、中国)的崛起开始对国际经济产生深远的影响。到了年初，美国重返亚太、中东乱局等迹象表明，一个以欧洲为起点的后全球化时代正在到来。

所谓的后全球化时代是全球化时代的逆转，全球化时代是指商品、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的跨国界自由流动，全球化时代意味着无论是国际经济秩序还是各国政府的政策范式都积极促进这些流动。反过来说，后全球化时代则意味着以促进自由贸易为特征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各国政府的政策范式向限制这些流动的方向转变。这种转变首先受到影响的就将是国际贸易秩序，美国等国对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的质疑并非单纯地质疑世贸组织的自我认定机制，从本质上是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一种应激性反应，是世界钟摆运动向保护社会转向的表现。

如前所述，中国当前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面对后全球化时代来自国际社会的种种质疑，中国应坚持多边贸易体制，反对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以发展的视角参与国际规则讨论，更多地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营造共同发展机遇。

（责任编辑：山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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