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11月30日

于广州中山大学

（根据录音整理，经王先生审定。一些当时因时间关系未及讲述的内容，可能在审定时予以了一定程度的补充。）

学生生活最简单，每天就做两件事，一件是做学问，一件是做人。做人，需要的是世界观，做学问，需要的是方法论。今天晚上我们讨论的这个话题，就既涉及到世界观，也涉及到方法论。

人这种动物，其行为，是由观念来支配的，例如美国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就这样说，“世界在很大程度上由观念支配。”我们今天晚上要讨论的，就是一种观念，一种大家非常熟悉的观念——历史进步的观念。

我相信在座的很多同学对当今中国的思想市场是关心的，上网，能看到各个思想流派的网站，在各种各样的思想流派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无论是左派、右派，老派、新派，洋派、土派，不管哪一派，大家都认为人类的历史在进步。如此一个相当具共识性的观念，当然它也就不再是哪一个思想流派的原则，但是反过来也可以说，既然它是共同的观念，也就是所有的思想流派的共同的原则。并且，由于此一观念的共识性太高了，以至于人们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很少有人把它作为一个严肃的学术话题来面对，来讨论。

历史真地是在进步吗？不要说拿出一个否定性结论，仅仅是把这个问题端出来，在许多人的眼中，就够异端邪说的了——你怎么居然会怀疑历史进步呢？

生物科学告诉我们：每一个生命，只是一个装满分子的皮囊。每一个自我意识的形成，来源于特定的精卵结合，你这个“我”，之所以意识到我是我，不是别人，你之所以有这个自我意识，有这个SELF，有这个EGO，只是因为你父母结合的那天晚上受孕的恰恰是你那个精子和那个卵子，如果在那三亿个精虫中是另一个精子抢到了位，那就不会有今天的你了，而且，从此永远也不会再有你了。当然，如果不是你父母结合，那就更不可能有你；而不是你祖父祖母结合，自然也就不会有你父亲；同理，你母系那边也是这个道理；如此上溯这个漫长的因果链，然后，科学告诉你，你就是这样一个小概率事件的产物，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小概率事件的产物。这说的是“生”。“活”呢，科学告诉我们，人的喜怒哀乐，都只是纯粹的化学反应现象。“死”呢，科学再告诉我们，等到火葬场烧成灰的时候，这个自我意识，这个生命，那就吹灯拔蜡，灰飞烟灭，什么都没有了，彻底结束了。

这就是科学的生命观，科学就是这样非常严肃而确凿地告诉你，你个人的生命没有意义，你到这世上走一遭，纯粹是个生物学意外，没有特殊意义。

然而科学的另一个分支，社会科学，却告诉我们，社会有意义，历史有意义，人类的历史在不断地进步而趋于完美。

人类，微观上没有意义，宏观上却有意义；个体的生命没有意义，整体的历史却有意义。大家以前想没想到这是一个多么有趣的理论现象？这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伟大的科学告诉我们的“真理”。

科学的这种观念，和中国古代哲学的观念是正好相反的。中国古代哲学，无论儒释道哪家，都认为，生命有意义，历史没有意义。可以说，整个中国哲学，就是关于生命的意义的学说。

西方哲学，从尼采开始，也有点重视生命的意义了，他提出“生命是一个应当被克服、被超越的东西”，人生的意义就是做“超人”。西洋哲学到了近代才开始有的这么一点体悟，在西方就引起了巨大思想震动。其实洋人不知道，整个中国古代哲学，儒释道、儒墨道，三千年，全是在讲这件事——生命的意义。尼采那点东西，不过是中国寺庙里老和尚教小和尚的启蒙思想而已。人生在世，成圣做贤，成佛成仙，就是要追求活得更有意义。

另一方面，中国哲学认为，历史没有意义。儒家讲礼崩乐坏，道家讲大道废有仁义，佛家讲五浊恶世，人类越来越坏，历史越来越堕落。历史没有意义。

我们今天就从思想史上的这对矛盾出发，来展开我们的讨论。关于生命有没有意义的问题，我们今天不讨论。但将来，有机会，我一定会来和大家来讨论这个话题，而且，这个话题，不是一场两场，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可以讨论清楚的，因为，说到底，这就是全部的中国古代哲学啊。咱们今天先讨论讨论历史有没有意义这个话题。

我们先回过头来看一看，认为人类的历史是在进步的，这个观念，是如何形成的。科学产生以前，一千年前，两千年前，三千年前，东方和西方的主流思想界，实际上都是持历史退步观的，大家都认为，人越来越坏，人类越来越坏，历史越来越糟糕。犹太——基督教的历史退步观，集中地体现在《圣经》的《创世纪》里。上帝造人造万物，造了人以后又后悔，因为人堕落变坏了。上帝为了挽救人类、拯救人类，便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先是洪水，后是巴别塔事件，这都是在讲人在堕落，人背离了上帝当初按照自己的形象、自己的愿望造人的初衷。而且《创世纪》里还着重讲了人如何犯原罪的。原罪，就是人类堕落的原始起点。什么是原罪？基督教解释人的原罪很简单，人类始祖不听上帝的话，这就是原罪。上帝在造了伊甸园造了亚当、夏娃以后，嘱咐他俩，这个园子里边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吃，都可以取用，唯独知识树上的果子不能吃，吃了必定死，结果他俩不听话，受了蛇的引诱，偷吃了。现在犹太——基督教对人的原罪的理解，就这么简单：人违背了上帝的意志，不听上帝的嘱托，偷吃了善恶果，就犯了原罪。

从《创世纪》的故事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犹太——基督教所持的，是历史退步观。人是不断堕落的。

咱们中国儒释道三家，持的，也都是历史退步观。儒家，最著名的故事就是在《礼记·礼运》篇里边孔子的慨叹：“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是谓小康。”显然，这是一种历史退步观。

道家的历史退步观，老子讲的最明确，“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老子说这话，实际上是以儒家为靶子的。你儒家今天讲礼，那是因为大道废了，历史退步了，你不得不讲礼了。讲礼，不是历史进步的表现，而是历史堕落的结果。所以老子还说“大道废，有仁义，国家乱，有忠臣，智慧出，有大伪。”你儒家所推行的那些仁义道德的东西，其实是历史退步的产物，当然也是历史退步的证据。讲仁义道德不是不对，只是你要知道这些东西的历史性质，这些都是随着历史的堕落而发明出来用来抵制、对抗历史下滑速度的东西。

佛教的历史退步观更明确，佛陀把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历史分成三个时段：正法时代，像法时代，末法时代。我们今天就处在末法时代，五浊恶世。

可见，古代，东西方的主流思想都是持历史退步观的，也就是说，今天的人们对于自己历史的这种乐观态度，并不是从来就有的。那么，今人关于历史在进步的强大观念是怎么来的？

我们先回过头来理一理历史进步观念形成的来龙去脉。《全球通史》有这么一个概括：17、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领袖们认为，他们生活在一个启蒙的时代。他们将过去基本上看作是一个迷信和无知的时代，认为只是到了他们的时代，人类才终于从黑暗走进光明。”就是说，人类历史进步的观念，是从欧洲启蒙运动发端的。关于这个观念，英国哲学家JohnBury做了这么一个归纳：“进步的观念是一种理论，是一种对人类过去的假设和未来的预言”。就是说，进步的观念只是一种理论，是头脑的产物。这个理论的依据是什么呢？是对人类过去历史的假设，以及对未来的预言。“假设”这个词用得好。人原来不穿衣服，现在穿衣服了，我们说这是个进步。凭什么这样说？凭什么说穿衣服就算进步，不穿衣服就是落后？没有什么凭据，纯粹假设。进步还是落后，这对概念本身只是纯粹的价值性判断，因而不可能也不需要客观凭据。假设以往的历史是一直在进步的，然后再根据对以往的假设去预言未来，认为这进步会一直持续下去。也就是说，历史进步的观念，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对过往历史的总结、归纳、假设；一部分是对未来的预言、展望。

其实，我本人更关心的，是由以上两点衍生出的第三点——行动上的追求进步。当进步的观念意识形态化到一定强度以后，群众化到一定广度以后，它会变成一种强大的思想力量，推动着人们去“追求进步”。真正兹事体大的是这个东西！真正促使我们今天拿出两小时时间来讨论这个问题的，是这个东西！如果进步的观念只是一种理论，只是一种哲学家手里把玩的东西，那么，把历史看作进步也罢，退步也罢，作为一种历史观，一种理论，一种哲学，随你说去，我们可没有兴趣跟你扯这闲片。可是如果人们把这种进步的观念装在脑子里边，作为指导行动、甚至做决策的一种意识形态指南的时候，那么，这种理论的重要性和严肃性就大大提高了，因为，它有了社会效果，甚至，它有可能为害社会。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讨论这个问题的缘由。

什么叫进步？这个定义也不好下，谁下了，也没有权威性，也不可能圆融，干脆，我们就简单地说，进步就是变好，人类的生活越来越好，就这意思。怎么个好法？其具体的历史内容，西洋思想史上有一些描述。如JohnBury说的：“人类是朝着一个确定的和理想的方向渐进，这一渐进将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作为地球上的伟大事业，普遍幸福的状况终将实现。”法国哲学家吉恩?伯丁说的：“在被荒唐地称为黄金和白银时代的那些时代里，人们过着野兽一般的生活；而后，人类从那一生活状态缓慢地达到现在盛行的人类礼仪和社会秩序。”关于为什么会有这种“缓慢”的、“无限期”的“持续”的进步，法国剧作家圣索林说：“人的创造需要修正，因此生活在最晚近期的人们必定享有更优越的幸福和更丰富的知识。”意思是说，进步来自于人的创造力，是创造力的代积辈累，导致了不断的进步。所以，JohnBury说，进步“是人类的物理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必然结果”。

综述一下这几位西洋学者的话，就是说，人这种动物，是一个聪明的动物，是一个善良的动物，是一个追求美好的动物，这是人的物理属性，由这种具有美好天性的动物所结成社会，一定是美好的，这种物理属性、社会属性，决定了人类社会在进步。很符合逻辑，对不对？

其实，要说人类天性，真正的人类天性就是我们喜欢自我陶醉的天性——我们大家都愿意对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人群，做出这样一种正面的乐观的评价，这其实是我们的心理需要。我们把这种心理需要当作理性结论了。具体说来，欧洲思想史上产生历史进步的观念，有三条历史线索。

第一条，就是古代权威的动摇，主要是古希腊权威的动摇。启蒙运动时期，从哥白尼开始，培根、笛卡尔、牛顿，在科学上的成就，很多方面否定了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的一些思想成果，人们开始飘飘然，觉得今人比古人聪明，所以，今人比古人进步。

第二条线索，可能与十四世纪欧洲那次大瘟疫有关。欧洲将近一半的人口死于那次大瘟疫，由此引起的思想震动，首当其冲的，就是人们对上帝的感情：万能的上帝，慈悲的上帝，怎么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是上帝无能，管不住这瘟神，还是这灾难根本就是上帝制造的？找不到答案呀，也不可能有答案呀，于是，干脆别想了，在精神上与上帝脱钩吧，追求世俗幸福吧。于是，有了文艺复兴，有了人本主义。人活在这个世上，吃肉肉味，吃鱼鱼味，本身就是个乐趣，根本就不需要上帝呀。跟着上帝过日子，我们还得承认我们有原罪，还得承认我们在堕落，现在多好，跟着科学过日子，世俗知识是有用的，科学发展，可以造出以前我们不能享受的好东西来。一旦精神上摆脱了与上帝的牵挂，历史在进步的感觉就来了。

第三条线索，与科学本身的内容有关系，人们在科学研究中认识到，自然法则是恒定不变的、可以认识的、可以证明的，运用科学手段而得以确立的知识体系，是具有永恒价值的，一千年以后，这个真理仍然在。比如牛顿所发明的万有引力定律，这个逻辑，这个公式放之四海而皆准，放到哪里都管用，万世以后还是它，所以，知识是可以累积的。知识越累积越多，岂不就意味着人的创造力越来越大，我们的生活岂不是就越来越好，历史不就是在进步吗？

所以，要追溯历史进步观念的成因，主要还是要从科学说起。而科学，最好从培根和笛卡尔这两个科学家说起。培根和笛卡尔，是欧洲思想史上的两个爹级人物，一个被称为是实验科学之父，一个被称为是高等数学之父。两个爹。两位在科学方法论上正好配成一对：培根重归纳，笛卡尔重演绎。培根的名言是“一切经过实验”，笛卡尔的名言，大家都知道，“我思故我在”。

当然，两个人都相信科学的真理价值，都相信人类的智慧有能力把宇宙看透，都相信人类总有一天会运用自己的智慧把宇宙的本来面目给它揭示出来，还原出来，还原到书本上。

不同的是，在培根这里，人类的智慧就是一面镜子，大自然如何构造的，这面镜子就能够如实地把它反映出来。而在笛卡尔这里，人类的智慧不是一面镜子，而是一个探测器，如果探测器本身有问题，不精确，探测出来的自然真相就不准确。这个探测器最重要的成分，就是数学。数学是人脑的产物，不是大自然的产物，人创造了数学以后，再运用这个探测器来探索这个世界，来解释这个世界。

培根讲，一切经过实验，你只要老老实实做实验，你就能够揭示自然。笛卡尔说，你必须在头脑里面先武装好数学工具，才有资格去探索自然。但二者的共同之处，是我们人类有办法来还原大自然的真相。

更重要的是，二人都认为，既然人类有能力来认识自然，人类也就有能力利用自然，而我们利用自然的过程，一定也是人类社会福利的提高过程，幸福增长的过程。历史进步观念的最早的成因，应当就是在这里。我们看培根的话：“知识的正确目的是改善人类的生活，增加人们的幸福和减轻人们的痛苦。”再看笛卡尔说的“人类依靠理性的力量，运用科学方法，不仅能够推动科学本身的发展，而且能够在道德和政治的领域造成进步。”

说完了科学家的立场，再来看人文社会学者的看法。启蒙运动时期的欧洲思想史，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哲学为科学当跟班。那个时期是科学对哲学的影响力最大的时期，所以那时的哲学家基本都会与科学“保持一致”。例如在历史进步观念上，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说：“人类的发展会在任何一个瞬间转向一个不同的进程，但是，无论转向什么进程，人类理性的本质都会确保文明的进步。”他承认人类历史有偶然性，但是人类的理性力量太强大了，无论偶然性往哪个方向偏离，理性都会给他拉回来，让它走向文明的进步。理性为什么有这个力量？美国历史学家比尔德说，技术。理性的运用必然导致技术的进步，而技术的进步必然导致历史进步：“技术中有一种内在的东西似乎可以保证技术无限地发挥作用。……技术中没有任何终极的东西。”按比尔德的观点，技术的进步没有极限，所以人类的进步也没有极限。人会不断地开发新技术，从而为自己创造新福利。

这个不难理解，技术进步当然会提高生产效率，从而增加人类的财富。以前一个人十天缝一件衣服，现在有了机器，一个人一天缝十件衣服。所以，法国哲学家阿贝·圣皮埃尔说：“科学进步已经大大增加了各种技艺和生活的便利，也增加了快乐的总量……物理科学的进步即是‘人类普遍理性’进步的组成部分，其目标就是增长我们的幸福。”知识的进步、科学的进步、理性的进步，技术的进步，会给人带来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物质产品，从而使人的幸福也跟着增长。注意，物质丰富导致幸福增长，这个命题对于历史进步主义非常关键。如果进步主义说了半天，这进步那进步，但是没有人类幸福的进步，前面所有那些进步要素都没有意义。所以，凡持历史进步主义的思想家，尤其是启蒙运动时期的科学家和社会思想家们，都认为，科学进步、技术进步、生产进步、必然导致消费的进步，而消费的进步等于幸福的提高。英国学者普里斯特利说：随着科技的进步，“包括其物质和规律的自然将更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人类将使自己在这一世界的境况让人感到更安逸和更舒适；他们很可能将延长自己在这个世界的生存时间，并且日益过得更加快乐。……因此，无论这个世界的起源是什么，其结局将是辉煌和快乐的，甚至超过我们今天的想象力所能够构想的程度。”看看这乐观精神。

关于历史进步，法国哲学家孔多塞有着经典的表述：“自然界对于人类能力的完善化并没有标志出任何限度，人类的完美性实际上乃是无限的；而且这种完美性的进步，今后是不以任何想要扼阻它的力量为转移的；除了自然界把我们投入在其中的这个地球的寿命而外，就没有别的限度。”看，他认为人类的完美性实际上是无限的，不以任何力量为转移的，只要地球不爆炸，人过得就会越来越好，我们的历史就会越来越美好。

可以把历史进步观念的形成和演化归纳成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启蒙运动时期，历史进步的观念，主要是科学家带来的，科学家们被自己的科学成就所陶醉，开始对社会问题发议论，对人类的大命运发议论。科学家们的头脑很简单——既然我们能发明出越来高明的数学工具，既然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越来越深入，而且这些认识不但可以用来理解自然，还可以用来改造自然，从而为人类造福，那我们科学家就有信心把人类的生活不断推向美好。所以关于历史进步的观念，一开始主要的是科学家们促成的。

第二个阶段，是启蒙运动结束前后，社会思想家们从科学家那里得到启示，开始对于历史进步观念展开正面研究和论述，如孔德、穆勒、马克思等等。孔德被称为是社会学之父，穆勒是大哲学家，当年严复翻译的八本书，有两本是他的，马克思大家都知道。这些社会思想家们读科学懂科学，他们从科学的发展中获取思想营养和精神动力，大家普遍相信，实际上人类社会的问题，也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来论证、来解决。同时大家还相信，人类的命运与科学的发展息息相关，科学家认为科技的发展无止境，社会思想家们自然也跟着相信科技的发展无止境；科学家们认为科技进步必然导致人类进步，社会思想家们自然也跟着相信人类会进步。

到了第三阶段，达尔文进化论起了巨大作用。达尔文和马克思基本是同时代的人，马克思出道比他早一些。马克思年写《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时候，年写《共产党宣言》的时候，达尔文还没有出道。达尔文是在60年代末发表他的《物种起源》的，那个时候，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已经发表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理论，大大强化了历史进步的观念。在第一个阶段，自然科学家们是通过科学的技术价值来推测人类历史会进步，因为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会给人类创造出更多更好的好东西来。而当人类思想史到了达尔文手里时，他的生物学证明了人的肉体也在进化，如人的脑容量在逐渐的增加。他证明了人是猴子变的，人是由低级动物进化而来的。这一点太有说服力了。在人变猴子之事实的基础上，再说人的脑容量比猴子大，这不是进化是什么？可以说，达尔文把历史进步的观念作实了。

第四阶段，就是当今的中国。为什么把当今的中国列为历史进步观念的一个阶段呢？为什么把中国的问题，把中国的现象，拿到世界思想史的大洪流里边来讲呢？因为，历史进步的观念，第一次在一个这么大的民族当中，成了一个国家一个文明中所有的思想流派的共同原则；成了一个民族从上到下、从知识界到草民的深入骨髓的观念；成为国家的思想界做学问的最重要的方法论，特别是社会科学界；甚至成了国家政治决策层做决策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这在历史上是没有过的，以前三个阶段再怎么讲，也只是停留在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只是学者们倒腾知识的现象，老百姓过日子还是按照他们的本能、常识，饿了吃，困了睡。国家的政治决策者，也只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没有在主观意念上把追求进步作为一个真实的行为动机。人类历史上，只有中国的这三十多年里，出现了这种以追求进步为动机的行为，所以把它列为一个阶段。

历史进步观念形成以后，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追溯和描述进步的线索轨迹。说历史在进步，是如何进步的呢？人们就开始为历史穿糖葫芦。比如，孔多赛，他的糖葫芦最长，上面山楂球最多，部落——游牧——农业——古希腊——科学——知识复兴——科学复兴——挣脱权威——从笛卡尔到法国大革命——未来的进步，十个山楂球。年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发表了《古代社会》一书，穿了另外一串糖葫芦，三个山楂球，比较简单，他把人类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蒙昧阶段、野蛮阶段和文明阶段。马克思主义穿了自己的糖葫芦，这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从中学就开始学的这一串糖葫芦，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后来苏联的教科书，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又插进了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中国的改革开放当中，出于意识形态上的需要，又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插了一个初级阶段。总之，我们今天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还是围绕着这串糖葫芦在做文章。

当今世界的主流知识界，当然也包括中国的主流知识界，其实也都在穿一些自己的糖葫芦，只是比较简单，一般每一根棍上有两个山楂球，比如神本——人本；迷信——科学；专制——民主等等。历史在进步，这是大家的共识，只是各家的糖葫芦不一样，或者说，糖葫芦的穿法不一样，比如说，有人认为资本主义这个山楂球应当在社会主义上边，有人说社会主义应当在资本主义上边，等等，穿法不一样，争论很激烈，但是历史进步的历史观，用来穿糖葫芦的这根棍儿，则没有争论，人人都在用。

在糖葫芦大赛中，咱们广东人康有为也凑热闹穿了一串，据乱—小康—大同。这部分我就不展开讲了，康有为这串糖葫芦的逻辑推演过程非常有意思，实际上这个糖葫芦也不是康有为发明的，而是春秋公羊学二千多年传下来的一个理论。有趣的是，今天的中国官方意识形态体系，开始“解放思想”，跳出的束缚，到春秋公羊学的糖葫芦里找理论素材了，例如，著名的“小康”，就是从春秋公羊学来的，从康有为那里来的。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这说明今天中国官方的意识形态，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在马克思主义的“五球糖葫芦”上作文章了。

而我，不关心历史是怎么进步的，我不关心山楂球，更不关心它们怎么穿，而是怀疑用来穿糖葫芦的这根棍儿本身。我的问题是，历史真是在进步吗？！

即使是在启蒙运动时期，欧洲思想界也能听到历史退步观的声音。比如说，休谟认为“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世界是永恒的，或不会堕落的。世界与世间万物都必定有幼年、青年、成年和老年。”（）休谟说了一个常识，就是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有个生老病死，都有个成住坏灭，怎么可能唯独人类反其道而行呢？这根本就是违反常识的事嘛！话虽不多，但很有力量的。

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从经济学的角度指出一个问题：现在，“人口的数量由于罪恶、灾难和对灾难的恐惧才被控制得远没有超过生存手段”，然而，终有一天，“人口数量与粮食供给之间的波动会反复出现，人类的幸福到此结束。”（）什么意思呢？你们整天讲这进步那进步，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人口增长速度一定会超过粮食的增长速度，今天之所以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一天，马尔萨斯说，是因为我们有太多的灾难，我们生不出那么多的孩子来，或者，生出来也养不活，人口的增长速度还没上来，但这一天总有一天会到来的，等这一天到来的时候，人连肚子都吃不饱，何谈幸福，何来进步？

在座的有学经济学的吗？能看出来马尔萨斯这里说的是个什么道理吗？他说的是一个均衡。由人口和粮食这两个变量的交互作用而构成的一个均衡。在马尔萨斯时代，经济学还没有发明均衡的概念，但已经开始使用均衡的思想了。下面我们讨论历史进步主义的诸多假设时，将会进一步涉及到一些类似的马尔萨斯均衡。

欧洲最大的历史退步主义者是卢梭。卢梭这个人应当说是个思想上的两栖性人物，既是个启蒙哲学家，也是一个浪漫思想家。关于启蒙与浪漫的关系，是欧洲思想史上天大的话题，作为文艺复兴运动两个并列的结果，启蒙运动和浪漫主义运动，一个强调理性，一个强调激情，卢梭就是兼于二者的这么一个两栖思想家。他明确地说，历史是退步的：“人类越是远离纯朴的原始状态，其命运就越是不幸；文明本质上是堕落的”，“人类因文明过程而丧失了自己与生俱来的原始自由，艺术和科学在束缚人类的铁链上装饰花环，使其热爱自己的被奴役状态，而后就出现美丽伪装下的真正堕落”。卢梭还指出“奢靡、放荡和奴役是对人类的‘努力野心’的报应，而我们做这些努力的目的，却是要摆脱代表永恒智慧的上帝将我们置于其中的天真与幸福。”努力野心，在我们今天的哲学术语当中叫主观能动性，在佛教里边叫攀缘心。卢梭说，本来，我们的幸福是与我们的天真相联系的，而我们的天真是与上帝相联系的，今天人类，扔掉了自己的天真，相信自己本事通天，什么都能干，这种“努力野心”这种狂妄自大，实际上就是要扔掉我们本来具有的天真和幸福。而人类越努力，越挣扎，越妄自尊大，越自命不凡，活得就越苦。

进步乎，退步乎，谁说的对？历史到底是在进步，还是在退步？这个问题如果留给理论家哲学家去争论，永远也争论不出个结论。永远有人持乐观的观点，永远有人持悲观的观点，就像美国哲学家詹姆士所说的。詹姆士写了本书叫《实用主义》，《实用主义》这本书里面说，哲学史根本就不是两种观点、两种思想、两套逻辑的历史，而是两种性格的哲学家的历史。他把哲学分为刚性哲学和柔性哲学，比如说，唯物主义，是刚性哲学；唯心主义，是柔性哲学；辩证法，是刚性哲学；二元论，是柔性哲学等等。总之，如果事情仅仅由人类自己做结论，关于进步还是退步，我们永远不会得出共识性的结论，因为这根本就不是个历史理论问题，而是个个人性格问题。

最好，是让大自然，让事实，给出结论。今天我们已经看到，马尔萨斯的模型正在变成现实，人类很快就要有粮荒了。非洲的一些贫穷国家，已经开始大批地饿死人了。不但是粮荒，还有水荒、新鲜空气荒、阳光荒等等等等，正在到来。雾霾，就是新鲜空气荒，就是阳光荒。我们今天可以用不同的变量概念，作出许许多多的类似马尔萨斯均衡的模型来，来证明人类追求幸福的道路是有极限的。而且，我们还将看到，人类追求进步的愿望和行动越激烈，灾难来得越快。

到了二十世纪，大自然开始向人类算总账！大自然开始站出来说话，为人类的历史观之争作结论。最近我看了美国副总统阿尔·戈尔作的一个非常漂亮的视频节目，另外还读了他写的一本书，题目叫《濒临失衡的地球：生态与人类精神》，讲环境问题的，讲气候变暖问题的，其中说到：“我们和地球的关系从根本上改变了……环境破坏的种种惊人图景……都是同一个深层问题的症状，而这个深层问题比人类任何时候面临的问题都来得更加广泛更加严厉。”（）孔多塞不是说人类幸福增长、人类进步是没有极限的吗？好了，现在，极限来了。联合国环境发展委员会专门做了一个报告，叫《我们共同的未来》，说：“重要的变化正发生在大气、土壤、水体和动植物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变化的速度正在超越各个科学学科的能力和我们当前进行评价和建议的能力……”（）什么叫超越能力？简单说，就是没办法。当我们看到问题的时候，我们科学界实际上已经没有办法了。垃圾已经成灾。我这里说的垃圾，包括固体垃圾，液体垃圾（废水、脏水、毒水），和气体垃圾，也就是空气污染。我们的空气污染已经不可逆转。一方面燃烧排放的二氧化硫、二氧化碳、一氧化碳、二氧化氮、烟尘、金属微粒等迅速增加，一方面森林植被的破坏使地球的自我净化能力下降，进入二十世纪，平衡打破了，排放力超过了净化力，空气污染已不可逆转。

关于液体垃圾，联合国环境署年发布的《全球环境展望》指出，“目前全球一半的河流水量大幅减少或被严重污染，世界上80个国家或占全球40%的人口严重缺水。如果这一趋势得不到遏制，今后30年内，全球55%以上的人口将面临水荒”。现在中国正在搞南水北调工程，工程非常之巨大，非常之艰难。把南水往北调，需要提升40米的水位，一级级地往上提升，非常艰难。整个的工程需要四五十年才能完成。我就在想，四五十年之后，南方还有没有水呀？世界已经开始有水荒，而中国的水荒尤其严重。我是青岛人，小时候自来水不像现在这么方便，街道上隔着半里路有个水龙头，下午四点到六点开，大家排队去挑水。水挑回家后倒在水缸里，渴了就拿着瓢到缸里舀水喝。我从小长到大，就没喝过热水。那水龙头里的生水能喝吗？太能了。那个时候青岛人吃的水，是崂山月子口水库的水，干净得很。到了80年代，崂山没水了，于是搞了“引黄济青”工程，青岛人开始喝黄河水。那水就没法喝生的了，生喝把人就喝死了。现在在黄河水也不够了，黄河也快干了。这一次南水北调，半个世纪后水调到北方以后，会再向山东送水。我们看看这些资料：“生产一吨烧碱需用水吨，生产一吨钢需用水吨，生产一吨人造纤维需用水0吨，生产一吨纸、一吨石化产品需用水～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好水越来越少，污水越来越多。“在任何时间，医院病床上的病人有一半是染上与水有关的疾病”，“88%的疾病是因饮用不洁食水导致。”这些话都是洋人说的。（WaterPartnersInternational:LearnabouttheWaterCrisis）（AllAbout:WaterandHealth,CNN,December18,7）

我们用水问题与经济增长这两个变量，是不是也可以作成一个马尔萨斯均衡啊？而且这个均衡，比粮食与人口之间的制约关系要硬性得多，对于人类的生存来说，水比粮食可重要多了。所以单讲水这一个因素，无论如何我也不相信历史在进步！

还有固体垃圾。全世界每年有上百亿吨垃圾，其实这些数字并不能给我们一个关于垃圾问题的真实概念。美国副总统戈尔形象地说：“有人把我们的社会称为‘用过就扔的社会’。这里的假定是：无限的资源将允许我们生产无限的商品供应，而垃圾场和海洋是些无底的容器，它们将允许我们倾倒滚滚无尽的废物。但是现在我们正开始被这滚滚而来的河流淹没。我们有太长的时间相信了‘眼不见心不烦’这句老话，我们现在却已经没有办法把垃圾藏在眼睛看不到心里烦不着的地方了。……美国人近年来已经卷入了各种废物处理方案各有哪些长处的辩论。倒入大海，埋在地里，烧掉它，运到别处，什么地方都好，只要不在美国。”（）有人说到垃圾焚烧。垃圾焚烧，无非是把固体垃圾变成气体垃圾而已，哪里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还有酸雨，臭氧层破坏，地球变暖，物种灭绝，森林破坏，草原退化，沙漠扩大，土壤侵蚀，耕地污染，湿地与干旱地区的破坏以及由此所造成的动物栖息地的丧失等等一些列的问题。另外还有与自然环境的破坏相联系的许许多多的社会问题，吸毒问题、艾滋病问题、道德沦丧问题、精神疾病问题、原子弹问题……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猛然爆发出来的。

我们已经从西方学术界听到了许许多多的警告。早在年全世界1名大科学家，联名发出了一个《世界科学家对人类的警告》：要防止巨大的人类灾难和我们的地球家园被不可修复性的毁坏，这个地球的使用者和管理者的行为方式必须有一个根本性改变。”“人类灭亡的丧钟声已经越来越近”这也是洋人发出的惊呼，这种声音来自地球的各个角落，包括像池田大作说的，“人类力量所创造的文明背叛了人类自己，也正被这种文明送进坟墓”，“只要人类仍然愚昧地为欲望和自私自利所俘虏，继续抱着一种幻觉，那么就永远无法挣脱人类灭绝论”。（）有同学可能会问，既然已经有了这些问题，科学家为什么还不赶快想办法解决？问题是，今天的这些环境问题、生态问题、资源枯竭问题、人类灭亡问题等等，恰恰是科学发展的产物。正如美国学者库斯勒说的，“科学给人类的裨益即将结束，而科学给人类的祸害则刚刚开开始。”如美国生态学家Berry说的，“无止境的成长、无止境的财富、无止境的权力、无止境的机械化及自动化，……迟早会带来所有人的毁灭。”“富足之日就是恶果来临之时”。

我们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因为追求进步。为了追求进步，所以要提高生活水平；为了提高生活水平，所以要发展生产；为了发展生产，所以要耗尽资源，毁尽环境。历史不但不会不断地进步，而且这种历史进步观念下对进步的追求，恰恰是这一切恶果的原因。历史进步主义，作为一种历史观，不但在实证意义上是错误的，而且，在道德意义上也是邪恶的。并且，按戈尔的说法，历史进步主义理论中，还包含着欺骗的内容：“事实是，我们的经济体制只看见某些东西，而对另一些东西视而不见。它仔细地衡量记录对于买者和卖者而言最重要的东西，如食物、衣物、制成品、工作和金钱本身的价值等。然而这种精密的计算方法常常完全忽略了那些难以用买和卖衡量的东西的价值，如新鲜的淡水，清新的空气，美丽的群山，森林中在丰茂的生物。事实上，我们现行的经济制度存在的这个问题，是导致全球环境问题的不合理决策的最主要原因。”戈尔说的很对。我们今天统计GDP，只统计那些能卖出钱来的东西。这就象军队打仗，只统计消灭敌人的数字，不统计自己的伤亡数字。我们现在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只统计生产出的好东西，不统计为生产好东西而消耗掉的好东西，更不统计为生产好东西、消费好东西而给子孙后代留下的坏东西。这种GDP统计，不是骗人吗？

如果把人类比作一群蚂蚁的话，那么，工业革命以前，我们是一群普通的蚂蚁，我们安个窝，然后出去找食，发现哪个地方有面包渣，有死昆虫，就拖到窝里来吃。工业革命，把我们由一群普通蚂蚁变成了白蚂蚁——我们现在是靠着吃我们的窝来生存，靠着吃我们的窝安于其中的这座楼来生存。工业革命，把我们的地球由一个开放系统，变成了封闭系统。我们用的好东西，是在这个地球上存着的，用一点少一点；我们用完后产生的垃圾，堆在这个地球上，越堆越多。这就是封闭系统的概念，这就是白蚂蚁的生存逻辑。历史离我们不远，中国曾经是一个农业国，我们回想一下，不要很久，退回去五十年，我们回想一下，中国的农村是没有垃圾的。我们想一想，半个世纪以前，在农村什么是垃圾？什么东西都是可以再生的。庄稼秸秆是肥料，人畜的粪便是肥料，土炕、土墙是肥料，什么东西都是可以再生的。当我们把农村拖进工业社会来的时候，农村的垃圾问题骤然间严重了。今天我们到农村去走走看看，那垃圾的场景是非常可怕的。历史的步伐走得太快了，以至于我们根本就没有想出，甚至根本就没有面对，农村垃圾问题。直到现在一些施政者仍然认为，只有城市有垃圾问题。总之，如用美国生态学家Berry说的，“以生命的源头为生存的代价，明显地是自我毁灭。”

历史出了问题，进步出了恶果，西洋学界有良心的人开始站出来疾呼，值得赞赏。但要知道，科学家也罢，副总统也罢，说得再好，可都是事后诸葛亮呀。事情发生了，看到了，才来发议论。下面我们要来看一下咱们中国古圣先贤的先见之明，看看中国文化的伟大，看看中华文明的优越。

历史出了问题，进步出了恶果，西洋学界有良心的人开始站出来疾呼，值得赞赏。但要知道，科学家也罢，副总统也罢，说得再好，可都是事后诸葛亮呀。事情发生了，看到了，才来发议论。下面我们要来看一下咱们中国古圣先贤的先见之明，看看中国文化的伟大，看看中华文明的优越。

上个世纪70年代，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和日本学者池田大佐举行了一次对话，形成了一本书，《展望二十一世纪》。在书中，汤因比说，如果世界不能统一成一个政府的话，人类一定灭亡。不光是原子弹会把人类灭亡，就是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枯竭也就会使我们灭亡。世界统一，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要统一需要有一个文化根基，需要有一个指导哲学，到哪里去找这个文化和哲学呢？汤因比认为只能到中国去找，只有中国哲学所具有的独特的思维方式，可以作为人类走向光明前景的指导哲学：“今天高度评价中国的重要性，与其说是由于中国在现代史上比较短时期中所取得的成就，毋宁说是由于认识到在这以前两千年期间所建立的功绩和中华民族一直保持下来的美德的缘故。……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式的中华民族。”另外一位美国学者，叫COBB的，也指出，“将当代中国之理性思想及想象与中国古典中最深刻之直觉结合一体，并再次以此来观照自然与社会”，“让大多数中国古典思想获得新生，此其时也！”（）洋大人们开始有人认识到，人类生存的真理，在中国人这里！

前面讲到进步的恶果时，我们人类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个下场？为什么会迅速地向灭亡奔去？现在，我们来简单地回顾一下咱们中国的古圣先贤们的智慧，就理解了。我们的老祖宗们，早就把话撂那儿了，既有预见，也有预防，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先来看中国古人对大自然是个什么态度。老子有句名言：“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我们知道，道家是主张无为的。为什么应当无为？因为大自然太和谐了，大自然太平衡了，大自然太美妙了，上苍赐给我们这个大自然中，已经包括了我们生存所需要的一切，我们感恩不尽，什么都不敢做，什么都不需要做，所以要维护大自然的自然状态，不敢为。这是道家“无为”思想的基本道理。我们来看庄子对无为思想的进一步阐发：“至乐活身，唯无为几存。天无为以之清，地无为以之宁，故两无为相合，万物皆化生。……故曰天地无为也而无不为也，人也孰能得无为哉？”（《庄子·至乐》）在无为的思想中，不是就包含着保护自然的思想了吗？不但不要以人毁天，甚至庄子说“不以人助天”，更有甚者，荀子说“圣人不求知天”。不但不要去破坏自然，不但不要去干扰自然，而且连认识自然也不应去做，老老实实地顺天敬天，把人做好、把忠臣孝子做好就行了。董仲舒说，“天道施，地道化，人道义”。（董仲舒《春秋繁露·天道施第八十二》）天地人三才，各有分工。天干什么？施。地干什么？化。人干什么？义。人把人做好了，回家把父母孝敬好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做好了，仁义礼智信做好了，就行了。我们有这样一个上苍赐给我们的大自然，我们只需要把人做好就好。

中国哲学是天人合一的哲学。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个大自然不是我们的身外之物，不是说，有一个能够认识的主体，有一个被认识的客体，主体用智慧去认识这个客体。不是这种关系。我们人类是大自然的代表，大自然的精神，通过人的精神反映出来，这就是朱子讲的“天地以生物为心”。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真的，都是活的，人对大自然的审美意识，就是我们和大自然融为一体的一个最有力的证明，我们今天所有的思想都只是大自然给我们的。如陆九渊说的，“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如王阳明说的，“心无体，以天地万物之感应为体。”如老子说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所有这些观念，这些哲学，把今天人类应当正确处理自己和自然关系的原则，早就说清楚了，早就把话撂下了。中国哲学中的环保思想，是从天人合一哲学中自然推导出来的。我们可以从中国的古圣先贤留下的话中，找到许许多多的关于保护自然的思想，例如，管子说的，“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为天下王。”

除了尊重自然、保护环境以外，中国哲学中还有配套的思想，如关于重义轻利的思想，均贫富的思想，崇尚俭朴的思想，节欲内乐的思想，等等，这些都是从天人合一的大哲学原则中引申出来的，都是有利于保护自然保护环境的——-天人是合一的，所以，人要按天理来生活；按天理生活，就必然要尊天顺天护天，就要保护自然保护环境；按天理做人，就必然要重义轻利，必然要均贫富人人平等；按天理做人，就必然要节制私欲、艰苦朴素、恬淡虚无。这些，我们都可以从中国的古圣先贤的思想中找到丰富的内容。

说到这里，我们就可以回到我们今天讲座一开始时提到的那个问题了：人活着有没有意义？答案当然是“有”啦！人生太有意义了，人生太有目的了，人生太有价值了。人生，就是要通过依天理而尽人事以达到“天地与我并生”的境界。不但人生是有意义的，死亡更是有意义的。王阳明说“知昼夜即知生死”，一语道尽生死的关系。

生命不但有意义，而且人还可通过自己的个人努力来提高和增加生命的意义，这就是修行。为此，中国古代哲学儒释道各家，都创造了一些修行法门。佛家讲戒、定、慧，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道家讲炼津化精，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儒家讲“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我们来看《礼记·乐记》里边的这段话：“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智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泆作乱之事。是故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此大乱之道也。”这段话，我建议大家把它背过。这段话等于把今天的五浊恶世早就预见了，并且早就给看透了。可惜我们不知道说这话是哪位古圣大德。他说，本来人是好静的，这个静主要是指心静，人的本心是静的，这是人的本性。一些身外之物来了，看到、听到、嗅到、摸到，心就痒痒了，就会“感于物而动”。看到好东西，就会产生欲望，就想得到，看到不好的东西，就会产生厌恶心、排斥心，“好恶形焉”。这种好恶心一起，不能自我节制，不能做到“发而皆中节”，就麻烦了。怎么麻烦了？此时你心里的天理就灭了。欲望来了，天理灭了，人心就走了神儿了。往哪儿走？追求。有好东西在那儿，就想得到，就想占有，就想享用。怎么得呢？“人化物”。人化物是什么意思？刚才讲董仲舒的时候，我们说到，物应当由什么来化？应当由地来化。天道施，地道化，人道义。由地化出我们人类生存所需要的万物来。人化物什么意思？就是制造嘛，就是今天我们走上的工业化的道路。人类一旦开始了工业革命，天理就灭了，人的欲望就走了极端了。随之就有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假冒伪劣出来了；有“淫泆作乱之事”——卖淫嫖娼出来了；“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苦怯”——战争、侵略、抢夺、车匪路霸都出来了；“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医院门口的人越来越多了，儿不养爹的越来越多了，啃老吃老的越来越多了。“此大乱之道也”！历史进步主义者说，生产的不断发展导致历史进步，而这段话则明确地指出，生产，人化物，本身就是邪恶的。何进步之有？

刚才咱们举出那些洋大人对当今世界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等的批判，那都是事后诸葛亮啊。看看这段话，这个预见性，如此细致精确，这样的先见之明，不是神仙是什么？中国的古圣先贤就是神仙啊。

中国哲学中这样的神仙话多得很，我们从《庄子》里再找一段看看。《庄子》经常讲一些寓言故事，经常拿着孔子师徒说事，但你别以为那是真事。在“天地”篇里，庄子编了这么一个寓言故事：“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愲愲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为圃者仰而视之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泆汤，其名为槔。’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子贡瞒然惭，俯而不对。”这句话不一定大家都能读懂，我来简单讲解一下。说的是，孔子的高徒子贡，出游去楚国，回来后路过晋国时，在路边看到一个老头在浇地。这老头怎么浇地法呢？老头在井壁上修了一溜台阶，然后抱着个大罐子，沿着这个台阶下到井里，来到水边上，咕嘟咕嘟灌满水，再抱着大罐子沿台阶上来，走到地里边，把水倒到地里。子贡看了后就说，老人家，你这太笨了，现在有机械呀，用一根大木头作的，名叫槔，一头大一头小，小头上吊个水桶，直接从井里汲水，一天能浇一百畦呀。我们看老头是怎么回答他的。老头说的这句话非常经典，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道理。老头讲，我听我老师说过，你只要用上了机械，人世间就开始有“机事”了，就是说，人只要用上了这些花花东西，就有花花事了，有了花花事，人就有花花肠子了，人有了花花肠子，那心就不干净了，就“纯白不备”了，心不干净，不纯白，他那心神就不安定了，心神不安定，对于修道悟道是非常有妨碍的。本来，人应当是以心载道，心一“神生不定”，就自然会“道之所不载”了。最后，老头挖苦子贡说，你说的那些奇技淫巧，那些科学技术，我不是不知道，我也不是干不了，而是“羞而不为也”！庄子用这个小故事想说个什么道理？人类只要按照这个追求奇技淫巧的方向往前走，那么，有第一步就有第二步，有第二步就有第三步，直到进入我们刚才所列举的人类世界今天的那些毁天毁地毁世道人心的境地。庄子通过这个抱大罐子老头的话，所要表达的思想，实际上就是中华文明的人类责任心。中华文明，是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的，是出于一种对全人类命运的责任心，而选择无为的，选择不搞科技、不搞生产、不追求“进步”的。中国人“落后”，不是因为愚昧，而因为智慧；不是因为野蛮，而是因为文明。我们早就预见到了追求进步所必然有的这些恶果。中国人太文明了！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解构一下历史进步主义的理论体系，看看它在逻辑上有多少漏洞。知识进步导致科学进步，科学进步导致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导致生产进步，生产进步导致消费进步，消费进步导致幸福增长——启蒙运动前后形成的历史进步的观念，其逻辑，就是这么简单。现在，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同学们，两个小时之前，在你进这个礼堂听我讲这个话题之前，你是不是也是相信这套道理，这是不是也是你脑子里关于历史进步的逻辑呀？好，多数同学都点头。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历史进步主义，作为一种哲学，它在逻辑上玩了多少猫腻，或者，我们借用洋人的一个说法，掀开地毯看看，看看历史进步主义，都把什么东西扫了进去。如果一个人说话做事，只做表面文章，或者，只说好的把坏的一面掩藏起来，洋人就有这样一句话，“掀开地毯看看，看看他都把什么东西扫了进去”。历史进步主义的屋子看上去很富丽堂皇，现在，我们要掀他的地毯了，看看里面藏着什么脏东西，它把什么东西扫了进去，也就是，看看它在逻辑上作了多少假设。

第一，资源无尽假设。我们掀开历史进步主义的地毯，刚掀开一个角，第一眼就看到了它扫进去的这个东西——资源无尽假设。历史进步主义，是建立在这个假设之上的，假设我们这个地球上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只要把资源这个变量加进历史进步主义的理论模型，模型立刻坍塌。对不对？还要再多说吗？刚才我们已经说的够多得了。我们看我们这个工业世界，看看它的运转逻辑，哪个东西不需要资源？哪种资源不是用一点少一点？我们这座大楼，用水泥、钢筋、木材盖的。水泥，是石灰石烧的，用一点少一点；这钢筋是铁矿石烧的，用一点少一点；沙子是在河道里面挖的，一粒沙子形成也许得几万年，用一点少一点。用光拉倒。我们就像一群白蚂蚁，靠着吃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楼来生活，越吃越邪乎，越吃越无节制，越吃胃口越大，我们把这叫作历史进步。

第二，垃圾场无底洞假设。历史进步的逻辑要想在理论上站得住脚，除了要假定资源无限，还必须假定：我们这个地球上真有一个能“厚德载物”、深不见底、来者不拒的垃圾洞。而且，还得假地球上设有一套自动的水净化系统，脏水废水倾倒到河里湖里海里后，能自动变回成干净水。并且，还得再假定，我们的大气层能接受无尽的废气毒气，无论有多少滚滚黑烟二氧化碳，喷上天后都能自动变成新鲜空气。试问，这世界上哪个心智正常的人会能接受这个假设。再问，世界上哪个环境科学家、垃圾处理专家敢说，人类最终会找到彻底解决垃圾问题的办法？谁心里都明白，在废物、废水、废气面前，人类唯一可能的选择就是：过一天算一天。何来历史进步？

第三，生态永恒假设。历史不断进步的说法要想能说得通，还得假定这个地球上的生态永远是平衡的，从而人类永远能活下去。可能吗？有这样的好事吗？人类在砍树的时候，伐木场感觉自己在生产，木材加工厂感觉自己在生产，家具厂感觉自己在生产，乃至卖家具的也认为自己是“实体经济”，大家都觉得这个财富是自己创造的。这不就是人类所谓生产的本质吗？一颗树长在那里，一分钱的GDP都不算，把树砍掉，来GDP了。伐木场算一遍GDP，木材加工厂算一遍GDP，家具厂算一遍GDP，最后卖家具的销售系统、商业系统还要再算一遍GDP，另外还有一系列相关的服务行业，例如银行，都会围绕着砍掉的这棵树在那里算自己的GDP。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生产幻觉、GDP幻觉、发展幻觉、进步幻觉，各种各样的幻觉下，一步步把我们的生态毁掉的。最近看新闻，说洞庭湖基本上干了，洞庭湖已经不生产鱼了。生产什么呢？羊！湖水没了，露出湖底，长出了草，现在羊在那里吃草。在这种情况下，要想维持住这个进步的幻觉，只有一个办法，作假设。假设生态是永恒的。

第四，欲望恒定假设。知识增长——科学增长——技术增长——生产增长——消费增长——幸福增长，大家能不能看出来，在这个火车式的历史进步模型中，是隐含着一个假定的，假定人的欲望是恒定不变的。如果欲望不是恒定不变的，如果消费增长不等于幸福增长，最后这个逻辑环节不成立，那么，整个模型就崩解了。对不对？好了，现在，让我恢复我的专业身份，以一个经济学者的身份跟大家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经济学的核心是价格理论，价格理论的核心是边际效用递减理论。所谓“边际效应递减”，其实就是给我们人人在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一个现象起了个学名而已。什么现象？比如说我现在口渴了，要来喝这杯茶了。我端起茶杯，喝一口，哎呀，真香，真甜啊。这第一口最香最甜最好喝，再喝第二口，就不如第一口香甜了，第三口，就更差点了，越喝越没味。经济学把这个现象，称为边际效用递减。一种商品的价格，之所以以稀为贵，以多为贱，根本上，就是由人的消费活动所具有的这个边际效用递减的性质决定的。但是，大家要注意一点，市场上物以多为贱，是有个极限的，再贱，至多贱到零，不要钱了随便拿而已，不会贱成负的，但人的消费活动的边际效用递减，那可不是以零为限的，递减，会一直减下去，越过零，成为负值的。还是以喝茶为例，我一直喝下去，到了一个临界点，喝撑了，不想喝了，这就是边际效用的零点，再喝，就是遭罪了，边际效用就是负值了。一直喝下去，累积的负值把刚才喝着愉快时的正值抵消掉，整个喝茶这件事就是坏事了。我们想一想，世间所有的消费活动，是不是都通行这个道理？你去看一部电影，第一遍最好看，第二遍就差大劲了，越看越没意思，如果有人逼着你看它一百遍，到最后是不是在遭罪啊？如果这个时候问问你，让你在一遍不看和看一百遍之间作选择，你是不是宁愿选择一遍不看啊？说到这里，在座的同学们，还有人会相信消费增长等于幸福增长吗？好了，有那脑子快的同学，现在已经有问题要问我了，只是不好意思打断我，要等到一会儿互动的时候再问。你不要等了，我现在就帮你问出来吧：王教授，你说的是一种商品的消费量的简单递增，那当然它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这个我同意，可我们说的与历史进步相关的那个消费增长，是个结构概念，是个多样性的概念，我今天一顿饭一个菜，明天一顿饭两个菜，后天一顿饭三个菜，这样持续下去，明年我一顿饭十个菜，后年一顿饭二十个菜，那我的幸福是不是就有实在的增长？我说，这个问题你最好去问慈禧太后，她每顿饭都是满汉全席，上百个菜，她一顿只能选其中三五个菜吃几口，也就是说，她每顿饭在结构上都可以是全新的，而且她这上百个菜本身在结构上也可以不断更新，那你去问问她，她的饭，吃得一顿比一顿香吗？我可以在这里确凿地断言：如果人类根本就没有办法通过改变饭的内容而让人的饭吃得一顿比一顿香，所谓消费增长能带来幸福增长，就百分之百是胡说八道。

经济学不但有一个微观经济学上的边际效用递减理论，还有一个较为宏观的幸福模型，它可以从理论上更深入地回答这个问题。这个模型是大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的，很简单，一个函数式：幸福=效用/欲望。它的意思一目了然。函数值，幸福，与我们所取得的效用（享用的消费）成正比，和我们的欲望成反比。事实是，当分子增长的时候，分母一定同时跟着增长。假定分子原来是1，分母也是1，函数值也是1。现在发展了，生产增长了，物质丰富了，小康了，吃的好穿的好了，分子变成2了，那对不起，分母马上也跟着变成2。那么，此时函数值变不变？还是1嘛。哪来的进步啊？

人的幸福能不能增长？太能了。但不是沿着消费增长拉动幸福增长这个邪恶道理去追求。有没有办法让人的饭吃得一顿比一顿香？太有了。但不是通过改变饭，而是通过改变嘴；不是通过改变消费品，而是通过改变消费者。孔颜之乐是怎么来的？修养出来的。张三丰“身中自有长生酒”一句是怎么出来的？修炼中悟得出来的。可以说，整个中国古代哲学，传统文化，就是关于幸福增长的哲学，就是关于幸福增长的文化。如何使人真地增长幸福，我建议大家去学儒释道。那里有关于幸福的真正的真理。

其实，萨缪尔森的这个模型，表达式是他发明的，思想根本就不是他的。谁的？中国人的。例如，中国人说“欲壑难填”，说的不就是分子与分母同步增长的道理嘛。再例如，中国人说“知足常乐”，说的就是，增加函数值、幸福值的根本之道，不是提高分子，而是降低分母！

如何降低分母？修行！如何修行，儒释道哪家都能教你！

第五，主体不变假设。当人们说消费增长会带来幸福增长的时候，其中其实还隐含着一个假定，假定消费者，消费主体，千万年来是不变的。如果消费主体是变动着的，那你仅从消费品的增长这一层来说事，那道理就一定是有问题的。整个社会科学，不管是经济学还是政治学，最容易犯的一个毛病，就是假定人这种动物的主体特性是不变的，今天的人和原始人都是一样的人。当我们说，我们活得比原始人幸福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以今人之身度古人之感。我们假定今人和古人一样，假定主体是不变的。我们前面提到过，启蒙运动之前，有一位法国哲学家叫吉恩·伯丁，他认为历史是进步的，为什么历史是进步的，他说，你看，古人，原始人，像野兽一样生活，而今天的人类则生活在“人类礼仪和社会秩序”当中，这不就证明历史在进步吗？我们细究一下，这个推理是不成立的。为什么？因为古人和我们的身体状态、心理状态是不一样的。你怎么知道，像野兽一样生活就不幸福呢？你怎么知道，让原始人住进我们今人的单元楼，他们不会痛苦得跳楼呢？还是庄子说的好，《庄子》“齐物论”里有这样一段话，“民湿寝，则腰疾偏死，鳅然乎哉？木处，则惴栗恂惧，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处？”说，人要是呆在烂泥塘里，时间长了一定会得病，泥鳅也会这样吗？人若睡在树上一定吓得要死，猴子也会这样吗？我们能根据人的主体条件去推断泥鳅幸福不幸福，猴子幸福不幸福吗？我们能根据我们今人的主体条件去推断原始人幸福不幸福吗？

按卢梭的观点，人类的主体情况实际上是在不断退化的，我们抵御疾病、抵御灾害的能力在下降，我们的体质在下降，我们享受生活的能力在下降，我们感觉幸福的能力在下降等等，人是在退化的。为了适应我们这种羸弱的主体条件，我们不得不改变我们的客观条件，不得不“发展”，而现在，我们却说这是进步，并且用我们的这种羸弱的主体条件去想象，古人活得比我们痛苦。这就是历史进步主义的逻辑。我记得我在十一岁的时候第一次喝大米稀饭，哎呀，当时那感觉，世间怎么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后来，我把这故事说给孩子们听，他们说，你们那代人真可怜哪。我回答说，我们不可怜，你们可怜呀！你们这代人，永远丧失了从一碗大米稀饭里边获得这么大幸福感的能力了！咱们已经不是一种人了！历史退步的一个重要证据，是人在退化。

第六，产品质量不变假设。当我们在用GDP的增长来表示历史进步的时候，逻辑中其实还隐含着一种假定，假定产品的质量是不变的。事实是，随着大机器工业生产的发展，几乎所有的产品质量都在下降。一种产品，名称还是那个名称，实际内容已远不是那个内容了。我们想一想，我们吃的、穿的、用的，我们今天谁能穿一件棉衬衫？我有一次听一位坐在路边晒太阳的老头说的一句话，很耐人寻味：发展了，肉不是肉味，鱼不是鱼味了。人工用药喂出来的鱼和大海里捕的鱼，都叫鱼，都算GDP，但那是一样的鱼吗？一只鸡的自然寿命是七到十五年，退回去三十年，我们吃的就是那种鸡，现在，用激素催出来的四十天的鸡，也叫鸡，想吃多少就有多少，这就是作为历史进步主义的重要理论证据的所谓“物质极大丰富”。一方面，这样的肉，这样的鱼，要吃多少有多少，另一面，原来的走地鸡，农家猪，大海鱼，再也吃不到一口了，这样的历史进步，不就是个主观设定的东西吗？

第七，衣食足知荣辱假设。历史进步主义的主要逻辑线索是所谓物质文明的进步，然而，如果物质越丰富人本身的道德精神状态却越来越坏，那也就不好仅仅根据物质发展而硬说历史在进步，于是便有了物质文明必然促进精神文明的假定，衣食足知荣辱假定。我们之所以在进步，就是我们的智慧不但能够使我们取得更多的物质财富，而且还能使我们的道德也跟着增长，因为人是理性的。是这么回事吗？衣食足是会知荣辱吗？这个假定成立吗？我们穷的时候卖淫嫖娼、坑蒙拐骗的多，还是我们富的时候卖淫嫖嫖娼的多、坑蒙拐骗的多？是古代的战争杀人机器厉害还是现代的战争杀人机器厉害。如果一方面物质文明在进步（刚才我们说了，如果把地毯下那些资源无限假定、垃圾场无底洞假设、生态永远平衡假设、产品质量不变假设等理论垃圾掏出来，所谓物质文明的进步也是假的。），一方面精神文明在退步，那么，哪头重哪头轻，不就是个纯粹主观判断的东西了吗？

第八，世界大同假设。在历史进步主义的地毯底下，我们还发现了它扫进去的一个重要假设，假设人类是一家人，人类的问题大家会一起来想办法解决，也就是说，假设世间所有的问题都是纯技术性问题，因而都会随着我们知识的增长、科技的增长而找到解决办法，所以我们会不断进步。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人类社会所面对着的问题，都是纯技术问题吗？

中国人有一句歇后语，“一根线上的蚂蚱，谁也跑不了”。历史进步主义者不同意这句话，他们说，一根线上的蚂蚱，怎么会谁也跑不了呢？大家讲好，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步调，就能一起跑掉啊。这就是历史进步主义者的逻辑，我假定蚂蚱社会实现了大同，假定人类社会是个大同社会，然后我历史进步的道理就成立了。

世界大同假设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更深的假设，假设人类是为了增加自己的福利而去学知识搞科技的。这个假定对吗？这是真实的人类历史吗？这是真实的人类科技史吗？人是这种动物吗？谁都知道，军事科技，才是科技进步的真正的火车头，人类是为了杀人的需要才去搞科技的，这是科技进步的主动力，福利性科技只是它的副产品。人类的历史，根本上就是一个杀伐争斗的历史，从始至今，历来如此，将来也必定如此，而历史进步主义竟能硬生生地把人类的历史假想成一个大同社会的历史，然后，在此假想的基础上，来胡编乱造历史进步的逻辑。

事实是，世界历史上，所有的社会集团，一个国家也罢，一个封建领主体系也罢，一个城邦也罢，百分之百都是根据自己本集团的利益作决策的，何曾有哪个社会组织，包括罗马教会，是以全人类的利益为着眼点的？比如我们刚才讲的马尔萨斯人口论，马尔萨斯人口论说的对不对？说得很对。从全人类的视野来看，粮食生产与人口增长间，确实存在着一种制约关系，如果有一个世界政府，它一定会把马尔萨斯人口理论，作为制订自己人口政策的依据。问题是，世界上没有这样一个世界政府啊。而单独一个国家，是不可能以马尔萨斯人口论为根据来制订自己国家的人口政策的。如果哪个国家的政府真这样做了，那这个政府就是个卖国政府，它想让本民族扛起全世界人口爆炸的责任负担来，牺牲本民族的生存利益去为人类做贡献，拿着自己本国家本民族的生存利益在世界上送人情，赚美誉，得诺贝尔和平奖。你计划生育，正好给别人腾出生存空间来。一个政府，正确的人口政策只能是：当别国的人口都在膨胀的时候，让自己的人口也跟着膨胀，这样才能维持平衡，才能不会被挤出地球。试问，马尔萨斯的“科学理论”在这种生存竞争机制面前有什么用啊？有了马尔萨斯的理论，人类就会变聪明吗？人类有更多马尔萨斯，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出更多的科学道理，就会走向和谐进步吗？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现在假如有一个物理学家写了一本书，讲原子弹核武器的危害，讲人类现在地球上积累了太多的核武器，具有了毁灭人类的能力，全人类应该团结起来，销毁核武器。这样一本书，是不是好书？太是了。观点对不对？太对了。有用没用？一点用没有。有了这样的物理学家，有了这样的书，人类会因之而变聪明吗？世界上有哪个国家会根据他的理论来制订自己的核武器政策？如果哪个国家的政府真地根据这个“普世价值”来制订自己的核武器政策，那么无疑，这是个卖国贼政府。为什么？因为一个国家的核武器政策，根本就不是个纯技术问题，而是个利益问题。关键是，在这个分裂的地球上，国与国之间的利益永远是冲突的。争斗是绝对的，和平是相对的。你作上这么一个世界大同的假定，然后，在这个假定的逻辑框架内云山雾罩地讲一通科技进步推动历史进步的理论，有什么意义呀？

第九，和平竞赛假设。在历史进步主义的地毯下，还有一个假设，和平竞赛假设，这个假设的理论角色是，作为世界大同假设的替代物——你如果不同意我历史进步主义者的世界大同假设，那至少要同意我的和平竞赛假设。这个和平竞赛假设是真说得出口的，今天的普世价值论者，制度决定论者，顶层设计论者，文明史观论者，其理论是实实在在、明明确确地建立在这个假设之上的——假设地球上的各个民族就像在同一个跑道上赛跑的运动员一样，大家一起跑，看谁跑得快，看谁聪明，看谁理性，看谁科学发达，看谁技术发达，看谁生产力发达，看谁更自由更平等更博爱。那怎么理解丛林世界的以强凌弱、侵略掠夺、奸淫烧杀的横向国际关系呢？好办，理论上很好处理：落后就要挨打。一句话，就把历史纳入了“跑”的概念，竞赛的概念。一句话，就把强盗和农夫的关系抹杀了，把黄世仁和杨白劳的关系抹杀了。

当我们理解到，历史进步主义是以和平竞赛为假设前提的，宣扬历史进步主义，实际上就是在宣扬和平竞赛史观，则我们也就理解到了历史进步主义对于中国的意识形态危害性。历史进步主义，瓦解着中华民族横向处理国际问题的意志力，使我们的骨头越来越软。“开放=先进，封闭=落后”的范式，与“落后=挨打”的逻辑结合起来，中国历史被篡改了。历史进步主义，麻醉掉了中华民族面对国际问题、认识国际问题、处理国际问题、解决国际问题的能力。它诱导着我们的民族，在意识形态上把对杀我父老、淫我妻女的国际强盗的仇恨，转化为对自己落后的自卑。你说这种理论有多可恶。

一切现实的国家难题，都被穿进了进步—倒退，先进—落后的糖葫芦。并且，这种穿糖葫芦的理论方法，渗透进了各个学术领域和思想领域，每个学科都打造了自己的糖葫芦。经济学：私有制是进步，公有制是落后；市场经济是进步，计划经济是落后；中央银行独立是进步，归国务院管是落后；等等，几串糖葫芦；法学：司法独立是进步，军队国家化是进步，党的领导是落后，等等；社会学：取消户籍是进步，保留户籍是落后，等等。这些糖葫芦怎么个穿法，哪个山楂球在上，哪个山楂球在下，盖依西洋标准，因为这些学科本身都是进口的，其权威皆在国外。所以现在在中国做学问非常简单，你不需要来具体地研究问题，而只需要在这一串串糖葫芦面前选择立场。我们看当今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半知识分子，媒体记者、为领导写讲稿的秘书一类人物，你跟他聊聊，他没有不知道的，没有不懂的。为什么他有这个本事，很简单，他就是把这几串糖葫芦的“大是大非”弄明白了。一串糖葫芦，他只要把主流早就穿好的顺序，哪个山楂球在上面，哪个山楂球在下面，搞明白了，然后选择一个立场就行了，他就成了知识分子了。穿糖葫芦，不但成了社会科学做学问的基本方法论原则，而且也成了政治家做决策的主要技巧。“解决问题”为“追求进步”所取代。知识分子，由一个智慧集团变成了一个舆论集团，它的使命，不是帮着这个社会解决问题，而是煽动着这个社会去追求进步。政治家为一件事情做决策，重要的不是把件事情搞明白，而是分清怎么做算进步，怎么做算倒退。

几年前看过凤凰卫视上的一个专题讨论，讨论中国的户籍制度。其中一位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在那里理直气壮地反复地问旁边的人一句话：“请你告诉我，这个东西为什么不能改？”问得旁边那几位还哑口无言，理屈词穷。这名大教授，居然忘了一个三岁小孩儿都知道的常识：维持现状不需要理由，改变现状才需要理由。这位教授为什么这么理直气壮？因为西方国家就没有户籍，所以，在户籍制度这串糖葫芦上，他知道中国的现行户籍制度的山楂球在下边，西洋户籍制度的山楂球在上边，这就是他理直气壮的原因。讨论半个小时，我听了半天，也没感觉到这位教授对中国户籍制度的实际复杂性有什么认识，相反，他对于美国的户籍制度倒挺了解。他是根据他的美国知识而不是中国知识来研究如何改革中国户籍的。今天中国的改革家，十之八九都是此类。要改革中国了，不是去了解认识中国，而是去了解认识美国。为什么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会持着这种荒谬的思维方式？历史进步主义作怪。中国的改革运动，不是帮助中国解决问题，而是帮助中国搞进步。搞进步，自然要有个进步的榜样，这就是美国嘛。所以，才出现了这种“为了改革中国，需要研究美国”的荒唐逻辑。我还听过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节目的主持人随口说过这么一句话：既然美国和欧洲都没有这样干，你凭什么说中国应当这么干？这种句型，大家熟悉不熟悉呀？在大学的课堂里是不是常听到？这种思维模式、这种逻辑普遍不普遍啊？

“实事求是”为“糖葫芦求是”所取代。“进步”的名相，成了最大的“所知障”。实事求是是什么意思？从实事当中找到正确的结论。现在是糖葫芦求是，只要把什么进步什么落后分清了，就什么都会干了。

历史进步主义，甚至腐蚀掉了我们心灵中某些常识性的东西，人性中天然具有的亲疏、恩仇、善恶等等，被历史进步的观念都给腐蚀掉了。历史进步主义，与“洋先进，我落后”的观念结合起来，为各类吃里扒外、背亲向疏的丑恶行为，提供了高雅的理论借口。在历史进步主义主导下的“文化进口”运动，把中国的文化主导权拱手授人。现在主导着中国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实际上并不是中国人。罗曼罗兰说，自由啊自由，有多少罪恶假你之手！今天我们要说，进步啊进步，有多少罪恶假你之手！

今天就讲到这里，大家愿意的话，可以进行互动，我很愿意来回答大家的问题。谢谢！

问题一：

王先生您好！听了您对于历史进步观的讲座，我非常感兴趣。我有两点问题。第一个是，您讲的历史进步观的表现，是科技的进步，人类对于自然的利用改造，对于自身幸福的追求；历史退步观的表现，是环境的破坏，道德沦丧，以及经济发展所造成的一些问题。也就是说，衡量历史进步或者历史退步的主要原因，包括科技、环境、人性这些方面。我想请问一下，这些因素之间是否有联系？如果我们承认历史退步观的话，是否就是直接的否定了历史的进步观呢？第二个问题是环境的恶化，道德的沦丧，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吗？据我的理解，这些问题经常出现在对我国的报道中，对于其他国家并不多见。如果是一个区域性的问题，怎样用它来解释人类历史的退步呢？谢谢。

先生答：

好，谢谢这位同学，我来回答你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历史进步主义，在整个的人类思想史上并不是主流。即使是在西方思想史上，历史进步主义成为主流历史观也是较短的一个时间段，就是在启蒙运动前后，由科学的发展衍生出的一种观念。并且，如果说启蒙运动是由科学与艺术两大要素构成的话，那么，持历史进步观的主要是科学这一块儿，艺术家们、浪漫主义思想家们，或者根本就不会去关心这个话题，或者持历史退步观。这不难理解，艺术家、浪漫主义者，一般是崇尚自然的，崇尚质朴的，崇尚田园诗的，仇恨工业化的，仇恨资本主义的。启蒙运动结束以后，促使历史进步观念进一步强化的，主要是两个人物起了作用，一个是达尔文，一个是马克思。达尔文的进化论，对历史进步观念起了很大推动作用，可以说，这是第一次，进步的观念直接进入了科学。以前，笛卡尔讲进步，培根讲进步，那都是科学家讲哲学，进步的理念本身不是科学的内容，而是科学思维的哲学衍生品，而到了达尔文，进步直接成了达尔文生物学理论的内容，而不再仅仅是科学家头脑的哲学衍生品，理解这一点很重要。而马克思则把历史进步的哲学直接改造成了“科学”，他叫社会科学，也就是他的科学社会主义。这样一来，历史进步主义，经过达尔文和马克思两个人的科学化加工，其思想力道，其传播力道，其影响力道，大大提高了。一百年前，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时候，在学术思想上，正好迎头碰上这两股思想，达尔文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而中国人在学习这两股思潮的时候，又没有像日本那样，在坚持传统的基础上学习，而是在否定自己的三千年思想史的基础上学习。这样一来，达、马二氏的历史进步主义到了中国，就等于是来到了一个思想真空之地，一下子就牢牢地站住了脚，成了占中国统治地位的历史哲学。

更重要的是，后来随着政治的变迁，历史进步主义变成了官方哲学，进而甚至变成了施政原则。本来，如果历史进步的观念来到了中国以后，也像欧洲那样仅仅是呆在大学里、书本里、课堂里，仅仅是学者们的话题，那倒没有关系，管它是进步还是退步哪。可是，当这种观念成了意识形态，进入了寻常百姓的头脑，进入了官场，进入了官员的施政原则，我们开始用这个观念来说事，甚至来办事的时候，这种哲学就成为一种有害的哲学。为什么这么说？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我请问，实事求是与进步求是，二者有没有矛盾？如果有，你选哪个？话说到这里，答案就很清楚了嘛：进步求是，是违反实事求是原则的。实事求是的“实事”两个字，包含着两层含义，一是客观的实事，二是主观的实事。客观的实事，好理解，就是客观存在着的真实事情。主观的实事，什么意思？就是，人是种什么样的动物，这个实事。你得知道，你得承认，实事求是，也包括着这个实事，人的主观条件这个实事。例如，人都是讲亲疏的，这是人的天性，你看这个世间，古今中外，哪个民族，哪个文明，哪个文化，哪个人群，不讲亲疏啊？人讲亲疏，这就是个大“实事”，要去求做一件事的“是”，是不能离开这个大实事的。可是现在我们看到，当人们不是实事求是，而是进步求是的时候，一个中国历史学者，拿着历史进步的观念，就可以吃里扒外，就可以背亲向疏，就可以去骂义和团，就可以去歌颂八国联军。历史进步主义，成了有些人吃里扒外的理论工具了。先讲人类在进步，再讲洋人最进步，更讲我们之所以挨打是因为我们落后，整个这套逻辑，成了为中国人培育民族自卑感的工具。洋人赚了便宜还卖乖，而且是我们帮着它卖乖；我们是挨了打还赚埋汰，而且是自己埋汰自己——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居然这样为本民族建造意识形态，居然这样来教育自己的青年！

这就是我们今天花这两小时来面对这个话题的重要原因。所以今天一开始，我们说，我们讨论的话题，既涉及到世界观，也涉及到方法论。这个观念不但涉及到我们做学问的方法，还涉及到我们最基本的做人的问题。

人性本来是具有分善恶的能力的，现在倒好，善恶、美丑都被进步这一个东西代替了。历史进步的观点，在中国取得了如此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政治地位和意识形态地位，以至于它取代了几千年的善恶标准和美丑标准，这使得中国人不会做人了，不会想人事了、不会说人话了。历史进步主义，把中华民族变成了一个空前浮浅的民族！

再来回答你的第二个问题。我想从两个侧面来说。第一个侧面，我想告诉你，全人类都在退步，都在堕落，不光中国，也不光第三世界国家。我在北美前后生活过七八年，我可以告诉你，你所得到的那个国际差异的印象，很大程度上是由媒体的宣传偏见为你制造的。多伦多的冬天冷得很，零下二十度，下大雪的时候，早上在马路走走看看，看到那么多乞丐（homeless）无家可归，就躺在雪地上睡觉，身体就在雪堆里面。温哥华有一条街叫Hasting，整个一条街完全被吸毒的占据。人类的堕落，是全世界的普遍的现象，不光中国。第二个侧面，我想回答你的，全人类都在退步，但是就现状比较，国际差异确实有的，这是事实，平行比较，西洋国家确实比中国的状况要好得多，这也是事实。为什么？国际剥削。中国现在自豪地自称是世界工厂，你到国外的超市看看，一大半商品是中国制造的，中国用自己的便宜劳动力，牺牲掉自己的资源、自己的环境、自己的生态，为洋人生产生活消费品。洋人拿什么来买中国的产品呢？用黄金？用白银？不是。用什么？用他自己印的纸！中国拿着自己的真实产品，却换人家印的纸。所以，人家一方面吃香喝辣，一方面山清水秀。而我们，一方面艰苦劳作，一方面垃圾成灾。在这样一种“国际合作”的逻辑下，中国一方面在消费水平上仍然是个落后国家，因为我们生产的东西都拿到国际市场上换纸去了，另一方面我们在资源消耗和垃圾积累上，比发达国家还发达国家。刚才咱们说了，国际关系史根本就不是和平竞赛的历史，一个国家可以为另一个国家生产产品，而把资源消耗，把垃圾留给自己，所以，中国富得比别人慢，而脏得比别人快。我们看，现在广州也来了雾霾了，北京的雾霾漫延到广州，仅仅用了十个月的时间，就到了这么严重程度。而这绝不是个偶然的现象，这是我们这三十多年来，充当世界工厂的必然结果。

问题二：

王教授您好，您渊博的知识和批判性的思维令我钦佩。我想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历史进步和退步的衡量标准，具体有哪些？第二个问题是进步主义的观念，能不能理解为一定程度上中西方文化产生的一种冲突。在当今开放和交流应该说是一种常态，我们应该如何在坚守本身文化的同时，学习和借鉴西方的相关经验。这是我的两个问题，谢谢！

先生答：

关于历史进步退步有没有标准，咱们一开始在词义上做了一个界定：进步就是变好，退步就是变坏。当然还可以问，什么叫好，什么叫坏？有一个最重要的，谁都不能否认的标准，就是人的幸福。

问题是，要讲幸福，那就必须还应进一步地分清，是眼前的幸福，还是长远的幸福，是我们活着的这一代人的幸福，还是包括子孙后代的幸福，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幸福，还是前人挥霍后人吃垃圾的幸福。必须把这些东西讲清楚。当然，幸福是一个很难量化的东西。我们今天可以通过考古发现，来考察我们的先人们、古人们、山顶洞人、原始人，他们的外在生活环境，但是我们永远也不知道他们内在的心理状态。而幸福，是一种内在主观感觉，仅仅从其外部生活环境是没法鉴定的。所以，你看，以幸福作为判定进步还是退步的标准，这话没错，麻烦是，幸福本身没法衡量，所以，你提的衡量标准问题，还真是个大难题。

其实我今天来，并不是要劝着大家由相信进步变为相信退步，并不是要改变大家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而是希望能改变大家的思维方式，简单说，就是类似于禅宗的教学，为大家破相。破什么相？破名相，破概念相。俗间的学问，一门一科，都离不开名相，都是用概念名相搭建起来的。这是没办法的事情。世俗学问不是禅学，不能完全“不立文字”，不能完全不用名相。关键在于，我们要知道，不能不用名相概念，并不等于什么名相概念都应当用，什么概念都是好概念。历史进步的名相，就是一个坏名相，我认为是根本就不该用的一个坏名相、坏概念。历史是在进步还是在退步？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个坏问题。人类思想史压根就不该纠缠于这个问题。

说到破名相，我想把我自己做学问在这方面的体会跟大家交流一下。一个好的学者，应当学会扮演两个角色，侦探和法官。做法官，你要能把你的道理一板一眼地、有条不紊地、有根有据地、逻辑清楚地表述出来，这里容不得半点估计、猜测、想当然。总之，说话要有“论据”。这就是所谓的“表述”，做学问，你要会表述，会写文章，会写书。如果你写的文章里净是些估计、据说、可能、也许之类词语，没有哪家杂志社愿意发表你的文章。表述，就要用逻辑，就要用概念，你不用概念别人听不明白。可是做侦探，那就可以随意联想、遐想、假想、判断、直觉，天马行空，什么思维方式都可以用。这是学术侦探的技巧，也就是所谓的“研究”。

在表述中，概念是你说话的助手，工具；而在研究中，概念名相很有可能成为你思考的障碍。你将来如果想要当大师，那就要学会思考的时候尽量能脱开名相概念。你一定要知道，你读书的时候，读到的，只是作者的表述，而不是他的研究。你要如果能通过读他的表述而把他的研究、思考过程参出来，那你就是个大师胚子了。而这个“参出来”的根本，就是透过名相看思想。那么，破相，破名相，破概念，就成了做学问的重要诀窍。而历史进步的观念，是一个最肤浅的名相，它会使你肤浅，它会妨碍你深入地做学问，必须把它破掉。而且，不但在你的思考中完全不要用这个概念，在表述里都不要用。

咱们中国教育，相当一部分的大学教授在做什么？他们把学生的思想输卵管给结扎了，使学生丧失了形成自己思想胚胎的能力，然后从主流精子库里边做一个试管婴儿，装到学生的思想子宫里。学生不知道这个思想婴儿不是自己的。我想做的，不是把学生思想子宫里边的婴儿拿出来，换上我的，而是想把学生的思想输卵管上那根结扎的绳给它割断，让学生恢复形成自己思想胚胎的能力。进步这个名相，就是你思想输卵管上诸多根结扎绳中重要的一根。我想把这根绳割断，让它不要再妨碍你的思想发展。

大家在课堂上课，有些教授可能会经常说，要当堂消化当堂消化？我不要求大家当堂消化。今天先给大家扔出这套思想，大家先把它装在脑子里，我不指望通过这一个讲座大家就全明白，全接受。不可能的，谁都不可能。你那思想输卵管上的结扎绳，不是一下子就能割断，要慢慢来。这个怀疑历史进步主义的思想，大家以前没听过，今天第一次听到，只要是第一次听到，那就对你一定有好处。为什么？只要是你以前没接触过的思想，那你第一次接触的时候，就一定对你以前的思想形成一次冲击，这种冲击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老子》讲“反者道之动”，你的思想要有发展，你的学问要有长进，一定要在反者道之动的逻辑下才能发展、长进。没有相反的东西来冲击你即有的东西，不会发展长进。

上一次我在咱们珠海校区讲《理性与灵性》的时候，有一个女同学提了个问题，她说：老师，我听你讲了以后，想起了我中学的时候，我老师给我们讲的课；他先讲牛顿大科学家，怎么伟大，讲到最后，那个老师却笑话牛顿了，说他到晚年傻了，专门研究《圣经》去了；我听了老师你讲的，怎么感觉当年我老师说的不对。我回答那个女同学说，你那位老师绝对错了，没有两个牛顿，读《圣经》和搞物理学的牛顿，是一个牛顿。牛顿之所以能成为牛顿，恰恰是因为他在灵性方面、悟性方面的能力。今天我们崇尚理性，很少讲理性之上还有个悟性，尤其是，我们不知道古人的悟性比我们高，不知道人的悟性在退化。中国的古圣先贤在教学的时候，为什么老说“不可说”“不可说”？悟性的东西，就是很难说。牛顿取得的科学成就，多大程度上靠理性，多大程度上靠悟性？谁能说得出？我们刚才说到学术法官与学术侦探的区别，说到表述与研究的关系，现在再把悟性与理性加进这个道理中来：表述靠理性，研究靠悟性。你要想成为一个好学者，开发悟性非常重要。而你要想开发自己的悟性，你最好持退步史观，持一代不如一代的历史观，因为这样你就会崇尚古人，崇尚古代智慧，并通过对古圣先贤的崇拜与古人结缘，从中汲取悟性智慧。

大道废，有仁义；悟性退，崇理性——你对人类宏观上历史退步的道理越明白，你就越知道如何使你自己在精神上进步。一定要明白，我们并不比古人聪明，综合而论，人的智力是在退化的，这个道理，我在《理性与灵性》一讲中已经讲到了。一定要明白，我们今天用来证明历史在进步的那些逻辑，纯粹是人为设定的，根本就没有什么客观证据。我们主观认定，分母不算分子算，垃圾不算产品算，破坏不算享受算，后代的利益不算当代人的利益算，等等，然后，在这些主观认定的逻辑方法的基础上，再去主观认定历史在进步。所以，说到这里，我想告诉大家，放弃历史进步主义的观念，不但对于你解放思想有好处，对于你将来实事求是地做人有好处，而且，对于你开发智力也大有好处。

问题三：

听了您的演讲，发觉您是非常赞同先人所持有的观念，好像人只要简单地活着，追求自己的幸福，不用去探索太多的东西，比如说解放生产力之类的。这一点我不是很理解。主要想问的是，刚刚说到核武器，大家都在追求一种减少或者是消灭核武器，追求一种普世的观念，但是无论谁先做出让步，而其他人不做出让步的话，那么做让步的人在利益上就要吃亏，而谁都不愿意让步吃亏，于是不断地恶性竞争下去。那么应该怎么样去打破这个循环？

先生答：

这个问题是个很有价值的问题，是目前社会科学所面对的一个大问题，它涉及到的实际上是理想与现实、应然与必然的关系问题。人类在自己的生活中，经常会碰到这样的难题：我们在理论上很容易找到做一件事情的最佳方案，理想方案，但是却很难在实践中找到实现此种理想方案的办法。很多同学可能知道经济学里著名的囚犯难题，两个囚犯都知道，理论上存在一个最优解，但，由于信息不充分，所以理论上的最优解在实践中没法落实。信息经济学的产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在信息不充分或不对称的时候，人们只能选择次优的方案。在信息经济学里还有更多的例子。你提到的核武器问题，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理论上的最优解是全人类共谋，一起销毁核器，实践中找不到办法来实现这个最优解，只好退而求其次，寻求“你有我也有”的次优解。你有我也有，谁也不敢打谁，这个次优解，当然不如你没有我也没有这个最优解。经济学从亚当斯密开始，一开始是很乐观的，市场可以实现资源最佳配置，价格能出清市场，很乐观，后来，逐渐地，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类似于囚犯难题的社会现实被揭示出来了。其实，我们今天谈到的世界大同假设，就是一个把理论与实践混为一谈的逻辑。假定人类的理性会在一切问题上实现最优解，假定人只要在理论上理解到了那个最优解，在实践中就有办法实现它。大家都是聪明人，总可以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嘛。现在你知道了，这是空想。为什么？有一个重要的事实摆在那里：人心隔肚皮！

我们来回想一下戈尔巴乔夫干的傻事。戈尔巴乔夫提出一个著名的口号：人类利益高于国家利益。这句话对不对？从理想意义上讲，非常对！人类的利益，就是高于国家利益嘛！人类有60亿，苏联人口还不到3亿，3亿人口的利益大，还是60亿人口的利益大？人类利益高于国家利益，这句话从字面上看，从理想上看，一点错没有。可是从现实来看，恰恰是这句美丽无比的话，为戈尔巴乔夫牢牢地带上了一顶“俄奸”的帽子。就是这句话，毁了他自己的国家！假如当年戈尔巴乔夫说出了这句话后，开始单方面地削减核武器，然后美国也跟着来削减核武器，你退一步我也退一步，你退两步我也退两步，最后人类共谋销毁了核武器，那戈尔巴乔夫就是人类英雄。可惜，他不知道，人天然不是这种动物啊！结果是，苏联退可一步，美国反而进一步，苏联退两步，美国进两步，最后，美国人把戈尔巴乔夫一步步逼成了俄奸！那么，这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美国人比苏联人坏啊？不是，美国人的策略完全是受社会科学的客观规律支配的。在人心隔肚皮的大前提下，当时美国所面临的问题，与那囚犯是一样的。美国人也知道，最优解是大家一起销毁核武器，但是，这必须建立在共谋的基础上，而共谋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人心隔肚皮。信息不对称。我能看见你戈尔巴乔夫是怎么说的，可我却看不见你戈尔巴乔夫是怎么想的；或者，即使我知道你戈尔巴乔夫是怎么想的，我也不知道整个苏联是怎么想的；即使我知道今天的苏联是怎么想的，我也不知道明天苏联会怎么想。我如果采取跟进销毁的积极行动，那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实现最优解，一个实现最劣解，我销毁了，人家不销毁，结果是人有我没有，这最可怕，谁也不敢冒这个险。三个解，最优解：大家都没有；次优解：人有我也有；最劣解：人有我没有。美国只能从这三个解中选一个，而真正它自己说了算的，不怕人心隔肚皮的，只有次优解。所以，它只能选择次优解。

这位同学，我可以肯定，你在提这个问题的时候，心里其实是装着我们前面讲的世界大同假定或和平竞赛假定的，你认为人类的理性总有办法商量着来，找到实现最优解的办法。不可能的！社会科学之所以有一定的科学性，就在于它不是谈理想，而是谈规律。它知道人这种动物，由其本性所决定的行为规律，在一定程度上就像物理学的规律一样，是可以把握的。所以，我建议在座的读社会科学的同学，在读你的那些学科理论的同时，多去看历史，因为历史的真实性比社会科学理论要高得多。我们看历史上的那些大人物，那些政治家，军事家，他们从来不是按理想办事，而是按规律办事。曹操打败袁绍以后，袁绍的儿子袁谭派其谋士辛毗来联系投降，说我家主公袁谭要来投降。曹操就问辛毗：袁谭来降，真也，诈也？辛毗说：明公不必问其真与诈，只论其势可耳！就是说，你不要问他心里怎么想的，这不重要，你只要看他的势力，你要觉得他势力太大，掌握不了他，那就不要接受他，如果他势力很小，构不成对你的威胁，再怎么诈也不会有什么事，你又怕他什么？

所以，当人类结成一个个人群的时候，这一个个人群，就有了各自的利益，就有了相互间的争斗。但是要注意，导致争斗产生的并非仅仅是利益分离这一个因素，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人心隔肚皮（信息不对称）。如果仅仅有人群与人群之间的利益分离，而没有人心隔肚皮这个因素，是不会有争斗的。这样说吧，假如人类突然人人都有了心灵感应能力，人人都知道人人的心里在想什么，也就是人心隔肚皮这个事没了，那么，人类的争斗就会停止。为什么？可以共谋了。所以，只要人心隔肚皮这个事实存在，人类永远解决不了核武器问题，解决不了军备竞赛问题，人们就永远只能按规律办事，而不能按理想办事。

年4月整理

讲座类：

《三千年未有之难题》

《用系统史观代替进步史观》

《中国思想史的天下主义传统》

《中国古代哲学的先见之明》

《理性与灵性》

《制度与文化》

《民族与民主》

杂文类：

《生机论》(《抢占文化制高点形成政治增长点》)

《近交远防战略归位》(《生机论》外事篇)

《孝道之光》

《中国的隐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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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推荐之二

《智慧出，有大伪》

《当“钱”字失去了金字旁》

《货币与筹码》

《移民》

《新“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

《新冠》

《大脑诚有良心实无》

论文类：

《休养生息与腐化堕落》(一)

《休养生息与腐化堕落》(二)

《休养生息与腐化堕落》(三)

《学术亡明论的哲学探赜》

《万般皆上品，唯有读书低》

《澳门人郑观应》——《盛世危言》读书札记(一)

《历史与思想史》——《盛世危言》读书札记(二)

《商与战》——《盛世危言》读书札记(三)

《抢劫与抽血》——《盛世危言》读书札记(四)

《救国与进步》——《盛世危言》读书札记(五)

《郑观应银行思想探析》

《“变法大纲”中的债务战略》

《“变法大纲”中的货币设计》

《金主币救国议》与清末圜法大讨论

《三关交征利的晚清关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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