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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歇尔·希翁MichelChion 作为世界首批影视声音理论学家之一,也是前《电影手册》评论家的米歇尔·希翁,本身也是具体音乐(musiqueconcrete)的作曲人和电影创作者。 他有关电影理论的著作包括具有先驱意义的《电影中的声音》(LaVoixaucinéma,)、《电影:声音的艺术》(Unartsonore,lecinema,)、LeComplexedeCyrano()以及对塔蒂、库布里克、塔尔科夫斯基和兰什的专著研究,还有他关于声音理论的主要作品《声音:一种盲听理论》(),在年有了英译版。他的《视听》(后浪)、《声音》(北大出版社)都有中文译本,豆瓣评价都接近9分。 为了“液态建筑”和“墨尔本国际电影节”共同举办的活动,希翁去了墨尔本,在那里他发表演讲并进行了现场视听表演,该表演收纳了他以往的作品:《呐喊》()、《安魂曲》()和《第三交响曲》() 采访 DanielFairfax 译者 刘晋余 编辑 十二辰子 一你职业生涯的特殊之处在于,你既是一位资深的艺术家又是一位电影评论家和理论学者。你如何同时分饰这两种角色? 小时候,我想成为一个作曲家,最后也实现了,但却不是我想的样子。在我的青年时代,我接受的是传统的音乐学习(包括唱名法、和声、对位法),同时练习钢琴和唱歌,还在大学学了古典文学。我曾以为我会当个法语、拉丁语和希腊语的老师,以教书为生。但当写音乐时,我发现教书会让我在体力上疲于写曲,疲于从分数中找灵感。我丢失了一些演奏或是倾听音乐时才有的感觉。伟大的作曲家一直在让自己适应这种节奏。 但通过一系列和我父亲相关的巧合,我发现我喜欢用磁带录音,那种方式能让我创作的同时既保持身体的愉悦,又能熟练使用双手,这些都是在做传统音乐的时候(传统音乐意味着我是进行持续性地创作,而非对已有材料进行组装或片断性工作)。我的父亲曾是一位工程师和自学者,他有很广博的文化内涵,而且他特别喜欢当代音乐,所以他对我的影响很大。 年轻的米歇尔·希翁 我在凡尔赛和巴黎学完音乐,又在南泰尔(巴黎十大)学习文学后,我觉得自己注定要成为一名作曲家,不是刻意以此谋生。事情是这样的:我从没靠音乐赚什么钱。在年,为了做具体音乐(当时我们叫它电声)我加入了一个由皮埃尔·舍夫勒创建的跨学科机构。舍夫勒正是电声的发明者,他对广播、电视和传媒也很积极。20世纪60年代他一直在创设一个连接公共无线网络的服务机构——delaRecherche。那是一个音乐家和创作者可以和理论学者相遇的小组织,在那这两类人不会被刻意区分。 对于舍夫勒来说(也是我赞同的一点),每个人有所专攻很重要,而留心他人在做什么同样重要,以前没人想过这些,大家觉得:“我是一个艺术家,其他人都在我的服务之下,我不需要理论……”其实反思倾听的本质很重要。所以我在这遇到了比我年长很多的舍夫勒,而且我是少部分真正对他写的音乐理论感兴趣的人。 皮埃尔·舍夫勒PierreSchaeffer 我开始做影评人也要得益于皮埃尔·舍夫勒,具体是指20世纪70年代的两次巧合事件。第一次事件是技术上的:首个业余录影带出现了。在法国当时有三个相互竞争的系统,VHS最终脱颖而出。由于这个发明,我们在家就能拷贝电影,学习它们,甚至将影音分离,然后只看无声影像,或者光听无像原声。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电影学习工具。就在同年,有人建议舍夫勒去国立电影学校IDHEC(InstitutdesHautesEtudesCinimatographiques,Paris巴黎高等电影研究学会,后来成为了LaFémis法国高等国家影像与声音职业学院)教书。舍夫勒对他们说:“不,那不是我能胜任的领域,但希翁可能会感兴趣。”所以起初,我因为和声音有关的技术经验去教授“电影声音”。 所谓技术经验来源于具体声音(musiqueconcrète)和运用录影带学习电影的可能性。它要求你必须去收集声音,记录它们,创造它们,并混合它们;而用录影带学习电影需要剪辑声音、影像,并观察和发现事物。我想把这些经历和认识成文出本书(最后它们被写成了好几本书)。接着年的时候我去见《电影手册》的人,并问他们:“你愿意出版我的书吗?” 二 当时《电影手册》的出版部是JeanNarboni在管理吗? 理论上是的,但大部分时候我都是和SergeToubiana和AlainBergala交涉。为了出版我的书,我去找了Toubiana,之前我并不认识他,然后他说:“我们在找新的评论员,你有想过写评论吗?”当时我是一个超级影迷,我之前就写过影评。但那时我已经想去拍电影了。20世纪70年代,我拍了部短片《大溺水》(LeGrandNettoyage),年又拍了另一部《艾泊妮》(Eponine)。之后,我还做了两部重要的录像音乐作品:《大地之祭》(LaMessedeTerre,)和《第三交响曲》(LaTroisièmeSymphonie),拿到墨尔本、布里斯班和奥克兰展映。 LaMessedeterre() 三 你也是那种那个时候一天去三次法国电影资料馆的狂热影迷吗? 是的,但我没有一天去三次。因为当时我还是一个南泰尔大学的学生,我们学校远在巴黎外郊。而电影资料馆在离圣拉扎尔火车站很远的夏约宫,所有我只是偶尔去,还必须换乘火车。 但是,在车站旁边,有一个影迷开的电影院——StudioAction,那里每天都放美国电影,我回家前总会去那看电影。那时我还读了很多东西,并参加了研讨班,其中的一些是电影协会举办的,这个协会是由那些真正做出流行文化的共产主义积极分子创建的。所以你可以度两周假,每天看五部电影,这是在湖边的安纳西。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我是个影迷,但开始我不和任何影迷组织有联系,直到我开始给《电影手册》写稿才开始接触其他影迷。 法国电影资料馆 四 在20世纪60到70年代,南泰尔也是一所很政治化的大学,“政治”也是当时贯穿你生活的一个要素吗? 就我个人而言,我当时在文学部,那里并不太政治化,但我知道有一些我们叫做“南泰尔之怒”(LesEnragésdeNanterre)的小团体,诸如DanielCohn-Bendit这样受欢迎的人也在里面。但我不是一个激进主义者。我也赞同一些观点但并没有政治信仰。我当时并不怎么相信革命,但我也还小。我追随事物时总保留一丝怀疑态度,因为我不是一个毛泽东主义者,我猜想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并非世界上的天堂。我更倾向托洛茨基主义者。 年4月1日,68占领事件发生后几天,南泰尔大学的学生集会 Cohn-Bendit’s的组织更推崇自由,没有那么教条。其实我都去看白癜风的医院哪里好北京专治白癜风的医院有哪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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