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与书的岛屿编者按：本期推送雅克·朗西埃的文章《巴尔扎克与书的岛屿》。书写往往被认为兼具了“沉默”与“饶舌”这两个缺陷，因而是一种低等的言语形式。而在作者看来，书写恰恰是话语的正当秩序的不规则形态：书写依靠这种不规则形态“被分配于、同时又将躯体分配于一个有序共同体之中”。书写所独有的这种不规则状态被朗西埃称为“文学性”。在政治学方面，朗西埃认为，民主实践不是一种政治制度，而是政治本身的规定，政治的本质是对自身空间进行构造，其目的在于展现“歧见”，从而使没有理由被看见的东西变得可见——民主实践在这个意义上对感性场所进行再分配，而就书写而言，“文学性”也具有对话语秩序进行再分配的效果：它是在话语中显露“歧见”的铭写。原文出自朗西埃的著作《词语的肉身》第二编“小说的神学”第1章，译者朱康、朱羽、黄锐杰。感谢译者授权保马刊载。该书系西北大学出版社“精神译丛”第一辑之一种。保马曾节选过该书第三编一章，现附上链接，欢迎读者点击回顾。空间叙事（récitsd’espace）有两种简单的类型，在这两种类型中，空间和叙事彼此和谐一致，所依据的却是两种截然相反的逻辑。存在着这样一种故事（l’histoire），其人物（personnage）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直到他找到那个他启程去追寻的地方或福祉。他可能是个国王，神明的愤怒不断迫使他偏离返回自己王国的道路；他可能是个爱恋者，在寻找他高贵的未婚妻；他可能是个冒失的青年，在城市与城市之间追逐着财富；他可能是个来自乡村的年轻人，受戏剧的幻想驱使而向城堡走去，在他最终驻足的地方，他发现了自己那些冒险之事的秘密。在这样一种叙事之中，空间被设置出来，就是为了被游历的。在每一个阶段，新的场景的安排是为了给读者带来欢喜。但每一个阶段也当然地展现了痛苦、欲念与幻想，它们拦阻着这个旅行者，让他略微多走一些弯路。这就是尤利西斯（Ulysse）、谢雷（Chéréas）、吉尔·布拉斯（GolBlas）或者威廉·麦斯特（WilhelmMeister）的故事。这些空间叙事，这些对于求取奥义之旅的叙事，被引导着走向这样一个目的地：走向那些人物所到达的地方，那里不一定有更多的财富，但绝对有丰饶的智慧。有一个[与前述人物]相反的形象存在于这样一个地方，在那里，空间是笼罩着叙事的框架，是孕育人物及人物关系的环境。背景首先被安放于一个整体的视野。然后，镜头拉近，看见由背景所召唤出的人物和他们的故事，他们思考着由作为环境的场所所确定的属性，并把它们付诸行动。这个形象可能是摩索夫（Mortsauf）夫人[1]，她就像幽谷百合出现在偷窥者一览无余的目光中。这个形象可能是[雨果的小说]《九三年》中的朱安党人（chouans），这是一群属于树篱围隔的农田的孩子，他们在农田中成长，为农田所塑形并和农田相类似。这个形象还可能是[左拉的小说]《帕斯卡医生》中的工作室，这是给科学的宁静提供的一个虚幻的避风港，它完全密闭的百叶窗徒劳地努力保护着它免于太阳的灼烧，不受热力与血统法则的支配，但这一法则却通过让这个老学者着迷于这一法则，把这个学者变成它的捕获物而获得了完成。因此，我们有两个简单的形象：游历其空间的叙事和孕育其叙事的空间。[我们有]两种虚构的叙事，进而它们适合以不同的方式去构建科学话语——譬如社会科学或历史科学——的框架。但是我对第三种类型更感兴趣。在这种叙述中，[前述]两个元素都在这其中，但它们保持着互不相干的关系，彼此面面相觑，剑拔弩张。在那里有一个关于寻找、迷途与拯救的故事，因此它带有第一种叙事类型的元素。在那里有一个叙事的框架，有一个环境，它向它的人物身上投射了城市的阴沉或乡野的粗犷这样的特性。只是，这两个项素彼此不会产生交接。[在这里，]空间不再出借自己作为人物的旅程，也不再把授予自己的特性作为人物的特性，它凝结了起来，固着在它各个点中的一个上，它仿佛越过了叙事，把叙事徒然追逐的故事的真理也固着在了这一点上。因此，就存在着一个环境的中心（unmilieudumilieu），这个中心摆脱了空间的特性。场所的真理和叙事的知识不再能够保持一致，除非力量发生了变化，而作者应通过这力量的变化坦荡地展示自身，对亚里士多德来说，这种变化构成了坏的情节（lamauvaiseintrigue），甚至是坏的作家的特征。这种空间叙事的典范是《新闻报》在年1月1日这一期上向读者提供的这种叙事的第一个片断。其作者是奥诺雷·德·巴尔扎克，标题是“乡村教士”（LeCurédevillage），第一章题名为“基督教的关怀”（?Sollicitudeschrétiennes?）。无论如何，从叙述（narrativement）上说，这件事似乎有一个良好的开端。第一句话就把我们放在了一座山岗上，这座山岗俯临着接下来的行动的剧场：这是利摩日（Limoges）主教府的屋顶花园，它俯临着维埃纳河（LaVienne）。从那里我们用全景式的目光（regard）注视（contemplons）着这个场所，它约束着故事[的发展]，并为人物提供了他们的性格。显然，第二个类型（genre）的叙事是根据艺术的法则引入的。但是，我们的全景式目光将突然发现它被并入了一个特权者的视野。这段描写向我们指出，在朝西的方向，在郊区以外的地方，有一座长满了杨树的岛屿，在日落时分，杨树的倒影把水面分成了两半，一直延伸到岸边的一座孤零零的房子。我们[的目光]随着两位教士一起走下来，到最末一层的阳台去找他，这片地方的主人，这位主教，他坐在那里，眼睛机械地盯着杨树投下的阴影的轮廓线，这条线连接着岛屿和河岸。两位教士觉得[主教]大人心神涣散。但绝非如此，叙述者告诉我们：“主教在维埃纳河的沙子里看到了全城都在寻找的谜底。”后来，在两个段落里，这座岛屿三次进入我们的目光。并且，我们已被告知，一个特权者的目光预感到了谜底，它隐藏在岛屿的沙子里。[但]谜面到底是什么呢？教士向我们讲述了与这个谜面有关的所有事情。一个被判以死刑的人在行刑前拒绝以基督徒的方式忏悔。相反，他用叫喊和淫秽的歌曲凌辱要听他告解的神父。因此，对教会来说，重要的是避免一个丑闻式的结局。为此所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去找罪犯所在村子的教士，一位默默无闻的圣人，博内（Bonnet）神父。在作出了决定之后，主教对身边的年轻秘书拉斯蒂涅（Restignac）神父重述了他的观点，向他说了这些离奇的言语：“我们谋求的忏悔的秘密无疑就埋藏在那里。”[2]年轻的神父对此给予了同样离奇的回应：“我一直这样想”，并顺便说及有一位女同谋，说她现在肯定正在镇上的某个漂亮的房子里发抖。我们不知道这个被追问的秘密是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年轻的神父和他的主人总是认为秘密就藏在那里。于是这个岛屿一下子就聚焦于对其秘密的叙述，而甚至早在我们知道问题所在之前，在我们知道他们提到的罪行是什么之前，教士们的目光已经洞悉了这个秘密。当然，随后的叙事就一点一点地向我们透露了这个案件。有一个老守财奴住在郊外孤零零的房子里，他连同他的女佣一起遭到了抢劫与杀害。罪犯很快就被找到了，因为他留下了不少犯罪形迹：现场的鞋印，埋藏起来的花园钥匙、挂在树上的衣服布片。罪犯是一个年轻的瓷器工，名叫让—弗朗索瓦·塔士隆（Jean-Fran?oisTascheron），在此之前，他的品格和操行都无可指摘，而这是博内神父教育的结果。但是塔士隆执意保持沉默，他不仅拒绝谈论他的犯罪动机，而且拒绝透露他把被杀老人的金子藏匿于何处。这般奇怪的举动让我们觉得他犯罪的动机与爱情有关，这个年轻人很可能是爱上了一个地位在他之上的人，但他又不想连累对方的声誉。在得到判决之后，他不再沉默，转而发出叫喊与淫秽之词，而这正是“基督教关怀”的事由，是博内教父被赋予使命的原因。[博内神父]这位圣明的教士成功地完成了任务：塔士隆是作为基督徒死去的，这是好的；而更好的是，他许诺那些钱将会被归还。由此整个叙事的第一部分就可以结束于它由之开始的那个环境。在主教的各层阳台上，一个美好的秋夜，另一个人物坐在最末一层的阳台上，沿着同一条轴线远望。这是利摩日的检察长，他不仅代表着神的恩宠，而且代表着人类的正义。此时，一种启示（uneillumination）在字面和形喻（figuré）两个层面上同时发生。检查官的目光惊讶地发现岛上着了火，火光照亮了他的头脑。我们曾经多么的愚蠢，他叫喊道。秘密就在那里。实际上，它的确就在那里，除此之外，当法院派的人员到达现场，他们发现，那位罪犯的弟弟和妹妹刚刚挖出藏在沙子里的钱币，但同时也在焚烧那几片包裹钱币的布，而从那些布片中也许可以辨认出谁是“这个”同谋。我们知道，在一定意义上，这一秘密是被最初的场景唤起的。不过这仅仅是在最为直接的意义上：隐藏的钱财确实就在那里。我们仍然不知道谁是那个能够证实犯罪原由的同谋。而尤其是，我们仍然不知道为何主教和他的秘书仅仅通过他们的目光就至少知道秘密在那里。我们不知道为何叙述者专横地把我们安置在秘密场所的对面，他的目光引导着我们的目光，他又将自己的目光同化于教士的目光，同化于那穿透了肉身表象的目光。而在被穿透的表象之下，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关乎灵魂的事务呢？确切说来，这座岛屿通过什么又因为什么而成为那个秘密呢？它通过什么又因为什么而不仅成为藏匿之所，而且成为故事的秘密与罪行的“灵魂”？这样我们就来到了小说的第二部分，标题是“韦萝妮克”（Véronique）。经过一番略有些艰涩的衔接，这一部分在巴尔扎克的伟大传统中作为第二种空间叙事开始了。它对利摩日底层人肮脏的住宅区的描写逐渐开始聚焦于一座摇摇欲坠的破房子，描写这栋房屋的主人，而他就和他的房屋相似。索维亚（Sauviat）是来自奥弗涅（auvergnat）的废铁商，由于变卖国家资产，他积攒了一笔财富，又把财富精心藏匿了起来。他的生活方式没有任何的改变，为了家庭的经济状况，他在已入壮年的时期和一个健壮的农民结了婚，这个农民给他生了一个女儿，[这篇小说的]叙事就将集中在他这个女儿身上：韦萝妮克，她是这个地方的灵魂与精灵，是“郊区的小圣母（vierge）”，是个以美丽与温驯著称的孩子。她的青年时代只有两个标志性事件。首先是天花损害了她的美貌，可是并没有完全摧毁。有时，这种已经隐入她的灵魂的美，会穿透肉身的包裹，照亮她的面孔。第二件事情是星期日漫步时，她在一个露天货摊上买了一本书：《保尔和维吉妮》（PauletVirginie），这本书对所有人都有教化意义，她以此向教士咨询，教士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可是叙述者告诉我们，这本极度纯洁的书要比淫秽的书更能毁坏韦萝妮克的生活。由于这本书，“覆盖在自然之上的面纱”发现它自己被粗暴地从她的眼前拉开。韦萝妮克梦想着热带，梦想着纯洁的爱。她非常喜欢凝视坐落在她窗户对面的岛屿。她用保尔和维吉妮的岛屿的名字对它重新命名，称之为“法兰西岛”。她构思了一篇小说，想象着自己被提升到了理想世界的高度，而这世界属于那个从索维亚家的窗子下经过的年轻工人。不过，这些梦想似乎回到了[现实]秩序之中。在牧师的建议下，索维亚夫妇便开始经营维吉妮[即韦萝妮克——译者注]的婚事。这个废铁商的秘密财富使他能够作出安排，将女儿嫁给陷入困境的银行家格拉斯兰（Graslin）。这是一次不太愉快的婚姻，她的丈夫丑陋、贪婪，对妻子的愿望漠不关心。于是她想法设法来获得自我安慰：聆听精神导师的读经，聚集城里最有趣的人举办沙龙，阅读各种各样虔诚的作品，特别是用这些作品对工厂工人进行道德教育。这样看来，她似乎对自己的境遇感到满意，和丈夫的关系也很亲密，她期待能和他很快有个孩子。就是在这里，韦萝妮克的故事与凶杀的故事连接在一起。在审判的时候韦萝妮克已经怀孕了，她为那个年轻人犯罪的事实与原由开脱，付出徒劳的努力想说服这位经常来她的沙龙的代理检察长，但他没有听从于她，而是请求[对那个年轻人施以]死刑并马上执行。在判决之后，韦萝妮克身染重病，备受煎熬。当然，关于“这个”女人的身份，读者早就不再有任何怀疑。读者看到下面的状况将不会感到惊奇：得救的韦萝妮克，一个孩子的母亲，很快变成了寡妇，她离开利摩日，在她丈夫购买的房产里定居了下来，那处房产所在的村子就是那位教士和那位杀人犯生活的地方。小说的最后一部分题为“踏入坟墓的韦萝妮克”（Véroniqueautombeau），它在十一年之后将我们置于另一个阳台——蒙泰涅克村的城堡的阳台。在看过绿色的牧场和肥硕的畜群这一派田园诗般的自然风光之后，在看过城堡女主人活动的成果之后，小说的叙事把我们带入到住所的内部，韦萝妮克就要在那里死去。在死之前，她做了一个公开的忏悔，向所有人讲述了这个对于读者来说已不再是秘密的秘密：这是个将随着她一起消失的秘密，即不幸的塔士隆是为了她而去做抢劫之事的，当时的情势把这件事变成了一桩罪行。自第二部分一开始，我们对此就已经有所“了解”。但究竟了解到了什么呢？我们不仅了解了这位同谋的身份，而且了解了为什么这座岛屿曾经是秘密的场所。因为这座岛屿就是韦萝妮克的岛屿，她把这座岛屿等同于《保尔和维吉妮》中的那座岛屿。如果埋藏的财宝——这是罪行的产物——是在那里被找到的，这首先是因为韦萝妮克把她的财宝、她的心都放在了那里，因为她把她的浪漫故事（roman，即小说——译者注）就限定在那里，她把她梦中的这个年轻工人——不幸的达士隆引入了这个浪漫故事。这座岛屿是“犯罪场所”，因为它已被投射入行动的空间，它已被直译为别一座岛屿：对岛屿的梦想本身就具有孤岛特性，这是理想的疾病，是青年女性的躯体对其处境的逃避。这种逃避是岛屿故事所产生的效果，对于普通的青年女性来说，岛屿故事是致命的故事，不是因为这种故事粗糙，恰恰相反，因为这种故事具有理想的单纯性。然而，这样一种叙事伦理（morale）似乎有些过于局限。它不足以证成第三种叙事的独特结构。这种叙事通过同化于教士的目光，凝视（lafixation）着这座中止了叙述（lanarration）的岛屿。人们不会停留在那里，巴尔扎克自己也没有停留在那里。一旦系列连载完成，小说就应当以一卷本的形式出现。然而出版商为这本书稿不得不等待两年多的时间。而且还是在法院执达员向巴尔扎克发出督促传票的情况下，出版商才拿到书稿。在这两年间发生了什么呢？巴尔扎克对于这篇小说的叙事作了两处重大的修订。首先，他简单颠倒了一下前两章的顺序，现在故事的开头是韦萝妮克的童年及其婚姻的故事，然后转向[与第一部分]并行的第二部分，是[塔士隆的]犯罪与[韦萝妮克作为]格拉斯兰夫人的故事。实际上，小说家发现自己面临一个两难的困境：以《基督教的关怀》作为开头部分的读者很难理解为什么他要从一个模糊的结果倒过来去探求如此转弯抹角的原因。而相反的，[以]《韦萝妮克》[作为开头部分]的读者很快就被告知了原因，因此一旦当结果出现，他几乎没有什么理由去等待它再去对原因作揭示。从原因开始，而不是从主教的目光开始，巴尔扎克这样做是在选择一种不那么不合逻辑的解决办法。但是很明显，他却由此使得该书的第三部分显得更加多余。不过，这是在第二次转换发生的时候：这一部分已变得更加多余，巴尔扎克将使之无限地延展。他当然有充足的理由这么去做。这本书名叫“乡村教士”。它被写出来，就是为了展示如何救赎它所描述的那种令人悲伤的罪过：这就是基督教，作为精神的同时也是社会的系统，基督教被实践于其一切的纯粹性之中，它截然不同于意识形态，同时也完全反对后革命世纪致命的转变。因此这本书必须确立某种东西，将教士展示在他的布道之中，伴和韦萝妮克走过她漫长的赎罪旅程。不过，这个冗长不堪的部分实际所做的不止于此。如果我们抛开第二章的方方面面，抛开礼拜日的谈话与有悔改表现的苦刑犯的故事，书的主干部分充满了与巨大的工程项目有关的故事，韦萝妮克通过这些工程来改善蒙泰涅克干旱的土地。教士观察到，水是在长满了树木的山上流失的，如果筑起堤坝，就能够截取水源，使其改道来浇灌平原。正是这些大工程，让维罗妮卡献出了她的资产，交给一个厌恶国立学校，深受圣西门观念影响的年轻工程师来管理。于是，这片干旱的休耕地变成了肥沃的牧场，这使它有了普遍繁荣的保证。显然，这是个意料之中的故事，这是一个教士在乡间工作，用上帝的言语感化乡村的故事，它遭受着另一个故事的折磨，遭受着另一个关于空间的故事的折磨，这另一个故事是一个神职人员用他的视角重新界定的故事，这个神职人员证实他并非通过言语而是通过目光来穿透表象，连接各个空间，同样也是他，在无人去寻找的地方，看到了藏匿起来的财宝。小说的第三部分正是对于这一错误做法的回应，其方法不是教授教义，而是构建另类的地形学或地理学，构建土地与水的别一种关系。这座关于梦想与罪行的岛屿逐渐占据了河流的中心位置，与之相对，巨大的灌溉网络则使土地增加了肥力。两个普通人家的孩子——一个是工人，一个是废铁商的女儿——都迷失在土地和水的关系之中，而在与这种关系相反的另一种关系中，乡下人们的生活开始变得繁荣。因此，第三部分并没有用道德去对抗邪恶，并没有用现实去反衬想象。它在地理学一词的严格意义上对比了两种地理学：即对比了书写借以被铭刻入空间的两种方式。因此，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个岛屿的故事。这座岛屿不仅是书内部的一个虚构。它也是关于总体的书的一个隐喻，是关于作为存在类型的书的一个隐喻。岛屿的空间与书的容积相互表达，界定了一个确定的世界，界定了一种确定的方式，书写以这种方式通过拆除别一个世界而创制了一个世界。为了理解这一点，我将迂回开去，讲另一个关于岛屿的故事，这个故事属于另一种文学，我们可以称之为“工人文学”。年，《一个孩子关于萨瓦的记忆》（Mémoiresd’unenfantdelaSavoie）出版了，这是克洛德·谢罗克斯（ClaudGenoux）讲述的故事，他很早之前是一名年幼的烟囱清洁工，后来做过多种行当，走遍世界，再后来他去做了一家印刷厂的续纸工。谢罗克斯在前言中告诉我们，他16岁的时候往来于里昂和马赛之间，如何因一个小事故被迫去罗讷河（Rhêne）的岛屿上住了一夜。“在那里”，他告诉我们，“在一个破旧的茅屋中，几名船员热情款待了我，我在一块搁板上发现了一本被虫子吃掉了一半的书。这部已经遗失了标题的作品，向我展示了它所包含的内容：一位来自阿维尼翁（Avignon）、名叫莱昂纳多（Léonard）的年轻人的冒险经历和他第一次获得的诗歌灵感。这本书富有作为（faits）与情感，对它的阅读带给我一个极为惬意的夜晚。第二天早上，当我不得不离开，不得不丢下这本书——这本书不属于我，他们也不同意把书出让给我，因为这本书就是这些好心人全部的藏书，——我觉得就像是和一个朋友作生离死别。”他告诉我们，此后他一直在寻找这本没有名字的书，但结果都是徒劳，除了他，所有的人都忘了这本书的存在。“哦，好吧，”他补充说，“这本书湮没不彰非但没有让我失去勇气，相反，它赐予了我力量与意志，让我用相同的文类来写这本书。我告诉自己，或许在我死后，某个勤奋的年轻人也将在一个烟雾缭绕的窝棚里的一块搁板上发现我的作品；或许他将保持着对我的作品的记忆，就像我保持着对于莱昂纳多的记忆一样。”在此之后，谢罗克斯向我们讲述了他的旅行和他的历险，这些历险多多少少都是可信的，它们引导着他与其他人一道，走向那个众所周知的书写的岛屿——鲁滨逊·克鲁索（RobinsonCrusoé）的岛屿。显而易见，这一叙事首先是一个典范的寓言故事（fable），是一个关于平凡的孩子同书相遇的故事。这一相遇具有更为典范的性质，因为这本书是独一无二的，它与其他的一切书都分离了开来，并被禁闭在一座岛屿之上。这座岛屿作为一个分离的场所，这本书作为一个孤立言语的大陆，这二者之间是相互意指（signifient）的。这个寓言故事将这一意指过程（signification）交给了自学者叙事中的这些必不可少的场景，在这里，那个平凡的孩子给我们讲述了他与书第一次相遇的故事，这种故事永远都是一样的，它偏爱露天货摊、节日阳光与港口这样的场景。所有这些关于书的岛屿故事，所有这些书—岛的故事，它们彼此太过于相似，以至于人们无法分辨它们之中的mutho?[故事]，在柏拉图的意义上，mutho?指的是关于命运的叙事。巴尔扎克讲述给我们的这个寓言故事，就属于那些关于命运的叙事，在那里，书的岛屿阻碍了生活的进程，而生活通常都是献给只属于手工劳动的作品或家务活动的。“罪”（Le?crime?）甚至不是来自贝尔纳丹·德·圣·皮埃尔（BernardindeSaintPierre）的书[《保尔与维吉妮》]所讲述的那个关于快乐岛屿的故事。它也不是来自我们平常所构想的乌托邦，那个作为梦境的乌托邦，它梦想着遥远的岛屿，在那里，一切关系都将是纯粹和透明的。恶（Lemal）来自于一般意义的书中，来自于书写的页面所构成的封闭的平行六面体，生活只要求继续它直线的进程，但这个六面体阻碍了它的道路。恶来自于这座属于言语的岛屿——这座岛屿就是书，来自于这座由言语构成的岛屿，这些言语偏离了某种语-言（langage）的用法，这是那些男女所专有的语-言，而他们正是劳动生活所等待的人。实际上，根据这样一种语-言的用法，言语产生于躯体，是一个躯体向另一个躯体演说的对象，它意味着已经被体验的状态，或者有待被执行的行为的状态。所有言语都有完全确定的起点和终点，这样它们就进入了各个躯体在它们自己的场所，用它们自己的功能所做的有序安排。当这个空间被诸个目的不确定的空间穿越、突破时，混乱就产生了：漫步的场所同时也是商品的场所，在那里，可以获得一种特殊类型的商品，可以获得这样一种言语，它们脱离了常规的流通线路，退回到书本之中，而书，根据马拉美的说法，已转化成“精神的工具”或者“灵魂小写的坟墓”。这种言语摆脱了言语在常规状态下的那种标示、命令与指认的游戏。此后，它们被某个人说出，而我们再也不知道听的人是谁了。它们构画了一个独特的空间，这一空间把自身叠加于躯体在共同体之中的展布（disposition），并重新组织了词语和事物、话语秩序和情境秩序之间的关系。在这些寓言故事中，书是在岛屿上找到的，或者是关于岛屿的，而书的魔法也是在岛屿上才得以实现的，因此这些寓言故事看起来就像是对于一个伟大寓言故事、一个起源性叙事的数量繁多的回应，它们重新分配（redistribuent）了它的元素，颠倒了它的意义。我将要讨论的这个起源性叙事，两千年来一直规范着西方关于书写的思考，这就是柏拉图在《斐德罗篇》（Phèdre）结尾的叙事，它向我们呈现了[这样一个故事]：发明者图提（Thoth）向国王塔穆斯（Thamos）夸耀他的发明——书写（l’écriture）。你已看到，国王回应说，这种手段无法使人成为学问家，而只能让人变成徒有其表的学问家与讨人厌烦的人。实际上，书写有两个缺陷。首先，它是沉默的，像一幅总是愚蠢地意指着同一个事物的画。它没有能力陪附于它所勾画的逻各斯，没有能力回应人们向它发出的质问，从而它没有能力把这个逻各斯变成生活的准则，变成一种可以在灵魂中生长的力量。其次，与第一点相反，它又是太过饶舌的。没有一个逻各斯引导着它，它没有父亲陪附着它，它到处流浪，不知道它的话应该向谁说和不应该向谁说。因此书写是沉默/饶舌的图画，是孤儿的言述，它被剥夺了赋予了它意义和正当性的声音，偏离了逻各斯由之成为生活原则的这样一个轨道。这样看来，书写不仅是一种低等的言语形式。它是话语的正当秩序的不规则形态，是这样一种方式的不规则形态：依靠这种方式，它自身被分配（distribue）于、同时它又将躯体分配于一个有序共同体之中。为了理解这种不规则形态的原则，我们必须在《斐德罗篇》中从后向前追溯，直到其先前的一个神话，一个关于蝉的神话，这一神话被用于对比两类存在者：一类是劳动者，在蝉声高唱的炎热时刻，他们来到树荫之下作午休；另一类是辩证学家，由于他们有言语的闲暇，有对言语进行现场的、无限制的交换的闲暇，因此他们就同前者分隔了开来。在此之前还有一个神话，一个关于有羽翼的马车及其坠落的神话，它真正确立了这样一种情境的划分。它将灵魂在不同情境中化身的不平等性同这些灵魂所显示的能力差异联系了起来：即灵魂是否有能力承担天国真理的视野。因此，情境的低劣显示了一种生活方式的卑下，这种生活方式脱离了看与说的真理方式。书写所独有的这种不规则形态打乱了这种等级关系，它把不协和音程引入到了共同体的交响曲之中，在柏拉图看来，这种交响曲就是三件事情之间的和谐：第一是公民的日常事务，他们的行事方式；第二是他们的存在方式或品性；最后是共同体的法规（lenom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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