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选自沃格林《政治观念史稿·卷五：宗教与现代性的兴起》（霍伟岸译，贺晴川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年修订版）第四章，原题目为《政治体间关系：维多利亚》。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古典班在年春季学期的研究生“古典文献研读课”中，将其选作研读文本。

帝国基督教解体成为多个教会和民族性的君主国，从而在这些自主单位彼此间的关系方面造成了新的问题。如果从前的制度已经丧失了代表价值，灾难就会刺激人们去寻求新的制度，藉此而让实际残存下来的文明实体能获得一种更为充分的表达。如果我们可以提早使用后来的术语，帝国基督教的时代之后就是国际主义和国际组织的时代。16世纪，那些直到今日仍然决定着西方世界众多政治分支之间关系的观念开始形成。而且，对美洲的发现和西班牙的征服，把政治体间关系的问题扩展到了全世界；结果，16世纪也变成了文明间关系中各种行为模式形成的关键时期。

埃里克·沃格林（EricVoegelin，-）

一国际主义

与基督教普世主义不同，国际主义的具体问题出现之时，正值西方文明内部的个别运动试图按照他们的形象来塑造整个西方人类。读者还记得加尔文与天主教会的对抗，以及他关于由改革后的众教会组成一个以日内瓦为中心的普遍西方联盟的观念。这个计划不可避免地具有某些潜在含义，而这些含义从现在起将成为西方国际主义之动力的普遍特征。

首先，该计划承认，创造普世的西方体制以延续过去的努力最终失败了。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尽管名义上是改革，但并不企图改革现存的普世属灵体制，而是要创建一种竞争性的普遍主义。虽然他设想这个联盟本意是要让它通过适当进程而变成唯一的基督教，但事实上它只是在一个革命只获得了部分成功的社会中，在新的、后革命的层次上实现了灵性统一的制度化。

在观念上，新的基督教继承了旧基督教的普世主义；在现实中，旧的教会制度已不复存在；因此，新基督教事实上被迫站在一种党派性的立场上。此外，分裂并不是沿着各个领土共同体的疆界发生的，而是在这些社会之中跨民族、跨社会阶层发生的。结果，西方人并没有分裂为具有宗教革命性的民族与其余未受这场运动触动的民族，相反，这场宗教运动瓦解了众多民族体，并且导致了内战。因此，新基督教不仅要与旧的教会作战，而且在民族内战中也摆开了几条战线。

一场带有普世主义诉求的运动造成了这种混战场面，从而导致了《反对暴君，为自由辩护》的问题：当邻国民众由于恪守真宗教而遭受压迫的时候，君主是否有权利和责任代表他们实施干涉？在实践中，这个问题就是：英国和德国代表法国加尔文主义者实施的干涉能否得到证成；答案是肯定的。

从这场宗教运动中第一次出现了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的观念，它可以利用其在一个西方国家的牢固势力来达到动员该国国家权力干涉别国内部事务的目的。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类似于将十字军东征颠倒过来的观念：过去西方基督教的十字军东征是在教会领导下反对异端少数派，例如反对阿尔比派教徒或胡斯派信徒，但现在这些运动已经变得如此强大，组织有序，足以在全欧洲范围内开展反向的十字军东征运动。结果，各表忠诚第一次变成了一个国际问题：一国的臣民呼吁外国干涉来反对他们自己的民族统治，而今日所谓第五纵队和卖国投敌的现象开始出现。

“第五纵队”语出西班牙内战，现指“混在内部的敌人”这时开始成形的新模式，始终是后来西方政治动力的一个恒量。它在十六世纪之后若干世纪接连爆发的伟大革命运动中一再出现，典型特征如下：（1）一个倾向于超越民族界限的灵性的革命运动兴起了；（2）在干涉与反干涉的战争中，各种传统力量重整旗鼓，从而可能导致一场反动倒退的运动；（3）暂时的稳定化（[编者按]指形成均势秩序）。随着每一次新的爆发和随后的稳定化，欧洲的政治局势变得更为复杂，因为那些相互竞争的普世主义没有一个能够最终获胜，而由冲突所引发的各种情感以及冲突之后创建的制度，都将成为这种局势的附加因素。此外，政治舞台的扩大把非欧洲的各种力量也发动起来。结果，上述模式随着接连的爆发而变得模糊不清了，稳定化的时期变得更短，而两次爆发的间隔时期也变得更短。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够在四次重大的爆发中发现足够清晰的模式。按时间顺序，它们分别是：（1）宗教改革的国际运动，以及反宗教改革的国际反动。其高潮是三十年战争。随着《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年）、《比利牛斯条约》（年）、《奥利瓦条约》（年）、《乌特勒支条约》（年）和《拉施塔特条约》（年）的签订，出现了[均势的]稳定化时期。年欧洲地图（2）法国大革命及其反动。干涉主义的高潮，出现于历次联军战争直至拿破仑的最后失败。暂时的[均势]稳定化通过维也纳会议和随后的欧洲协调而得以实现。（3）马克思主义运动及其建立的一系列国际组织，该运动在俄国确立了牢固势力；马克思主义运动通过共产国际与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实施的干涉，在年之后进行的反干涉战争，以及后来形式多样的游击战和冷战。但在这个例子中，由于一些新因素的加入，其模式被严重模糊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通过年之后的若干条约以及国际联盟而取得了短暂的[均势]稳定化——并不是由马克思主义运动造成的，而是由于欧洲内部列强紧张关系所致，而这又是由于斯拉夫人口在东欧的增长、人口膨胀导致德意志民族力量的崛起以及工业化社会的竞争状态。此外，反共产主义的反动又与另一场反共产主义运动相混合，后者爆发于下层中产阶级的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运动。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以及传统势力的国际主义，在它们自己的战斗还未到达[均势]稳定化阶段之前，又面临着第三种国际主义，结果导致了各种奇怪的结盟。最后，通过国际联盟实现的短暂的稳定化不得不在世界范围内继续发生，同时引入非欧洲的力量因素。（4）下层中产阶级、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及其干涉主义的扩张，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干涉。由于在上一点中已经指明的原因，该模式也被严重模糊化了。某种[均势]稳定化暂时实现了，但对一个超然的观察者来说，这种稳定化不乏喜剧色彩。因为两种国际主义越过暂时死掉的第三种国际主义的尸体而彼此虎视眈眈，并且把这个整体称作联合国。雅尔塔会议（年2月）

二宏伟蓝图

一旦洞察到了这种政治动力的模式，我们就会理解，为什么关于国际战争和干涉主义战争的观念——正如它们出现在《反对暴君，为自由辩护》中一样——属于政治进程的一个特定阶段。当革命力量枯竭之后，干涉主义的观念就会沉寂下来，又有一组新的观念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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