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按

英文版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大革命往事

施行恐怖政策的这两年里，谁有什么事要去革命政府，都得到杜伊勒里宫去。那是法国历代君王的旧宫，矗在塞纳河的左岸，位于罗浮宫和杜伊勒里花园之间。花园当时就和现在一样，是孩子们玩耍的乐园，到四月里栗树上就开满了花儿。穿过杜伊勒里花园，走向对面这座宫殿前院时，访者就会看出这个政府不那么自信的一些迹象来，宫殿大门口就架着两尊大炮，守着一队士兵。过了卫兵，再踏上后来叫做“皇后台阶”的阶梯，他便看到一排谈话室，里面挤满了各色人等，有忙这忙那的职员，有拿着文件去找里面大人物签字的文书，有部队军官和政客，有等着接见的承包商，还有小杂役、门房和靴子上还沾着边远外省泥巴的送信人。如果来人的事情是急事，或者本人就很有来头，他就会最终来到这列房间的最后一间，路易十四曾用它作私人办公室，再过后几年，拿破仑也作了同样的用途。

如果访客在此独处一会儿，他也许会省思下过往和现在。凭窗而望，他见到的是杜伊勒里花园或叫公园，而走到树林后面再过去，大约有半英里，便是开阔的路易十五广场，欧洲最有气势也最为讲究的广场，这也是波旁王朝末期在城市规划上取得的一点胜绩。他也许会想起来，这地方现在叫做“革命广场”——这是名副其实的，因为在这个新式广场（我们现在称其为“协和广场”）的中央地带，除了新修的香榭丽舍大街和玛德莱娜教堂尽收眼底之外，还耸立着一台王朝晚期才发明的物件——绞刑架，现在它已是新秩序的象征。

视线回到宫殿室内，访客能看到王朝最后一位国王路易十六留下的更多印迹，虽然几个月以前，国王本人已在绞刑架上人头落地。大钟上的铭文“钟匠致国王”，地上富丽堂皇的地毯，还有光亮可鉴的镜子，以及头顶上光彩熠熠的枝形吊灯都能让人感受得到昔日的皇家风范。但房间内的主要摆设却是极为实用的，一张椭圆形的大桌上面铺盖着绿色的桌布，倒和墙壁上贴着的绿色墙纸有着某种呼应，散放于桌上的几个墨水瓶和几沓纸张表明有几位人士坐在这儿办公。这就是公共安全委员会的会议桌，其中一位委员即将出来接见我们这位到访者，因此就让我们和他告别吧。

在纷乱的恐怖政策时期，也就是新生的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前两年，公共安全委员会是法兰西的实际统治者。委员会有十二位委员，从年9月到来年的7月27日，用革命的新话说，则是热月的9日，委员会里一直是这十二人。十二位委员从未同时在这绿桌子上坐全过，其中一位不久就永久性地缺席了，因为他被其他几位判处了死刑。另有几位长年驻外，有的在布列塔尼，有的在阿尔萨斯或佛兰德斯。但是人们都能感觉得到他们的存在，经常有他们的急件寄来，还有大量的信件，这些都是留在巴黎的人不得不处理的。而那些坐在绿房间里的人里面，虽然没选出主席，也没人自称为首席，但是出了这个门，人们都知道他们当中最有影响力的是罗伯斯庇尔。

委员会任何时间都在运转、办公，但是真正的会议都是在夜里闭门开的。没人准确知道这些秘密会议是怎么开的。今天有兴趣的人们能读到委员会签发的大号字体印刷文件，各种法令、声明和命令，以及建议和指示的信函，数量达到几千份。但没有人可以说清楚在决议形成之前，绿桌子上发生过什么。历史没有留下任何相关证据，除了由于政治目的，当代流传的一些讽刺笑话，和失检的言行、大量的谣言，以及两三位幸存者几年之后写下的一些回忆录。可以确定的是，会上的争论相当热闹，十二委员们有着太多秘密。他们相互争吵辩驳，有时在政策上意见相左得厉害，精疲力尽时大家都容易着急上火，心里面却一直燃烧着革命的激情。就个人气质而言，他们几乎都是独裁者，嫉妒心强，脾气暴躁。但快到末了时，他们终于放下个人异见，可以像一个人一样去行动。

公共安全委员们治下的法国在大革命的激浪里度过了第五个年头。国民公会声称拥有最高权力，但是全国半数地区却不予承认。西部、南部在内战的枪炮声里社会陷入崩溃，在革命的早期，也应该是更理智的时期，所定下的方案都已失败。偏远地区的当地政府不再听命于中央政府，它们成为各地独立和叛乱的中心。各种政治俱乐部和革命委员会都乘势而起，发号施令。巴黎陷入骚乱当中。街头演说家、煽动家，政府和反政府的密探，以及各种各样的激进分子和反革命势力，都在街头游荡。军队里的逃兵、假扮的牧师、可疑的外国人和狂热的爱国者、自封的民族救星挤搡在了一起。边界上，英国、荷兰、西班牙、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军队正在挤入法国境内。港口事实上已经被英国海军封锁了。战场之外，整个欧洲都视革命为仇雠，煽动仇恨的包括法国的流亡者，各国的保守派们，他们害怕得快歇斯底里了，教皇和整个天主教会的教士们，还有俄国的叶卡捷琳娜二世，这位即将拱墓的老妇人虽然不发一卒，却极力促成了反法联军。

国内陷入无政府状态，国外有外敌入侵。一个国家会被外来的压力压垮，也会被内部的张力所分裂瓦解。革命正在高潮。战争。通胀。饥饿。恐惧。仇恨。使坏。无限的光明。崇高的理想。但有一个可怕的现实，现在掌握权力的人们也知道，如果失败，他们就是弑君者，就会下大狱判死罪。所以一方面，他们心里怀着恐惧，害怕革命的成果终会失去；另一方面，他们又信念坚定，如果得胜，他们就能将自由、平等、博爱带到全世界。

这就是十二位委员来绿房间掌权时的形势。那么十二委员他们是谁？

整体来说，他们还真不是什么特别出色的人物，在前朝里只能说是十二个相当典型的臣民，他们只是被一场任何人都无法控制的时代剧变席卷到了显耀位置。当他们隔着绿桌怒目相视时，他们应该有时会思忖下将他们聚到一处的时局。他们的地位很神奇，之前没有哪个聪明人能够预想得到。这十二人之前不久彼此还是陌生人，散居于法国各地，政治前途光景黯淡，从政经历基本为无，每个人都在理所当然地拘缚在各自职业的无聊日常当中，所有人都对那位“好王路易”忠心耿耿，虽然现在他的无头尸体已在墓地里腐烂。

看到法国的统治落入一群“下层人”手中，贵族的欧洲惊骇不已。在他们开始大冒险之前的和平年代里，他们是谁，当时又在从事什么职业呢？

在阿拉斯，多佛海峡的附近，那里在革命爆发前有一位律师，三十来岁，名叫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他是一位能干的律师，为人正直，受人尊敬。他的案子大多数之所以都能赢下来，有部分原因是因为他愿意为明显遭受不公的受害者做辩护。罗伯斯庇尔坚定地信奉社会进步和理性的胜利，他曾经有过一位客户因为架设不敬神如避雷针一样的物件惹下官司，在赢下那件官司时，他充分证明了自己的信念。罗伯斯庇尔在巴黎待过，他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大学时光，接受了当时法国能够提供的最好教育。跟很多人一样，他也不满于现状，尽管他自己的机会从未减少过。

自从少年时起，罗伯斯庇尔的家庭生活就处在不安之中，但有两个姑姑抚养长大，他还是能够上学读书。最后，他成为了一个极为严肃而又落落寡合的人。他的姐姐告诉我们，他的脸上总是挂着微笑，但是从未开怀大笑过。他基本不沾酒，未婚、童男一个，有点像清教徒。经常沉思让他极为心不在焉。在大街上走路认不出对面是谁，为他赢得了高傲的名声。和众人一起时，如果交谈变得东拉西扯，他的思想就会走神。他的内心执着于一个幻象，在他看来，恶能够轻易地改正过来，必将会有一个没有残忍没有歧视的世界。他是如此人道，乃至反对死刑；他永远同情受压迫者；他对平等的信念是严肃而又深刻的。

自诩真理在手、内向型人格的缺点，罗伯斯庇尔都有。别人与他意见不同，他就会直接视为错误，遇到这种情况，他要么回守自己的想法，要么就怀疑别人意见背后的动机。他很善于以自私的利益来指控别人，而在这一点上，他觉得他自己是无可指摘的。一个没有他参加的统一行动，于他而言就是阴谋。他有审判者的优点，也有审判者的缺点。他爱人类，却无法以同情的眼光去理解自己邻居的想法。

阿拉斯有一个文学社，成员们除了给彼此朗诵演说词和颂歌之外，还常常讨论一些公共问题。他们的讨论往往停留于纸面，比较抽象，原因在于这些人在君主专制体制之下，从未有过什么实际事务经验。这样的文学社在当时的法国遍地开花。未来的革命者们将用实际行动来具体阐释这些文学之士的情感和理想所系，但是在议会建设方面却无所资鉴。罗伯斯庇尔在阿拉斯是一位积极分子。他在俱乐部里面认识了一位军官，是驻扎当地的工程兵上尉。他们的相识在当时只是偶然事件，但是几年之后，这两位将要在公共安全委员会里成为同僚。

这位军官名叫拉扎尔·卡诺，后来被称为“组织胜利的人”。他是勃艮第人，但是长年都在各地军营岗位上奔波。他跟罗伯斯庇尔还真是有很多共同之处。平常他也是一副不苟言笑的样子，对于朋友之外的其他人，他则是相当冷漠。与朋友在一起时，他也会恍惚，沉浸在自己的问题里。业余时间里，他把自己全身心地放在了数学研究上，在此领域，他也就是比天才差点儿。他写过几本深奥的书籍，著名的拉格朗日承认卡诺曾经预见到他的一个发现。这位上尉也不是一台不停想问题的机器。他也能适时地松弛一下。他所作的诗就很受当地文人们欣赏。他还曾站在善的立场，利用过罗伯斯庇尔的职务之便，做过一件让他们俩都高兴的事情。卡诺一位穷苦的女佣继承了一笔意外的财产，罗伯斯庇尔受卡诺委托，在法庭上从前到后提供了帮助。

在那些年里，卡诺没参与什么政治。在一个正常的时代里，他很可能会仅仅以学者的身份而为人所知，就像后来飓风一过，他的两个儿子所做的那样。可是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很多发生的事情，就算是最不关心政治的军官都不能漠然视之。

军队在当时几乎就成了贵族子弟们的专有了。平民出身的根本不可能当上军官，除了一些技术知识必不可少的工程类职位。总之，出身歧视愈演愈烈是趋势。

如果卡诺张望下将来，他就明白他的职业前途已被堵塞了。他的上尉军衔，已经是平民能够升到的最高官职了。而回首下过去，他也会记起社会现实反照下的各种荒谬限制。为了进入军校，他不得不去证明他的家族几代人都“活得高尚”，没有下贱到去从事任何商业工作。他也许会想起他的老师蒙日，只比他大几岁，也是他现在的朋友。蒙日因为祖上不够正确，就被学校拒之门外。他虽然很有能力，后来也只能受聘做教师，去教那些在当时世人眼里，他本来身份不够去平等交往的小孩们。

长久而闲适的戍守生活让卡诺有了思考问题的充足时间。他设计了一揽子方案让军衔对有功者放开，目的是让军队更加国家化一点。这就是他当时所想到的确定的改革想法。他太沉浸于他自己的事务里面，不可能走极端。革命在这方面以后对他改变很大。后来掌管共和国十四支军队的他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

罗伯斯庇尔、卡诺都是北方人，又都是认真到不讲情面的。而在遥远的南面，比利牛斯山脚下，有一位典型的米迪人，贝尔特朗·巴雷尔。他跟罗伯斯庇尔一样，也是律师家庭出身又做了律师，但在个性上，两人却是迥异。他善交际，人情练达，招人喜欢，左右都说好。彬彬有礼而又温和恭谨，虽然有点拘束，但他到了巴黎的会客厅里，也还是能相当潇洒自如，他的滴水不漏简直就不像一个外省来的。他太喜欢人了，那些和他意见不能一致的，他才不会去认为就是恶人坏蛋。

巴雷尔在革命中成为最善变的政客之一而为人所知。事实上，他也不是一个狂热的党徒。

巴雷尔自称为“巴雷尔·德·维厄扎卡”，当时这种叫法还在流行。他的母亲有贵族血统。家里也拥有一些地产，其中就有维厄扎卡庄园，那里的雇农都要给他家交封建税，后来到革命时都被剥夺了。年轻的巴雷尔还能享受到一些其他特权并从中获利。他十五岁时被特许进入图卢兹的一所法律学校学习，早于规定年龄好几年。他要继承塔布法庭的一个法官席位，这也是家族资本的一部分。

不过他得到的机会跟他自身的能力倒也相当。他很快就成为了一个执业律师。他的记忆力惊人，事事都能牢记不忘，又能以有趣的方式讲给旁人来听。几乎跟所有人一样，他也是下了苦功夫，才练就了口若悬河的本事——这个能力以后将成就巴雷尔本人，但差点儿毁了革命。他还入加了众人梦寐以求的花冠会（theAcademyofFloralGames），这是最古老最著名的文学社团之一了。

“太糟糕了，”这是巴雷尔在发表入会演说时，花冠会社长所说的话，“他已经吸到现代哲学肮脏的奶了。看着吧，这个律师是一个危险分子。”

巴雷尔危险？在一个为了自身利益而立下清规戒律的社团里，他可能确实如此。巴雷尔随时都在准备妥协，应对策略。他不会去构想一个理想世界。他也不去当什么领袖，任何一个成功的团体都会得到他的赞成，这当然是他的弱点。不过即便在左右摇摆时，他也是一个自由派。在被法律正式废除之前，他就主动放弃了维厄扎卡领主的权利。他所想要的是公民权，并以此身份参与政府管理，压制贵族和教会的地位。这些要求在当时环境里确实使他成为了一个危险份子。但是对于法国，后来证明也是对于全世界来说，真正的威胁是那些信念不可动摇的人，那些不接受任何改变的保守派，还有那些更加激昂的爱国者，他们不能容忍他们完美的理念出现一点点瑕疵。

就在巴雷尔和罗伯斯庇尔在用法律论辩是非、卡诺在冥思他的数学难题之时，皮卡第省的一个小镇上，一个年轻人正在拿他的人生开始做实验。路易-安托万·德·圣茹斯特日后成为了革命的“死亡天使”。但在革命前，他也就不过是一个坏小孩。粗鲁、任性而不受管教的他和寡妇母亲，还有姐姐们一起生活。他外表英俊，脾气火爆而自负。在学校里他就明显是一个不听话的孩子。十九岁，他拔腿跑到了巴黎，把他妈妈的银器一起偷走了。他卖了其中的大部分，换来的钱花得很快，没几天就只能求救了。他母亲借此就让警察把他给逮捕了，秘密逮捕令签发之后，又将他置于保护性监禁之下。没过多久，她又放他出去学法律。在兰斯他得了个学位，但是却没丝毫表现出去执业的意向。反而无所事事地待在家里寻花问柳，最后写了一首长叙事诗。就在法国的政治风浪走向高潮时，他又跑去巴黎为他的长诗找出版商。当时他还不到22岁。

年5月，革命这时可以说已经开始了，圣茹斯特的诗集出现在书摊里。作者和出版商的姓名都没出现。这本名为《翁加特：诗21章》（Organt），是一些陈词滥调和色情文学的古怪混合。很少有人会去翻这书，但是那些读过的人发现寓目尽是些男欢女爱，里面还有性侵修女的事，和对性快感权利的一些评论。作者倒是毫不掩饰自己的看法。他在书里厉声詈骂国王、朝臣、将军和教士们，对法国王后也以一番粗俗露骨之词做了一番嘲弄。后世好心的传记作者想从《翁加特》里找到政治哲学的萌芽，但即便有的话，一个以如此笔调写出文章的人，也很难让人想到日后会成为政治家。

然而他就成为了政治家，或者至少是一位领袖，革命改变人，但圣茹斯特的变化没人能比。这个头脑顽固的孩子变成了一位坚持原则、意志坚定的人。原先那位自我放纵的年轻人，竟然还有如此坚强的性格，这可能是他母亲没有想到的。

年轻的圣茹斯特，这位蹩脚文人、花花公子到底是如何打动了当时的一个新教牧师，寻思起来也是颇为有趣的，后者将是他未来的一个同僚。热纳博·圣-安德烈不会褒许任何轻浮之举，但是有一点他和圣茹斯特很像。禀性里他有一种教条的和断然不容分说的东西，那种无可怀疑的气势有时让人生气。这些话都是那些曾经视他为牧者的新教徒们留传给我们的。

法国新教徒，占当时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大部分在南方定居。热纳博·圣-安德烈来自距离图卢兹不远的蒙托邦。年之前做一个新教徒在法律意义上是非法的。这也是为什么热纳博，跟其他胡格诺牧师一样，要改变名字，加上一个“圣-安德烈”。尽管有法律限制，不过一段时间以来，新教徒倒也没怎么受到迫害。他们公开兴教，虽然不能涉足公职和其他上等行业，但是在商业和制造业上也能有一番作为。热纳博家族老而守旧。年的热纳博·圣-安德烈年近五十，人生阅历丰富。他曾经在耶稣会学习过，经过商，当过船长，还入了瑞士的新教神学院读过书，在现在这个行当上，他也做了几年了。

圣-安德烈对国王的政府抱有最大的敬意。他期望新教徒们能得到政府的保护，不被天主教的教士和暴民们欺压、迫害。从性情上说，他是政府的人，虽然法律禁止他参与任何公共事务，但他总能看明白官方的意见。在一个地方问题上，他和他的信众发生了争执，他不想为难王家政府。他承认早些年，胡格诺教徒在法国酿成了骚乱，现在作为获得宽容的举措，他勉力抑制己方信众的宗教热情。必须“避免和天主教神父或者其他人在教纲上发生一丝一毫的争论”，他如此说道。对圣-安德烈来说，宗教教义已经变得不值一争。加尔文的教义在他身上稀释成基本的道德规范。他不喜欢宗教热情因为它会妨碍公共秩序，他之所以为新教徒要求宗教宽容，不是因为这是权利，而是为了让全体法国人民能在世俗问题和国家问题上步调一致。

和法国当时很多的自由主义者一样，圣-安德烈也认为教会不应该独立于国家而存在。对他们这辈人来说，有一个开明政府的监管，宗教只会从中受益。他建议说，波旁王朝应该在准许宗教宽容的同时，为新教神职人员建立管理和审批制度。这种思想对于老派的加尔文教主义者来说就是大逆不道。但圣-安德烈不是这种老派的加尔文教主义者，他们对世俗政府满腹怀疑，反复宣扬国王邪恶，灌输不敬神者会下地狱。如果他是的话，后来就会跑到反革命阵营里去了，就像那些更为虔诚的神职人员，不管是新教的还是天主教的，最后都去反对革命了。圣-安德烈真正的兴趣所在是实际事务，虽然他在之前很长一段人生里，从事过的职业数目多得让人眼花缭乱，但有一点他始终没变，他永远信赖强有力的政府，永远支持稳定。

比约-瓦雷纳恰恰和圣茹斯特相反，他是在革命的过程当中成为革命者的。比约一开始就是一个激进派。在革命前，比约是个无用的漂泊者。读完了当律师所需的学业（自称为德·瓦雷纳），年轻的比约却发现在他的家乡拉罗谢尔，找不到缺。创作了一个喜剧却以失败收场。他当起了教师，又写了几出喜剧，但是没有演员愿意接受剧本。学校校长评论说他的拉丁文很烂，而他的个性根本是批评不得的。二十八岁上，他用父亲的钱去了巴黎，进了巴黎律师行。但是很少有客户能找得到他。三年以后的年，人们发现他写了一篇哲学论文《对偏见和迷信的最后一击》，目标是教会。对政府的抨击紧接而来。两本书在内容上都没什么新鲜货。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的语调和姿态，这本直到年才得以出版的《最后一击》，清楚说明了在某些方面完全成型的革命者，他们是什么样的思想意识。相比较十二委员中的其他人，比约都更明显地表现出他将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截肢虽然痛苦，”他讨论教会时写道，“但如果有肢体得了坏疽，而我们又想保命，那我们就不得不牺牲它。”这个坏疽的肢体的致命比喻就像病毒一样在五年里传遍了法国政治活动圈里。它在雅各宾俱乐部成员们的嘴里都快嚼烂了，最终为绞刑架做了有力的辩护。

比约对于宗教的看法在年就和年差不多一样激进了。他笃定认为天主教教会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如何对其进行改革，他的想法已经有了一个大概。教会的财产要全部没收。神职人员都要受国家管制；如有可能就废除掉主教办公室。教区和堂区的界线要重新划分。教义留下一条即可，也就是讲灵魂不死的那一条“有用”。宗教礼仪尽量简化，让最无知的看客都能看懂，这样神职人员就不会对人民趾高气扬了。婚誓应该禁止。神职人员可以允许结婚。神父不应该有别于“公民”。基督教义里那些不是来自自然的所有东西，以及耶稣的几句简单的话都应被视为迷信不再当真，这些都是狡诈的神父们用来讹取权势的。

我们现在不是以哲学家的身份，而是以未来处理全国的天主教问题的政治领袖的身份在看待比约。看一看他的结论：

“毫无疑问，邪恶的利益，在愚蠢无知的助力之下，是有可能铤而走险反对如此先进的改革的；但是它的动机究竟是太卑鄙了，任谁也听不下去它的鼓噪。人民要听的唯一的呼声是对良心的追问、对真理的追求。”一个平素就如此对待和他意见相反者的人，到了风雨欲来、人心动荡的时代，他会对他们处以极刑，也就毫不奇怪了。

乔治斯·库东是来自奥弗涅山区的外省律师。他性格温和，是一个人道主义者，风度翩翩、彬彬有礼的他，很受大众喜欢和信任。库东在年的短命省议会里有过一阵从政经历。同时身为共济会会员和克莱蒙特费朗文学社社员的他，与那些深受当时思想影响的人们交往起来毫无挂碍，他们都自豪于十八世纪所取得的知识进步，对政治改革持乐观态度。在文学社里，他有一篇名为《忍耐》的论文引来一片叫好之声。革命领袖们一般都缺乏这项品质。库东在政治上并不忍耐，但是他性格里的善良即便在恐怖政策期间，也没有完全将他抛弃，而他个人对病痛的忍受也许能给他赢得耐心的名誉。

革命迫近之时，库东却变成了一个瘸子，到了年，他已经不能走路。年的时候，医生们就给他症断出是脑膜炎，现代的专家们在重新检查了证据之后，也认同了这个结论。库东告诉他的医生们，他在早年间沉迷性事过多。他认为他的瘫痪可能是无节制所致。有一次偷情，被女孩的父亲给碰见，为了躲避，他在女孩冷冽的窗外受了寒，之后不久有只脚就没了用。他去洗温泉浴做电击治疗，但结果还是越来越麻烦，另外一只腿也不行了。年，他高兴地结了婚，没有办法，那天只能坐在椅子上被人抱着走来走去。

十二人当中有三位，我们只知道名字就可以了，他们在革命前的人生是什么样的，我们完全不清楚。罗贝尔·兰代、皮埃尔-路易·普里厄是律师；克劳德-安东尼·普里厄跟卡诺一样是军队里的工程师。这两位普里厄，并没亲戚关系，以他们的老家来区别，一位是马恩的普里厄，一位是科多尔的普里厄。生于年的兰代，是十二人中年纪最长的；克-安·普里厄则是除了圣茹斯特外，他是年纪最小的。这三位在年代都过着忙碌而不起眼的日子，可以说是那些成为所有革命原因的无名之辈中的典型。

我们的第十一位主人公是在旧制度下唯一引人瞩目的一位。十二人里他是唯一一个贵族。贵族出身其实也没什么特别，法国当时的贵族人数，男子、妇女和小孩在内，包括那些英国人称之为绅士的阶层的大部分人，已经达到四十万。但是埃罗家族还是不一样，他们家的贵族血统说起来可以追溯至年。

马里-让·埃罗出生时父亲已经下世，所以在摇篮里便拥有了这份古老的财富。富贵的他，在众妇人手中长大，得了诸多宠溺。长相好，人又早熟，他又得了全城人的尊敬。十八岁时，他就成了巴黎法庭的御用律师——这自然是特权所致，当时的法定年龄为二十五岁。所有的大门都向他敞开。他做的每一件事似乎都能成功。

生活没忧也没风浪，他在享受财富和地位所带来的自由的同时，也让自己除了提升修养之外无事可做。他为人善良，待人和气，完全不以道德取人，对于他人，马里-让首先会把其当做动物来考虑，这样便于别人对他形成不错的印象。为此目的，他很用心地去学习雄辩术。他对他的嗓子也非常在意。他会站在家里的大镜子面前苦练仪态。他进教会的兴趣是学习布道的滔滔不绝之词。他写了一本书名为《雄辩思考录》。而在另一本书《野心说》里，他暴露出藏在那张笑脸下面的是一颗自私自利的灵魂。在书里，他倒没被自己的搔首弄姿给欺骗了，各种追求功名而不得的名人名言糅合到了一起，全书充斥着一股洋洋自得，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满足感。

要把埃罗当做鉴赏家，所品鉴的对象甚至包括他本人在内，才能完整地理解这个人。任何东西，只要能满足他敏锐的鉴赏力，他都会上瘾。他通晓美酒、衣服、女人、声调、书籍、思想，对于这些东西，他都极为挑剔。为了亲手摸一摸孟德斯鸠的手稿原件，他专程去了趟波尔多，为了卢梭的《新爱洛依丝》手稿本，他访遍各地，终于在荷兰花了里拉购得。很难想象，世上会有人比这位自负而纵欲的俗物更不像卢梭了，一位理解他的传记作者称他为“奇技圣手”，他希望通过挥舞几下胳膊就能说服别人。

新思想吸引着这位年轻的御用律师。他对相面术深信不疑，这在当时流行一时，成为显学。他把自己的肖像画送给拉瓦特，请他为自己看相，后者是当时这门所谓学科里的头号专家。拉瓦特说了很多阿谀之词，同时又含糊地（也是准确地）预言说，他以后会“受很多苦”。他又去找到了法国当时最著名的真正的科学家，年迈的博物学家布封，在对别人一番嘲讽挖苦之后，他告诉布封他的写作计划，他将重估“人的所有权利，所有法律，将之相互比较、衡量之后，最终建立新的大厦”。

这座新大厦他后来确实在纸上竖了起来；他是年共和国宪法的主要起草者，但是这部宪法从未生效过。

我们已经介绍过的十一人里，除了比约和圣茹斯特两人之外，其他人在年时，都在受人尊敬的行业里有所建树。称比约为律师、教师、戏剧家或者宣传家，都有点抬举他，而圣茹斯特则是还没完全成人。第十二位委员让·马里·科洛则不是这样，虽然他自称是科洛·戴布瓦，他是所有人当中最接近于普通人的。

科洛是巴黎人。他十七岁首次登台演出，是一个职业演员。长年都在外省巡回演出。在那个年代，演员是社会贱民。法律、风俗和宗教都敌视他们。科洛作为演员很成功，但是心里有太多不满。布尔乔亚家庭的大门虽然对他敞开，但对他总摆出一副看得起他的样子，眼里看他还是低贱的戏子。经历多了人不免就有点抑郁，性情上也变得落落寡合，心里总压着一股不平之气。他想获得社会承认，却又害怕抛头露面。他想让别人接纳，却又担心表现得太过心急。对于自己所寄身的布尔乔亚阶级，他开始冷眼相看，没有好话了。

科洛尝试写作，作家们相比要受人尊敬得多，但是他的剧本只能说是差强人意。最后时来运转，他当上了剧院经理，先在日内瓦填了个缺，后来又去了里昂。好运气也就到此为止。他的能力是够了，但这两次尝试还是失败了，错不在他，如果犟脾气不算原因的话。

普遍认为，科洛是一个容易激动的人，处处对人设防，又心怀怨恨，常常觉得在遭人迫害。因为屡被轻视，他的火气很大，动作经常过头，说话也容易得罪人。他不怕事大，喜欢有点高潮，在人前发表长篇大论。他这种精神旺盛的人，在那类更有品位的人眼里，只认为是粗俗之辈。他对全世界都有怨言。他的政治思想属于最含糊不清的那种，但是相比较他将来的十一位同事而言，在开始闹革命的时候，个人那种深彻的挫败感却是他独有的。

这十二位委员的生活只能管窥革命前法国的一斑，非常局限。教会和贵族阶层基本都没提及，埃罗·德·塞谢尔只是巴黎的一个律师和花花公子，在几千个贵族世家当中，根本算不上典型。尤其是农民，他们占到了人口的五分之四，也一点没有说到。圣茹斯特的祖父曾经是个农场主，但到他父亲就开始在城里定居，而他自己所梦寐以求的是成为一个文人。

十二人中没有一位是靠劳力吃饭的。除了科洛·戴布瓦，没有一位曾经在经济上出过问题。也没有一位在年会担心受穷，即便是科洛，经过努力，也到达了演员这行的上层。埃罗是富贵之家；巴雷尔生活小康；兰代、卡诺和科多尔的普里厄在革命前拥有的财产都将近五万里拉。年的罗伯斯庇尔和他姐姐共同拥有一份三千里拉的小资产。对于两个人来说，这笔钱真有点微薄。投资主要在土地，但也有人放在养老金上，一般都有百分之五的收益。

除了埃罗，其他人都是中产阶级。但十二人里，只有圣-安德烈短暂经过商。他们所有人对于工业没有任何个人知识。他们也不跟工薪人群打交道，除了雇过职员、家仆或者偶尔一些工匠。对于巴黎的无产者，里昂的丝绸工人，勒克鲁佐的钢铁工人，他们能知道些什么呢？巴黎的常住人口超过了六十万，里昂是十万多；除了科洛和埃罗之外，他们一个出生于巴黎，一个则是住在巴黎，法国将来的这些统治者们都是外省人，习惯于在小镇过日子。

这些人当中只有科洛没有接受过充分的正规教育。但即便科洛，他掌握的学力也足以让他成为作家了。其他人在学校里不仅学习过修辞和哲学，毕业时还都进行过职业学习。其中八位通过教育拿到了律师身份。两位是工程师。圣-安德烈在洛桑研究过神学。显然，他们都不是无知之辈。

他们不缺衣少食，也没受过政治迫害。没人丝毫剥夺过他们舒适而惬意的生活。很可能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过得都比他们的父辈要好。他们不像雇农和城市工人中的很多人，会被物质需求不停地所驱使。那么，他们是怎么成为激进的革命者们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更多的心理学知识，了解法国革命的更多原因，没有人能确切地说他就知道了这些。

相对来说，这帮人年纪都不大。革命开始时，只有罗贝尔·兰代四十多岁。他们中有四位年龄在三十岁以下。也许他们所有人都觉得，他们在职业上仍然可以有一番作为。但是卡诺和克-安·普里厄的升职路已经被堵死。圣-安德烈作为一个新教徒，在众多事件前面还仍不过是一看客。科洛厄运连连。比约一事无成。而他们当中居然有八位是律师！律师在他们所在的社区里一般都是领袖、意见人士、令人信服的说话人，他们容易见到政府的阴暗面，有投身于公共事务的意愿，甚至也可能会关心司法的改善。

这十二位都是知识分子。他们服膺十八世纪哲学，当时这种思想体系影响范围之广，就连一个新教徒牧师、一个舞台上的演员都很难避开。他们都敏锐意识到了变化。工商业已经发展了有一个世纪；每一个领域都在涌现出新的发明成果。思想家们对进步论做了详细阐述。变化似乎轻易就能发生；最顽固的风俗经过理性的启蒙，都能移风易俗。社会就是一件人工产品，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让它更自然。这个社会是混乱的，它只不过是过去传下来的一样东西；我们必须赋予它以崭新而有意义的“章程”。历史还从未像现在这样，有过如此自信的社会改造方案。

在法国，有成千上万受过教育、生活优渥的人，他们意识到了自身具备的力量，不满于政府的家长主义作风，痛恨那些妨碍他们的法律和规矩。中产阶级厌恶贵族们的特权。自由、平等在人们口中传颂已不是一天两天。这个国家的国民意识已经出现。巴雷尔和罗伯斯庇尔都是法国人。那么他们为什么不能用一种统一的国法，从比利牛斯山脚下到多佛海峡旁边？圣-安德烈和巴黎的主教一样忠于国王。为什么新教徒就该备受怀疑？卡诺比罗尚博伯爵更有学识。那凭什么，什么荣誉都归伯爵？兰代和埃罗都是律师。那又为什么只能埃罗有好工作，兰代却只能对他毕恭毕敬？埃罗自己也没答案。许多贵族对于社会体制也失去了信念。

与此同时，在十八世纪哲学的影响下，很多受过教育的人开始疏远天主教会。比约的《对偏见和迷信的最后一击》只不过是众多同类书籍中的一本。教会失去了过去在智识和道德上享有的领导地位；许多人都认为作为一种组织化的力量，教会在政治上的权力过大；人们还普遍认为，教会控制了比它实际拥有的更多土地；而作为公益机构，它现在也不能有效履行职责；他们都期望出现一个开明政府，改造并领导教会。哲学风靡一时，那些谈论哲学观点的人士，除了坚持国家至上之外，对于所谓启示也疑心重重，不再聆听那些知名教士说了什么，宗教游行队伍里的华丽服饰，圣饼的祝圣仪式，乃至叮啷作响的钟铃，都被他们嗤之以鼻。他们更愿意选择一种更自然的宗教，它以一种纯正的形式激发人们的社会观念，使他们理解社会职责，保留上帝“抚慰人心的教义”，他既活在现世，也存在于不是那么清晰的来世。

这些宗教观念将使革命的知识分子与大部分法国人为敌，包括农民和其他仍然尊敬神父的人群。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