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彼得·沃森：《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胡翠娥译，译林出版社，年1月出版，页，.00元。

在人们看到我写的书时，往往会提出以下三个问题，或者其中一个：思想是如何吸引你的？思想史究竟是什么？思想史与政治史之间有无关联？而其中最后一个关于思想史与政治史之间是否存在关联的问题，其答案在一定程度上蕴含在前两个问题的回答中间。

常规或者说正统的历史要么由那些与政治、军事、人口变化、人口统计和气候变化有关的事件构成，要么由迁徙、探险或贸易模式构成，要么就由战争、政变、条约、贸易协定、选举、名人生死及王朝统治构成。这些事件并无关联，仅仅通过时间串联起来——人们或许会争论这些事件为什么在彼时发生，但在事件发生的时间上并无争议。

但历史不仅仅关乎“外部”事件，不仅仅只有这些在现实中或战场上，在高墙阴影下或宫殿城堡里，或是在港口、河流和教堂中所发生的事件。历史同时也是由想法、思维、观念、观念变化以及思想组成的。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后者不如前者那么显而易见，没有确切的时间，但应该说是同等重要的。

这正是思想史的魅力所在，思想史便是梳理出哪些思想曾经影响历史进程，进而分析其原因，发现思想的年表与明确的历史事件年表有着显著的不同。思想史不仅为历史学家，也为普通读者提供了摆脱常规年表和既定叙事，以及用创造性和富有成果的方式进行思考的机会。这是检视历史的另一种方式。而我认为，这就是乐趣的来源，探索之乐的来源。

我想接着补充一句，思想史，或者说由思想构成的历史，绝非是抽象或枯燥的。事实上，关于曾经发生在人们头脑中的“内部”变化，我想先举几个非常具体的例子。每个例子都很特别，但都表明了这些“小”思想如何深刻地影响着历史进程。

卡尔·雅斯贝尔斯

首先，请各位想一想原始宗教和几大文明的信仰之间有什么不同。

如果可以把世界上最古老的宗教简化为若干核心要素，那么这些信仰的要素就包括：一，大神母；二，公牛；三，主要的天神（日月）、圣石、祭祀、来世，以及死后得以延续并居住在福地的灵魂。直到今天，这些要素仍然可以用来描述许多欠发达地区的宗教。

但这并不适用于几大文明，其原因毫无疑问正是思想史上最重要的一大变革。在一个绝无仅有的时期，即公元前年至前年的短短四个世纪之中，世界经历了一次思想上的巨变。这种巨变完全独立地发生在全球的不同地区。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出现了世界上最主要的几种信仰。这是一个非凡的巧合。

最先指出这一点的是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他在年做出的这一论述距今不过约七十年。在其著作《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他把这一时期称为“轴心时代”。根据他的论述，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我们遇到了历史上最深刻的分界线”，“今天所知的人类就此出现……最不同寻常的事件集中在这一时期发生”。

“此时的中国生活着孔子和老子，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在内的各个哲学流派也纷纷涌现。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并且和中国一样，从怀疑主义、物质主义、诡辩派到虚无主义的各种哲学可能性都得到了探讨。伊朗的查拉图斯特拉讲授一种具有挑战性的观点，认为世界就是一场善恶之争。在巴勒斯坦，以利亚、以赛亚、耶利米和以赛亚第二等几位犹太先知登上历史舞台。在希腊则出现了荷马、哲学家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以及许多悲剧作家、修昔底德和阿基米德。短短几百年间，与这些伟大名字有关的一切几乎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对彼此一无所知的地区发展起来。”最后这一点很关键。

雅斯贝尔斯认为，人类似乎从此开始变得“更像人”。反省和哲学开始出现，实现了“精神上的突破”，中国人、印度人、伊朗人、犹太人和希腊人在这一时期开创了“现代”心理学，人与神的关系变得更像是个人对“内在”目标的追求，而不再是一种与天空之上，大地万物之中，或是祖辈先人之中的“外部”神明的关系。严格来说，此时创立的信仰并不全是一神教，但确实都围绕一个个体，不论这个人（都是男性）是神还是神的代言人，抑或是有着特别洞察力或生命态度而极具号召力的个体。在雅斯贝尔斯看来，这算是思想史上最重大的一次变化。

为什么会出现发生这一切呢？雅斯贝尔斯认为，这是因为人们开始在城市生活，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与农耕生活完全不同。于是农耕时期的诸神失去了吸引力，人们不得不诉诸内心，探寻共同生活的新方式。

威廉·琼斯

我想举一个更小的例子，虽然最终影响深远，但至少在其发端时是件小事。年1月，威廉·琼斯抵达当时的加尔各答，也就是今天的印度加尔各答，并创立了孟加拉亚洲学会。琼斯和一群才华横溢的英国官员受雇于东印度公司。在帮助管理南亚次大陆的官方日常事务之外，他们还兴致勃勃地从事语言研究，以及印度经典、天文学和自然科学文献的整理和翻译工作。

年，孟加拉亚洲学会成立，由琼斯担任会长。琼斯的语言天赋极高，学习过二十八种语言，精通其中的十三种，他在印度待了十八个月之后就有了重大发现。琼斯连续十一年每年都在亚洲学会的年会上发表纪念演讲，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第三篇，即年2月2日发表的题为“论印度人”的演讲。谈到研究发现时，他说：“梵语虽然古老，结构却精妙复杂，比希腊语更完美，比拉丁语更丰富，而且比二者更为精致。但同时，不管在动词词根还是语法形式上，梵语都与二者联系密切，这绝非巧合。事实上，其联系如此密切，以至于任何研究这三种语言的语文学家，都不得不承认它们有着共同的来源，而很有可能这一来源已不复存在。”

今天我们很难弄清楚这一见解带来了多么深远的影响。琼斯把梵语和希腊语、拉丁语联系起来，提出东方语言可能比西方语言更古老、更优越，给西方文化的根基和西方文化最优越的假设（至少是默认的假设）造成了沉重的一击。通过作出这一前所未有的论述，琼斯展现了对思想和态度进行“重新定位”之必要。“欧洲人向来对古印度是否值得花时间去了解持有疑虑。时至十八世纪末，琼斯仍然不得不与这种根深蒂固的偏见进行斗争。”

弗朗西斯·培根

思想史并非新生事物，我也不认为它是新的。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人们一直在以不同的方式划分思想史，而且应该说也做出了一些不同的解答。通过一些例子我们就会知道，一旦脱离了常规历史日期的限定，就会发现其中的各种可能及其灵活性，有助于我们采取新方法来解读历史。

我还要补充一点，过去出于某种原因，很多人用三分法来看待思想史，比如三大思想、三个时代或三项原则。这种方法很有意义，至少可以暂时用来理清思路。例如，十六世纪的法国政治哲学家让·博丹将历史分为三个时期，即东方民族史、地中海民族史和北方民族史。年，弗朗西斯·培根提出三大发明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即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如培根所说：“这三大发明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状态，第一项改变了文学，第二项改变了战争，第三项改变了航海。”

培根十七世纪的秘书托马斯·霍布斯认为，在知识的众多分支之中，最具解释力的三个分支是：研究自然物的物理学，研究人类个体的心理学，以及研究由人类和社会所划分出来的群体的政治学。十八世纪，在意大利那不勒斯，詹巴蒂斯塔·维柯区分了三种“本能”，认为这三种“本能”塑造了历史，还有三种“惩罚”塑造了文明。这三种本能是信仰上帝的保护力量、识别亲子关系和埋葬死者的本能，人类由此形成了宗教、家庭和坟墓的机制。三种惩罚则指的是羞耻、好奇心和工作的需要。

到了十九世纪，苏格兰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指出：“现代文明的三大要素是火药、印刷术和新教。”而在《古代社会》一书中，著名的美国历史学家刘易斯·摩根认为伴随着有关政府、家族和财产的思想不断发展，文明才得以形成。

到了更晚近的年，美国历史学家哈利·埃尔默·巴恩斯在《西方思想文化史》一书中描述了历史上“感性”的三次巨变：一是上文谈到的轴心时代“民族一神论”的到来，二是文艺复兴时期个人主义的出现，现世本身成为目的，不再为虚幻的来世作准备，三是十九世纪的达尔文革命。

再往后到了年，哈佛大学古代和现代史教授克雷恩·布林顿在《思想与人》中将人文主义、新教教义和理性主义作为构成现代世界的三大思想。欧内斯特·盖尔纳在《犁、剑和书》中将历史划分为三大阶段，即狩猎采集、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时代，分别对应生产、胁迫和认知这三种主要的人类活动。

在《西方思想传统》一书中，两位作者雅各布·布朗诺夫斯基和布鲁斯·麦兹利希明确了思想活动的三大“门类”，我认为这种方法很有用。第一个门类是真理，寻求真理是宗教、科学和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