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对拉丁美洲的刻板印象，与其说来自哥伦布，毋宁说来自步亚历山大·洪堡后尘的冒险家们，他们在未知大陆的探索，惊心动魄又妙趣横生。在西班牙殖民时代，旧大陆的国王视之为私产，不肯轻易让其他欧洲人染指，新大陆始终蒙着神秘面纱。冒险家远渡大洋，又在丛林深处跋涉千里，带着猎奇目光，贪婪地记述着所见所闻，印刷机将文字散播到欧洲，野性、浪漫、闲散、原始等词汇随即成为拉丁美洲挥之不去的标签。推开这扇大门的洪堡，却值得一个崇高的评价。

本文节选自《帝国之眼：旅行书写与文化互化》，作者：[美]玛丽·路易斯·普拉特，译者：方杰、方宸，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洪堡的《个人叙事》

在洪堡三卷本的《个人叙事》（—）中，叙事性本身使欧洲人的抱负浮出水面，也显示出洪堡所遭遇的西班牙语美洲社会的基础设施。在要创作有关其旅行记述的公众压力下，洪堡在返回十年之后，不情愿地开始这项工作。他“克服其对”个人叙事的“厌恶”，在五年内完成三卷，后来放弃计划并销毁第四卷的手稿。29这个计划至少在一开始很受欢迎。《个人叙事》的英语译者欢欣鼓舞地说，“当旅行者沿着没有足迹的沙漠，留下通向文明以及其所有无边祝福的第一步时，他确实激起了何等的共鸣”。欧洲扩张主义的目的论乃是这个叙事的“魅力”之所在。30下面这个段落选自关于前往委内瑞拉一座驰名金矿的丛林的旅行记述，对《个人叙事》如何将人的主体性和时间性编织进自然景观做了说明：

农场主们在奴隶帮助下，开辟一条穿越树林通往胡阿瓜河第一瀑的道路……由于雪檐很窄，我们找不到地方落脚，便下到激流中，涉水或坐在奴隶的肩膀上过河，爬上对面的陡坡……我们越往前走，植被就越茂密。在好几个地方，树根穿破石灰岩，嵌入将路基分开的裂缝。我们[原文如此]为带走沿途积累的植物颇为周折。美人蕉、长着精巧紫花的海里康属植物、闭鞘姜属植物以及其他不知名科类的植物……与叶子形态如此精巧的棕色树枝状蕨类植物形成明显对比。印第安人用大刀在树干上切开口子，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那美丽的红色和金黄色树林；将来有一天，这树林将会被我们的车工和家具工找到。

话题依然是令人欣喜的自然；美洲人，无论是主人还是奴隶，都被刻画得栩栩如生，只不过是直接服务于欧洲人。他们被看见发起的唯一的行动，是向访问者指明可开发的资源。的确，印第安人的邀请姿态，似乎触发了对一种未来相对罕见的暗示，那是一个被视为牢牢掌握在欧洲（“我们的”）资本和工业手中的未来。作为工具性主体的美洲人之在场，是《个人叙事》的典型特征。围绕自然景观的边缘，人们可以从这部著作学到许多有关西班牙语美洲社会的东西，不过学到的东西是从殖民关系结构内部传播的。美洲人，无论是西班牙传道士、殖民官员、克里奥尔人定居者、非洲奴隶、美洲印第安仆人，还是大草原上的雇农，绝大多数展现出工具性的功能。如上面段落所示，他们往往被完全归入那个含糊不清的“我们”，主人们用这个词将他们自己作为仆人工作的代理，包括在“我们”之中。众所周知，洪堡奉行自由主义，支持法国和美洲革命，毕生激烈反对奴隶制。然而，《个人叙事》采纳殖民关系和种族等级秩序，尤其是根据典型的可自由处理的殖民关系表征美洲。

在《个人叙事》“前言”的阈限空间里，洪堡直接提及激发其写作的欧洲扩张主义进程。“假如我的某些书页被人从遗忘中抢救出来”，我们读到，那么奥鲁诺克河岸的居民将会心怀狂喜地看见，那因商业而富足的人口稠密的城市，以及在自由民手中得到耕种的肥沃田野，装扮那些地方；而在我旅行的时代，在那里只发现无法穿越的森林和被洪水淹没的土地。

狂喜和妆扮，城市和田野：纠缠不清的城市和审美幻想，被“无法穿越的森林”和“被洪水淹没的土地”，这种相应的否定性景象赋予意义。不过谁将会是这位未来的观者？未来的耕种者自己会心怀狂喜地看（真的允许他们停下工作看）吗？森林的居民，如果能活下去，将会视田野为装扮吗？在洪堡与其未来的狂喜对应者之间存在一系列事件，洪堡将自己排斥在这些事件之外，可是却以它们的名义从事写作。

鉴于我关心的是对南美的表征，所以我不会讨论洪堡著名的《新西班牙王国（也就是墨西哥）政治论》和其姊妹篇《古巴岛政治论》。这些著作通过统计学和人口学描述、以环境决定论为基础的社会分析研究人类社会。与自然书写不同，它们不产生神话，可是分享原始自然神话世界的两个方面：非历史性和文化之缺席。学者们仍然重视洪堡的政治论作为资料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奴隶史和种族关系方面。据说，单是洪堡关于墨西哥的政治论，就导致英国投资那里银矿的繁荣；可是当繁荣于年走向萧条时，他却受到夸大其词的指责。洪堡对古巴奴隶制的揭露仍然极富争议：年，其关于古巴的政治论的一个北美版本遭到调整，删减了主张废奴的那一章。已八十多高龄的洪堡在德国报刊上发文，对此进行激烈抗议。在地理意义上，考察古巴和墨西哥的政治论，与描述南美的自然书写存在互补性的分布。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分布与洪堡自己旅行的后勤保障有关。他在古巴只停留很短时间，而他在墨西哥的一年主要待在首都或其附近，与学者讨论并翻阅图书馆的藏书。他的政治论反映这种研究，遵循的是殖民官僚设定的新闻报道路线。然而，他的政治论与其关于南美的书写还具有意识形态的对比，因为洪堡实际上确实认为，墨西哥尤其以一种不同于南美的方式被文明化。他在“前言”中论及墨西哥：“与新西班牙文明和我刚通过的那些地区贫乏的物质和道德文化之间的反差相比，没有任何东西更强烈地打动我。”他在墨西哥的计划，变成对墨西哥相对于美洲赤道地区非凡进步的解释。这种态度显而易见于这里将要考虑的最后一本著作，受欢迎的《科迪勒拉山的风景和美洲土著民族的遗迹》。

被考古的美洲

我早先提到，要对洪堡的美洲书写采取颇为选择性的接受态度，才能产生作为原始自然的美洲形象。这种接受态度的表现是，受欢迎的两卷本《科迪勒拉山的风景和美洲土著民族的遗迹》（，）几乎立即丧失标题的后一半，只被人记作《科迪勒拉山的风景》。它最初于年以两卷本《风景如画的地图集》出版，包括六十九幅极好的插图，是《自然的风景》受欢迎的姊妹篇。《风景和遗迹》（我将这样简称它），将对自然奇观—钦博拉腊峰、天然石桥、瀑布、湖泊—图文并茂的评注，与来自秘鲁和（主要是）墨西哥的前哥伦布考古遗迹—乔卢拉的金字塔、阿兹特克的日历石、象形绘画和手稿—结合在一起。这本书不是因为其考古部分被人铭记。一位现代评论者仍然将其当作“山区风景与阿兹特克艺术的描述和插图的奇怪混合物”而加以拒斥。

洪堡本人想要的，当然不仅仅是一种“奇怪混合物”。他的目标是创造某种东西，其之被人接受，既不因为它奇怪，又不因为它是一种混合物，而是因为它代表和谐和联系；显然他并不成功。“在同一本著作中呈现美洲土著部落原始的遗迹和他们居住的山区国度如画的风景”，目的是表明“气候、土壤的性质、植物的外貌、美丽或野蛮的自然景色，对艺术的进步有着巨大影响”。在这种情形下，和谐产生于将文化同化进自然，以一种确保土著美洲低等地位的方式：自然越野蛮，文化也越野蛮。虽然如此，《风景与遗迹》中的考古论文至少存在潜能，戏剧性地反驳对原始美洲去历史化的赞颂，以及与之相伴的关于美洲印第安人的原始主义观点。即便是些许有关印加、阿兹特克或玛雅文化的知识，都会动摇原始森林中的野蛮人形象，包括洪堡自己笔下的作为“土著游牧部落残余”的美洲印第安人形象。也许，这就是这些考古论文从来没有被洪堡的读者和评论者吸收的根本原因。

对美洲的考古再发现来说，一个有影响的榜样是埃及。在埃及，欧洲人也在通过并作为“重新发现的”遗迹和废墟，重建一种失落的历史。在那里，再发现也发生在新欧洲扩张主义和对较早帝国的怀旧回想的语境之下。诸如罗塞塔石碑这样的埃及发现，无疑激发洪堡对美洲象形文字手稿和石碑的兴趣，这成为《风景与遗迹》中某些最长且最博学论文的话题。在欧洲人两个世纪的无知和冷漠的语境之下，洪堡有关土著人历史的言论值得注意，有时甚至有预见性：在描写过年排水工人在墨西哥城发现的著名的“阿兹特克日历”石碑后，他说：“如果一个渴望了解遥远美洲文明的政府，会用在古老的特诺奇提特兰主广场的教堂周围挖掘的方式进行研究”，那么阿兹特克人“将会变得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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