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云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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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十二月四日，我乘飞机抵达法国马赛，比原定的日期早到一天。原因是为了避开第二天开始的法国交通系统工人大罢工。法国同事皮埃尔在电话里郑重其事地提醒我——“这次罢工抗议政府最新的退休政策，非同小可，铁路、公交车，全都要瘫痪。你最好早点来，要不然就等罢工结束——只有上帝知道那是什么时候。”

这是我第二次去马赛。每次去都要改机票。

上一次来马赛是二零一六年。那一次法国没有罢工，却更加不平静。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巴黎发生了一系列恐怖事件。在富有中国建筑元素的巴塔克兰（Bataclan）剧院，八十九名正在观赏“死鹰”乐队表演的观众被ISIS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枪杀。在距离剧院不到两公里的另外四个地点，几乎同时发生了爆炸，死亡人数总计一百三十人。

消息传到美国时，有一班从纽约飞往巴黎的飞机因此在空中转弯，重新回到肯尼迪机场。我的机票是第二天的同一架航班，必须改。

巴黎巴塔克兰剧院/图片来源于网络

过了五个月，我来到了马赛。全法国惊魂未定，仍处于高度警戒状态，公共场所可见荷抢巡逻的士兵。一个周末，我去了位于市中心的马赛历史博物馆，里面观众寥寥，数量只比博物馆外把守的士兵多一点点。

公元前六百多年，希腊人在马赛建立了贸易港。时至今日，这里仍旧商贾云集，是法国，也是地中海地区最大的商用港口。在博物馆的一层，我见到很多底部呈锥形的一人多高大土罐。希腊人发明的这种器皿在船运中有很多好处——两头都细的土罐首尾相互交错，增加了空间利用率；卸载时纺锤形瓶身容易滚动；底部做成内里厚实而外部尖细的形状，比平底容器更耐颠簸。

希腊人发明的尖底瓶/图片来源于网络

博物馆二层很大一片区域，是关于马赛的瘟疫史。

人来人往的繁华港口，细菌和病毒也在这里汇集传播。以鼠疫为例，从尤里斯凯撒的高卢战争起，马赛历史上有记载的鼠疫爆发有二十二次。吞噬了欧洲几乎一半人口的黑死病之后，一五八零年，马赛开始建立严密的卫生防疫系统，试图控制疾病的未来传播。马赛市议会设立了卫生委员会，该委员会的成员从市议会及医生中严格选拔。卫生委员会还负责医生的资格鉴定，向公民提供有信誉的医生名单。医院在此期间建成，并配备了全职的医生和护士。

对于外来的船舶，卫生委员会建立了三级防疫隔离系统。他们仔细查看船长的日志，其中记录了该船登陆的每个城市，将其与整个地中海的城市总清单进行核对。当前瘟疫发生的地点，无论谣言与否，都特别标注在城市总清单上面。最后根据检查结果，确定该艘船舶的健康级别，及其货物进入城市的日程。

没有任何疾病迹象的船只即通过了首级测试。假如该船的行程中包含有瘟疫发生的城市，则该船将被送往位于马赛港口以外的第二级隔离区，隔离至少十八天。对于暂无症状但高度可疑的船员和乘客，他们将被送往第三级隔离区，该隔离区建在马赛港口海岸附近的一个岛上。第三级隔离人员被要求在那里等待五十至六十天，以查看他们是否出现了鼠疫的迹象。

隔离区的标准是通风良好，有清洁用水。只有通过了三级考察的船只，才能最终进入马赛港。

然而在一七二零年。一只来自中亚的商船大圣安图望号，使这一切努力看上去比飞蛾的翅膀还要脆弱。这艘船经过当时爆发鼠疫的塞浦路斯，途中一名土耳其乘客死后，数名船员包括船上的医生也相继死去。到达马赛港后，根据三级隔离健康检查标准，这艘船应当进入最高级别隔离。当时市内有商人急需这艘船上装运的棉花和丝绸，他们计划把这些货物及时运到一个博览会上去销售。商人动用权势，强迫港口取消隔绝措施。大圣安图望号长驱直入。

仅仅几天之后，市内就爆发了瘟疫。医院爆满。万人坑很快挖成，但远远赶不上被填满的速度。在城市周围死尸堆积成山。为了阻止瘟疫蔓延，法国下令隔绝马赛和普罗旺斯的其它地区。为了保证隔绝，市郊建起一堵“鼠疫墙”。这堵墙是用石头造的，高两米，墙内有卫兵日夜把守。违反隔离命令的人一律处死。

法国普罗旺斯地区的“鼠疫墙”/图片来源于网络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到一七二二年为止，马赛的九万居民中有五万丧生。

博物馆展出的历史令人惊悚，残山剩水已逾三百载。在二零一六年，瘟疫似乎离我很远。尽管当时西非爆发了自埃博拉病毒被发现以来最大的疫情，美国也有人在旅行中感染，但是关于埃博拉的新闻都被我迟钝地忽略过去了。因为不得不来法国出差，我对于恐怖主义的动向更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