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翻译自年5月13日发表于LiteraryHub的“HowHannahArendtandMartinHeidegger’sRelationshipCanInformOurCurrentCrises”一文，有删改。文中所有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意见。

汉娜·阿伦特与马丁·海德格尔

在年秋天，我在柏林度过了一年中最好的季节。那时，我正准备完成一本小说，同时也沉浸在这以宿命之城为中心的历史漩涡中。在二十世纪前半叶，我的曾祖母和她的女儿们曾住在柏林；年，其中一个姑娘，伊洛娜，死在了奥斯维辛。我一直都是汉娜·阿伦特的忠实读者，同时，在研究生时期，我对现象学家马丁·海德格尔的著作如痴如醉。现在，我发现他们都是我之所爱。我愿跟随着他们那悚然却动人的舞步，重游二十世纪，作为哲学理论家和政治思想家、作为沉思者和流亡人、作为纳粹和犹太。

两年后，当我跟随简·贝内特在康奈尔大学批评与理论学院学习时，我的心中一直有个想法：21世纪初的我们，正再次体验着20世纪30年代的生活；对于气候变化问题束手无策的我们就像当年对种族主义无动于衷的他们。这样想来，在某种程度上，海德格尔和阿伦特之间不断交锋、论争的恋爱，正如现在的我们为创造一个新“世界”不断的斗争，而这个“世界”正如阿伦特所设想的，兼具政治性与诗性。

我开始写诗，写一些零碎的片段，最终汇成了《汉娜与大师》。这本书是对这个20世纪爱情故事的重述，是一种追问，是根据历史碎片猜想后的表达。我尝试着逆向解读阿伦特，发掘她思想中浪漫主义的余烬，从字面上理解她的希腊语言，就像海德格尔做的那样。

在书中的那些片段里，我想将历史当作活着的东西来讲述，告诉读者“或许也有其他可能”。面对着气候变化，种族主义复苏，白人至上论大行其道，选择阿伦特作为我的主角，是件再自然不过的事了：她是一个反对将血腥和土地神秘化的人，她能从自己的荒唐行径中得到救赎，而后再去与无知和霸权抗争，就像《疯狂麦克斯的狂暴之路》中的那个单手女英雄一样。

经过无数前人的讲述，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的风流韵事已经足够清楚了。她成长在德国科尼斯堡的一个被基督教同化的犹太社区，这座城市也是康德的故乡。她18岁时在马堡大学读书，在那里她遇到了35岁的哲学家海德格尔，一开始，她是他的学生，后来成了他的情人。她被这个“来自梅斯基希的小魔术师”迷住了，然而海德格尔在现象学方面的创新理论和关于"存在问题"的精彩讲座，体现出了反犹太主义的意识形态，这种思潮在不久后就会席卷德国。

她给海德格尔写了一首自画像式的情诗，她管这诗叫“影子”。在这首诗中，她呼应着海德格尔式的闲言，共鸣着他的好奇心，描述了“他们”之间的秘密。她悲叹着自我与现实间不可逾越的距离，她暗示这种距离来自她犹太人的身份，她也渴望着能够“简单自在地生长”。

这封充满自我厌弃的信让人读起来很痛苦，这也预示几十年后，阿伦特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出版后，她的朋友格肖姆·索罗姆谴责她缺乏对以色列的爱、对犹太民族的爱。对此，阿伦特是这样回答的：

你说得非常对，我是没有这样的爱，有两个原因：首先，在我的人生中，我从来没“爱过”任何一个国家或集体......事实是我没有那种爱的能力，我只能够爱我的朋友。其次，这种对犹太民族的爱在我看来是不可靠的。因为我自己就是个犹太人，我不爱自己，更不爱我所知的、任何属于我存在本质的东西。

正是“（她）存在的本质”让阿伦特下意识感到，她永远不能理解她的情人兼老师提出的“真实性”。直到年海德格尔的“黑色笔记”出版，海德格尔的反犹太主义才广为人知。但也是这个阿伦特，她曾写过，“如果一个人因犹太人的身份受到攻击，那么必须要作为犹太人来保护自己。而不是作为一个德国人，也不是作为一个世界公民，更不是作为人权的支持者。”

阿伦特的犹太人身份给她带来许多陈腐的、种族式的的枷锁，这来自政治中的武断划分——要么你站在我们这边，要么你就是和我们作对。强烈反意识形态的阿伦特一生都在与这些枷锁抗争，为此，她精心磨练出一个政治伦理的武器，归结起来就是：为你自己着想。她不是逆向思考或是故作玄虚，她的思维是批判的，严肃的，也许还保留了一些恶作剧般的顽皮，甚至有种游戏人间的意味。阿伦特或许是一个哲学家，又或许不是，反正她自己很抗拒这个标签，但她一定是个作家，一个扭曲的，讽刺性的，但又激进，不畏人言的作家。在我的书中，我将她重塑为一个浪漫的女英雄，她的一生如勇士般战斗，与法西斯主义对立，与盲从斗争，打击那些用心险恶的陈词滥调，这种论调让我们很难认识并回应这个时代面临的重重危机。

“我们想要一种创造性的想象力，去构想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雪莱在“诗之辩护”中写道，“我们期盼生活的诗篇......科学的驯化虽然扩展了人类帝国的外在物质可能性，但却在某种程度上绑架了人们内心诗意的世界；人类奴役那些化学元素后，自己却仍是个奴隶。”这些文字提醒着我们，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和殖民扩张的早期阶段，如雪莱和布莱克般有远见的诗人就已经意识到，人类世光怪陆离的风景不过是一次又一次的重现。雪莱所说的“诗性能力”与阿伦特的思想很相似，她认为“我们要与自己进行无声的对话”。如果没有这种对话，我们仍是自大的、盲目的、自我形役的，更不可能与其他人进行真正的对话，这种对话也是进行政治活动，形成公共道德，摆脱专权统治的首要条件。

受到维吉尼亚·伍尔夫“新类戏剧”写作模式的启发，这本书中的对话冒险地将阿伦特和海德格尔投入一个神话宇宙的真空，将二人从其生活的历史背景中剥离。即使我着迷于他们疯狂的爱情，我也试图呈现一些其他人对于类似情感的讲述，以达到讽刺反思的效果，比如从阿西莫夫的机器人小说和菲利普·迪克的克隆人，再到《约书亚记》中拉哈布的故事，又或是《疯狂的麦克斯-愤怒之路》中小恶魔的正义之怒。

《汉娜与大师》展现了历史与传说间辩证的舞蹈。学习历史是一个伦理的实践；而传说作为一个连接过去的新视角，必须服务于历史（或者如玛丽·路易斯·诺特认为的，传说是“外来经验的碎片”）；否则，它就会趋于保守。

瓦尔特·本雅明告诉我们，“能够点燃过去的希望之火的历史作家坚信：如果敌人胜利了，即使是死者也无法幸免。并且这个敌人会一直保持着胜利的姿态。”只有理解历史，保持那种对世界的爱，才能让我们重建一个新的世界。只有意识到历史的失去，意识到我们自己或真实或潜在的失去——那些野性的生命、肥沃的耕地、清新的空气、民主和自由——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获得救赎。

约书亚·科里

约书亚·科里是一位诗人、评论家、翻译家和小说家。他的作品包括《汉娜与大师》（MadHat出版社）和即将出版的小说《现在有多长》（SpuytenDuyvil出版社）。他是森林湖学院的英语教授，与家人住在伊利诺伊州的埃文斯顿。

图片来源：LiteraryHub

编辑/彭一默

翻译/邱乐陶

校对/崔少红

排版/崔少红

译文有删减，原文请戳下方“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