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法国革命遗留给英国的是极度的保守。在长达26年的时间里，英国统治阶层无法从法国革命的恐怖以及它所引起的一连串战争的阴影中挣脱出来。他们畏惧变革。但是，托利党政府打败了拿破仑这让最反动的乡绅和高贵的伯爵感到欣喜。

严厉的卡斯尔累担任外交大臣兼下院领袖，他是梅特涅忠实的朋友和议会改革的顽固对头；度量狭窄的西德默斯勋爵一丝不苟地主管内政部，他长期以来都是乡村绅士的宠儿；平庸的范西塔特勋爵在财政部尸位素餐；威仪堂堂、镇定过人的威灵顿公爵也位列内阁；最靠得住的莫过于64岁的大法官埃尔登勋爵，他坚定地维护这个统治集团，一如他顽固地反对改革，这给予保守主义的力量甚至大于法国革命。这是个最有特权的统治集团，它以这样的事实为基础——1%的英国家庭拥有80%的土地，他们的孩子在公学或大学读书，他们从事牧师职业的兄弟掌管着这些学校，这些家庭受到普遍的尊重。他们完全把英国国教、议会、法院、地方政府、高级文官、军事职位以及这个王国的政府，看作是他们独占的排他性的领域，就像《狩猎法》规定他们、也只有他们可以猎取野兔、山鹑和雄鹿一样。

在这个极具特权的统治集团的外围，存在着其他的力量：正在萌生的浸礼派的、公理会的和卫理公会的小教堂，以及贵格派的和唯一神教派的礼拜堂；富裕的工业城市曼彻斯特和伯明翰；数量日增、思想独立的中产阶级银行家、律师和外科医生；庞大的伦敦——拥有大量的报纸和出版公司、博学与博爱的上流社会成员、贵族们尚未触及的郊区；最后还有庞大的、散乱的工人阶层，其范围包括未雨绸缪、用互助团体的形式来免除疾病或死亡的熟练工匠，生活疲惫、苦难深重、工资低廉的熟练工人和状况不断恶化的纺织工人——他们组织了秘密工会，还包括失业工人、流浪汉、以及向来人数众多的乞丐。这许多其他力量与统治集团的冲突远远超过了工人与资本家的冲突，勾画出了整个19世纪英国的轮廓。这场冲突始于最保守的、最有权势的托利主义。

保守的托利主义

年，利物浦勋爵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是财政问题。为了支付有史以来耗费最大的战争，政府将税收增加了5倍，公债上涨到8.61亿英镑，还发行不值钱的、不能兑换黄金的1英镑面值的纸币，导致通货膨胀。政府虽然努力降低支出以缩减税收，但是它仍旧认为必需征收5%的所得税。战时的所得税税率是10%。对辉格党人、激进派人士和托利党中的乡村绅士来说，税收还是缩减得不够；他们因此否决了所得税。为了平衡预算，政府连续发行了三年公债，随后又增加了很多商品的税收，如茶、咖啡、胡椒、麦芽酒、可可、羊毛和酒精——这些都是递减税，它们与许多更古老的税一一比如对煤、面包和房屋的征税，一起重重地落在了穷人的肩上。在辉格党人和激进派人士看来，加税是一种罪恶，它妨碍经济，压榨穷人。紧缩开支、削减靡费是他们的口号。

比预算不平衡更严重的问题是经济萧条。每年大约万英镑的战时开支的终止与农业歉收和大批退役的海陆军士兵搅在一起，导致经济濒临崩溃。价格、租金、利润、工资以及就业人数都暴跌，使民众普遍陷入困苦。年的大雨使马铃薯腐烂，谷物受损，对于许多工人来说，这种苦难是难以承受的。利物浦勋爵的政府用年通过的《谷物法》来应付地主的要求，禁止一切外国谷物进口，除非英国谷物价格达到每1/4英担80先令。政府没有为工人做任何事情；西德默斯勋爵说，用经济法规干预经济是有害的。面对这样冷漠的政府和令人绝望的生活状况，工人们群起抗议。在东盎格利亚，农民砸毁机器、焚烧粮仓；在英国中部地区，工人们破坏牧场；在伦敦，激进分子提出了普选权的要求。各地纷纷成立汉普登俱乐部，它们的名字是用来纪念约翰汉普登的，他拒绝向查理一世缴纳船税，俱乐部里的工人都在读威廉科贝特的《政治纪事报》，每期都越来越多地暴露寡头政府的腐败。在兰开夏郡，数以百计的失业工人每人背着一条毯子，前往伦敦，向国王控诉议会仅代表压迫他们的人。在距离伦敦还有一日路程的时候，士兵们驱散了这些“背毯者”。这时的气氛因阶级仇恨而格外紧张；有人认为革命即将爆发。

政府以强制性的立法应对上述情况。它再次中止了人身保护令，禁止任何大型的公众集会。年的高压政治和年的经济繁荣使国家趋于平静，但是年的经济萧条又让工人的不满复苏。再次兴起了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其中最大的一次是在曼彻斯特。亨利亨特是一个善于煽动和广受欢迎的演讲者，他对彼得卢场的6万名示威者说，民主宪政会让经济和社会弊端消失。他宣称反对苛捐杂税，反对腐败的政府，反对为了充实地主的腰包而抬高面包价格的《谷物法》。曼彻斯特的地方官员吓坏了。他们命令义勇骑兵去逮捕亨特，他们照办了，但却踩踏了数百名民众，致使11人死亡。在骑兵向民众冲锋之前，这是一场和平集会；之后便成了暴乱。结果让工人们痛恨，让统治阶层胆寒。议会通过了有名的——或者说不光彩的——《六条法案》。此刻，地方行政官们可以禁止任何50人以上的户外集会，与本郡事务有关的集会除外。他们也可以搜查民居以清查武器，没收煽动叛乱和毁谤性的出版物，拘禁其作者，通过重税禁绝廉价出版物。政府下决心要压制公众集会和出版自由——这是工人阶级表达自己意见的两种主要手段。

然而，压制并非易事，托利党人从卡罗琳王后事件中明白了这个道理。年，乔治三世逝世。他的死亡使乔治四世与其妻卡罗琳分别即位成为国王和王后。卡罗琳与其丈夫早已失和，她在欧陆的风流韵事众人皆知，她成为王后令乔治四世感到厌恶。新国王本人也因其放荡行为而臭名昭著，他坚持政府应该为办他好离婚的事情，在《公祷书》上除去卡罗琳的名字，不让她参加加冕礼。年6月4日，卡罗琳抵达多佛，要求她作为英国王后的权利。辉格党和激进派在议会、报纸和公共集会上支持她。托利党政府努力为国王办理离婚但没有成功，他们太害怕了，甚至企图禁止支持她的公共集会。最后他们给卡罗琳英镑，让她离开。卡罗琳离开英国，一年后去世。

辉格党支持卡罗琳，很少能揭示出辉格党和托利党之间的差别；如果辉格党掌权执政，他们可能也会努力争取离婚。从这件事情真正透视出来的是，在支持卡罗琳的事情上辉格党第二次与公共舆论站在了一起。乔治四世恼怒政府没有热心办理离婚的事情，一度建议组建一个辉格党政府。若是在几十年之前，辉格党人可能会接受；但是年他们却不能，因为他们与民众拴在一起。人民不能容忍他们支持那个因行为放荡而臭名远扬、自私自利、吝啬小气、且有极端托利主义思想的乔治四世。辉格党领袖曾经领导过反对《六条法案》和托利党压迫的斗争。辉格党传统上是英国自由、商业利益和不从国教的支持者，这时他们发觉自己与英国的自由主义力量联结在一起。诚然，辉格党人在年似乎能成为一个自由政党的领袖。这种发展趋势直到19世纪30年代才出现，而在那之前，虽然利物浦不是有意为之，他却组建了一个比较自由的政府。促成这件事的，是最强有力的保守党人卡斯尔累勋爵的自杀。

自由托利主义

利物浦任内阁首相15年，他是个非常机敏的政治家。从年到年，英国处于极端保守的时期，他靠卡斯尔累、西德默斯、范西塔特、埃尔登和威灵顿执政；之后，从年到年，随着国家日见繁荣、人们对革命的恐惧逐渐减退、政治经济上的成功、自由主义思想的抬头，他依靠乔治坎宁、威廉赫斯金森、约翰罗宾逊和罗伯特皮尔爵士执政——他们都是托利党人，但都是温和的托利党人。才华横溢、野心勃勃的坎宁代替卡斯尔累任外交大臣兼托利党在下院的领袖。他支持南美诸共和国、欧洲的立宪主义者以及天主教解放，赢得了自由主义者的声誉。赫斯金森是长期以来是下院的经济学教师，当他提出降低棉纺织品、羊毛织品、铁、煤、生丝和羊毛的关税的议案时，阐述了经济学的原理。因为从外国进口廉价的原材料有利于英国的制造业者，也因为英国货比外国的商品畅销，所以英国人乐于看见关税降低和商业扩张。顽固的托利党乡村绅士是不会反对的，只要不触动他们的地租。但是，当利物浦、坎宁和赫斯金森主张谷物进口价格的浮动标准定在60先令左右而不是80先令，并以这个标准作为进口保护价格的时候，他们就指责新的自由贸易原则是险恶的自由主义阴谋的一部分。

他们甚至担心皮尔在内政部的很多改革。他不但通过法案改善监狱、创立城市警察队伍、改革刑事审判，还极力主张大力减少死刑。大约有条法令规定，约种罪行要被判处绞刑。辉格党人在塞缪尔罗米利爵士和詹姆士麦金托什爵士的领导下，在长达16年的时间里倡导减少死刑，但他们的法案屡次被西德默斯和卡斯尔累挫败。但是现在，皮尔任内政大臣，而卡斯尔累和西德默斯都离开了，辉格党原来的创制变成了托利党的法规。

年，利物浦病了，坎宁成为首相。他依靠皮尔、赫斯金森和罗宾逊的过人才能组建了一个自由的托利党政府。他甚至诱使三个辉格党领袖参加。两党制有些混乱了。辉格党的领袖们悲叹他们的政党被“拆散”和“消灭”了；自由主义的托利党人想要结束那“可恶的辉格党和托利党之分”。年伦敦激进派的弗朗西斯普莱斯宣称：“没有辉格党，没有托利党，现如今只是空谈。”在安妮女王统治时期，宗教和外交政策上的分野造就了特征鲜明的辉格党和托利党；乔治三世时期，关于王室特权和法国革命的深刻分歧加深了两党的分化。坎宁的自由主义外交政策、赫斯金森进步的政治经济学、皮尔的法律改革，这些能结束这种分化吗？

年，有人说可以。皮特、利物浦和坎宁的政党不是融合了历史上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这两种将支配和分裂19世纪欧洲的历史思想体系吗？公学、大学和统治集团不是把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威尔伯福斯派、皮尔派、赫斯金森派中的人才争取到托利主义的阵营了吗？年的情况似乎如此，但是，年是一个独特的年份：自由托利主义仅是昙花一现。坎宁在8月去世了。他才智过人、备受英国商人崇敬，可是他的主张，对极端的托利党人而言太自由了，对大多数自由主义者而言则托利气味太浓。极端主义者可以接受皮尔中庸的监狱和法律改良，也可以接受赫斯金森降低制造业产品的关税，但是一说到降低谷物的关税、废除实施绞刑的法律、解放天主教徒他们就极度不安。他们中的有些人还对皮尔、赫斯金森和利物浦感到不满，因为他们三人在恢复货币金本位中扮演的积极角色，反对地方银行发行纸币——这些政策减少了货币量，因此降低了物价，导致了经济萧条。到年，当威灵顿继任首相之时，极端主义者厌倦了自由的托利党人，准备反叛。

辉格党人、激进派和中产阶级也不再对自由托利主义抱有幻想了。它的改革太温和了。赫斯金森宣扬自由贸易，可他不敢废除最主要的《谷物法》。皮尔合并了数百条刑事法规，但是偷盗5英镑或伪造纸币的罪行仍然要被判处绞刑。年，坎宁支持激进派的法案，废除年和年的《结社法案》，它规定工会为非法组织，但是一年以后，他通过一个法案，否定了工会支持罢工的权利。自由的托利党人既务实又有效率，但是他们太狭隘、太缺乏度量、太宥于党派之见。

“自由主义者”一词在英国最早用于19世纪20年代。它来源于西班牙，在那里它指的是那些反对专制主义为自由而战的人。年，把自由主义称之为一种“可憎的原则”的皮尔，预言它势必增长。坎宁的政府用自由贸易政策以及法律和行政改革来顺应这种增长。但是自由主义也意味着天主教解放和议会改革。

天主教解放问题一直是利物浦勋爵政府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坎宁支持解放，但是皮尔认为爱尔兰需真“一个忠诚的、专制的政府”，所以他反对解放。大多数托利党人和大多数英国人都和皮尔持相同的观点，然而到了年，天主教的爱尔兰彻底下定决心解放天主教——也就是说，天主教徒有权进入议会，有权担任高级文武官职。在克莱尔郡的一次补选中，丹尼尔奥康奈尔当选下院议员，他是一个天主教徒，是个一流的演说家，还是解放运动的领导人。按照法律，他不能受任。但是如果他被拒之门外，爱尔兰人就会反叛。皮尔和威灵顿认识到了这点，他们强制通过了年天主教解放法案，该法案赋予英国的天主教徒选举权，赋予所有天主教徒担任军职和高级文官的权利。托利党乡绅雷霆震怒。他们开始谈论各郡需要有更多代表进入议会，必须把优秀的、可靠的、独立的、与大多数英国清教徒合拍的人选为下院议员，而不要那些来自腐败选区的阿谀奉承之人。他们开始谈论议会改革。

温和派的人也谈论这些事情。他们极力主张把东雷特福德和彭林这两个腐败选区的议会席位划归曼彻斯特和雷特福德郡分区。威灵顿和皮尔拒绝了，赫斯金森和他的支持者都退出了政府。威灵顿落得两头不讨好。他在天主教解放问题上惹怒了极端的托利党人，在东雷特福德和彭林的问题上引起温和派的愤怒。分裂削弱了威灵顿政府，年乔治四世去世，当英国选民依据未经改革的选举权选出的议员中有半数支持某种程度的改革之时，这条裂缝更严重了。

结语

选民们这时对辉格党人和激进派更有好感，他们挺身维护英国自由、维护非国教徒的权利、维护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利益。新思想的传播、新阶层的崛起和自由出版物影响力的增强，使英国必须认真解决议会改革这一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