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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头　—海关小屋的周围打着木桩，小屋建在木头支架上，从远处看，就像一只小鸡立在浅水区。大陆的闷热笼罩着一切。任何能在水里持续漂流一个月的东西——树皮、树枝和整棵的树，如果没有在数千英里的漂流途中被截住，最终都会聚集在伯利兹，这是密西西比河口的一片平地。被淹死的鹿和野牛没能漂到这里，因为鲶鱼和乌龟早在它们漂到这里之前就把它们吃掉了。最重的一层漂流物藏在这些森林垃圾翻起的涟漪下面，那是水面下一股巨大的潜流，波涛暗涌，虽然新鲜但并不好闻，水流在随着它的重量下沉。暗流中的铁来自遥远的北方，银来自落基山脉，但主要是污泥。森林中的成千上万条支流卷着腐殖质，翻滚着流经杰斐逊统治下的16个州，与三角洲的黑土搅在一起。长期以来，这条河流汇集两岸的淤泥，独自向着南方流去。但在过去的10年里，由于流域上游的耕作、播种和收割，径流的淤泥一直在增厚。年初，从“阿文提诺号”望过去，在这个航道上浮锚的是一个个子不高、皮肤黝黑的男人。自查尔斯顿建立以来，他就是这艘船上唯一的奴隶。船员们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他既构不成威胁，也不是主要的货物。一直以来，他都听不懂别人在说什么，别人也听不懂他的话。但是他们不再担心他会跳下去，就像当初那些在大西洋口岸站在围栏上试图跳海后被拽回来的黑人。他身上有两件令人吃惊的事情，一是他睡觉的时候总是蜷缩成同一个姿势，二是他脖子上戴着一个铁项圈，上面刻着“休·杨的财产”。从他的眼中可以看出来，他是记得的。从非洲来到南卡罗来纳州，多万人被迫移民到这个新的世界，他和他们一样幸存了下来。他们或被捕或被绑架而来，或者干脆就是买来的，然后被运往海岸，从一个陌生人的手里贩卖到另一个更陌生的人手里（这些人或是白人，或是棕色人，或是有一头棕褐色与黑色的卷发）。他们被从黑暗的地牢中带出来，手脚戴着铁链，白人水手把这一大批非洲人捆在海岸边的一艘大独木舟上。海水冲刷着船舷，独木舟上的人都能感受到溅起水花的咸味。他们穿过汹涌的波涛上了海中的浮式据点，然后被拖到罗德岛的船上。他们相互推挤着前进，用轻巧又迅速的步伐在一个只有4英尺高的顶棚下保持着平衡，即使对这些平均身高只有5英尺的人而言，这个地方也太矮了。在他们面前，一些散发着恶臭的男人蜷缩在地板上。他们的睡相告诉这些新上来的人该如何躺着：左边朝下，面对背紧贴着躺在一起。船长认为这样对心脏有好处。年，美国制宪会议允许继续进行奴隶贸易。以后的20年里，这个新国家的公民从非洲海岸拉来了10多万人口。其间，充满了抗争。有些人紧紧抓住地牢和奴隶集中营的门框不肯进去；有的带着锁链成队从船边翻进海里，一起淹死在海浪中；有时水手用棍子把他们打倒在甲板上，有的奴隶会夺过他们的棍子；当船员让他们出来操练的时候，他们会冲破栅栏。大西洋的贩奴航程中，有10％经历了重大叛乱，但是基本以失败告终。水手在船中间向那些绝望的人们发射加农炮弹，船上的排水口血流成河，尸体都被扔进海里喂了鲨鱼。现在这个人都还记得他当时是怎样躺在呕吐物里，躺在粪便里，躺在尿液里，怎样吃着那些他们带来的桶里的食物。他听见另一层甲板上的女人为一个垂死的婴儿或是姐妹痛哭；当水手要将她们带到船员的住处强奸时，他听到她们在挣扎反抗；他看见水手把那些身体已经僵硬、带着一脸苦笑的人拖了出去。天使也曾险些伸手把他抓走。他晕船到连胆汁都吐了出来；痢疾导致他拉得倾泻一空，差点儿没了命；他在船舱里发烧，汗如雨下，气喘吁吁地等着从桶里盛的一口饭食。他当时很可能像那几百万人一样死去，但他活了下来。他也许是幸运的。这艘船最后停靠在了查尔斯顿港。随后，船员把他卖给了当地的一位新奥尔良中间商，这个人给他锁上了一个铁项圈，上面烙着这个商人的名字。另外一个白人把他从东湾街带到阿文提诺码头。牌子在风中“咔咔”作响，风里还夹杂着加兹登码头那艘旧船上散发的恶臭。在库伯河的对岸，秃鹰落在树上拍打着翅膀，它们知道这个港口的洋流会将尸体堆积到沙洲的某个位置。仅在那一年，25艘船在此隔离等待检疫期间，就有个非洲人死在船上。又一次航行之后，这艘小船驶进了阿文提诺的泊位。白人海关官员爬上了绳梯。那个戴铁项圈的黑人观察着这一切。他能看出来，靠在桨上休息的那个奴隶也经历了那片黑暗的海域。划桨人也看向了这个戴铁项圈的人，并回忆起了奴隶甲板上浸出水的木头挤压在他伤痕累累的脸颊上的感觉。但这次重新登陆的经历也许会有所不同。奴隶制本身从一开始就一直在变化，从最初塑造了新世界的糖岛模式（sugar-islandmodel），直到变成现在这种状况。这个戴着铁项圈的男人不是要去一个小岛，也不是要去一个紧邻海岸线的孤立居民区，他要前往一片广袤的大陆。在泥泞沼泽地的浓雾后面，奴役没有地域上的界限，只有政治上的限制，奴隶主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去制定政策，这些奴隶未来的主人是美国公民而非殖民者，他们有权投票，竞选政府公职。同样地，是这些奴隶主的财产利益而不是遥远的帝国官僚计划决定着奴隶的命运。这个戴着铁项圈的男人和所有跟他一起走进这片大陆腹地的人，将要生产的不是一件奢侈品，而是一种无限扩张的新经济中最基本的商品，因而他们生产的商品也拥有无限的市场。这就意味着，对于奴隶主的数量没有限制，对于那些想要从奴隶制中获取利益的投资者的数量也没有限制。只有当奴隶主良心发现，或者世界投资市场无法调动足够的储备时，才能阻止资本流向奴隶制的新地界。这都是确定无疑的，但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整个美国和所有想将奴隶制扩大到大陆中部大河谷的企业家是否可以深入北美腹地。直到年，这个疑问依旧没有答案。事实上，这个疑问自18世纪90年代开始就始终存在，并且持续了十几年。由于这个原因，奴隶制的扩张并不是注定的结局。四次剧烈的暴力冲突，其中三次都发生在该河谷地区，河水震动着“阿文提诺号”，这才是决定奴隶制命运的关键。自年开始，从旧大陆来到这片新大陆的人中，4/5来自非洲而非欧洲；这些人戴着锁链被关在船舱里，甚至不能在甲板上自由活动。三等舱里熙熙攘攘的人群，吵着闹着要远离饥荒、摆脱贫困，他们是爱尔兰人、意大利人或者俄罗斯犹太人，那些人后来也来到了这片新大陆。万来自中央航道的非洲人被掳到这里，他们塑造了这个新世界，并且将新大陆与旧大陆联系起来。一个与之规模类似的变化，就是在这个半球上数百万原始居民的死亡。借助人口灾难和中央航道，西班牙、葡萄牙、法国和英国这些帝国统治了美洲前年的历史。一旦将所有的金银财富洗劫一空，这些国家就会从巴西到弗吉尼亚建立起一系列种植园殖民地，以寻找更大的财富来源。虽然很多种植园规模很小，但其对经济和政治产生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年，在第一次《巴黎和约》中，法国以其在加拿大的全部殖民地换取了瓜德罗普岛。在年之前，蔗糖是这些岛屿上主要的产物，也是欧洲大部分新财富的来源。16世纪早期，葡萄牙人把甘蔗带到巴西。那时，他们已经学会如何榨汁，如何熬煮甘蔗汁，以及如何在马德拉岛或圣多美等大西洋岛屿上使甘蔗汁结晶。在那里，欧洲人首次将甘蔗的挥发性成分、肥沃的土壤、奴隶制和背井离乡的非洲奴隶结合在一起。在巴西，这种结合不仅在起泡的甘蔗汁桶中收获了蔗糖结晶，还获得了巨额的收益。16世纪晚期的西欧经济中，有威望的消费者吃糖的数量越来越多。巴西曾一度是早期现代欧洲的硅谷，是创造巨额利润的技术孵化器，是一夜暴富的代名词。当海难将鲁滨孙·克鲁索扔到荒岛时，他打算成为巴西的一名种植园主。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巴巴多斯岛取代巴西成为第一产糖地。巴巴多斯岛的全盛期也只持续了几十年，牙买加紧随其后，声名鹊起。在一个又一个的岛上，欧洲人和他们所携带的病原体夺去了当地人的生命，贩奴船在海上航行，甘蔗在这片土地上生长。甘蔗地里劳作的奴隶死后，又会有一波幸存下来的奴隶从贩奴船上爬到这片甘蔗地，接替他们的劳动，从而使奴隶主变得极其富有。在每个岛上，最富的人把其他人排挤出去，然后一个新的小岛出现了，它为企业家们提供更新鲜的土壤，为投资者们提供吸引资金的新方式。糖岛破坏和开发的过程塑造了这个新世界前3个世纪的地缘政治、经济和文化。虽然弗吉尼亚与南卡罗来纳不同于糖岛，但它们同样是流通渠道。北部殖民地本来与这些毫不相干，但后来他们开发了糖岛所需的造船业、谷物种植业和畜牧业，并开始将甘蔗糖浆蒸馏制成朗姆酒，运输奴隶，贩卖奴隶制造的商品。在欧洲的商店和厨房里，糖起初是富人的奢侈品。到了1年，糖变成了新兴中产阶级咖啡和茶里的甜味剂，同时也是一种上等的调料。到了年，糖成了英国穷人的奢侈品，偶尔作为熬过一天辛苦工作的兴奋剂，或是一种让哭闹的孩子安静下来的奖励。糖和奴隶制一起，加速了欧洲的贸易，拓宽了企业家获得金融资本的途径，刺激了追求利益的欲望，促进了集权国家收入的增长和国力的增强。但糖和奴隶制绝没有使西欧的经济超越世界其他地区。中国人也消费糖，而且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一直是世界贸易的中心。和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大部分欧洲人时常面临饥荒的威胁。他们按照当地人的农业传统种植粮食作物，而这些传统农业技术的复杂性、效率和生产力都更接近公元元年时的状况，而不是年。大部分穷人和农民像戴着铁项圈的奴隶一样矮小，因为自农业时代以来，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还没有得到改善。在船尾的甲板上，白人海关官员和船长一起走到这个戴项圈的男人面前，盯着他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船长在一份文件上签了字，海关官员又回到了船里。在白人的文件里，这个人依旧没有名字，但墨水已经记录下了他的存在。这艘划艇向着海关小屋划了回去。“阿文提诺号”的海员们拉着船锚，升起船帆，船锚发出碰撞的声音，船帆在空中飘荡。驾驶盘转动起来，这艘双桅船驶入了航道。戴项圈的男人在围栏上向远处眺望。薄雾渐渐散去，一片低平的陆地进入视野。接下来几天，“阿文提诺号”顺着蜿蜒的河流穿过密西西比的新土地。慢慢地，河岸开始上升，堤坝保护着后面的平地，地里长着绿色的甘蔗。他最先看到的是临时搭建的小木屋，然后是被小木屋簇拥着的大房子。三天后，河道向右拐后变直，一丛密密匝匝的桅杆映入眼帘。他们抵达新奥尔良了。年，当法国旅行者皮埃尔-路易斯·迪瓦隆（Pierre-LouisDuvallon）看到一小丛桅杆，他便预言新奥尔良“注定会成为北美的主要城市之一，也许还是新世界最重要的商业中心”。新奥尔良在年由法国人建成，于年割让给西班牙。来到这个城市的设计者、愿景家和投资者同样能预见到这里广阔的前景。迪瓦隆认为，坐落于密西西比河口的新奥尔良，要比尼罗河、莱茵河、多瑙河和恒河更具有经济潜力，这里将会成为半个大陆产品的接收地。迪瓦隆甚至说，在新奥尔良，“自然与社会的精粹恰到好处地结合在一起，完全超乎想象”。然而，自从13个殖民地取得独立以来，强大的帝国决心让新奥尔良远离美国的控制。—年，西班牙一再地剥夺美国居民通过新奥尔良向上游地区运输商品的权利。每当他们这样做时，西部的居民就会考虑改变他们的效忠对象。美国官员对此很忧虑，曾多次试图与西班牙谈判关于密西西比河口附近这座城市的出售和割让事宜，但是，西班牙试图遏制这个新国家的发展，因而一再地拒绝了他们。西班牙顽固地控制着密西西比河口，这使得美国依然有可能分裂，但是，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年，在法国加勒比圣多明各殖民区，受奴役的非洲黑人爆发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起义。圣多明各岛是伊斯帕尼奥拉岛东部的第三个岛屿，是当时最后一个糖岛，也是法兰西帝国经济增长的引擎。但是，8月的一个夜晚，第一个奴隶制磨坊停止了运转。在整个圣多明各蔗糖帝国，这个世界上最有利可图的地区，奴隶们涌入大厦豪宅里屠杀奴隶主，在蔗糖仓库和甘蔗地里放火，成千上万的人在殖民统治区海地角游行。在遭到阻止后，他们又重新集结。当时这场起义波及了整个殖民地区。到年末，起义已造成成千上万的白人和黑人死亡。甘蔗地里的滚滚浓烟被吹进了大西洋信风中。难民逃到查尔斯顿（当时他们已经充满了对奴隶叛乱的恐惧），逃到古巴，逃到大西洋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所到之处，他们带去的是一个天翻地覆的世界的疯狂故事。由于法国大革命推翻了统治法国多年的君主专制，欧洲人陷入了认识混乱的痛苦中，当时人们对这些事件反应不一，但都深感困惑。小规模的奴隶叛乱是一回事，黑人取得完全的胜利又是另外一回事。事实上，欧洲思想家一直在讨论法国的那场革命，却对圣多明各的事绝口不提。例如，德国哲学家格奥尔格·黑格尔，他当时正在围绕一个奴隶反叛主人的理想化古典形象构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但他却从来没有谈及现实世界中正在发生的奴隶叛乱，即使他阅读的每篇周报上都有关于流血冲突的报道，但他坚持认为，非洲黑人与一个由欧洲民族国家新获得自由的公民塑造的未来无关。但是，圣多明各的这场革命创造了一个现代世界。今天，圣多明各被称作海地，它是西半球最贫穷的国家，但是，海地革命是当时最具革命性的革命。当这一切结束时，这些曾在欧洲帝国的相互倾轧中受到压榨的人们，统治了这个曾经奴役他们的国家。他们的公民地位（至少在理论上）是迄今为止最平等的。他们在加勒比推动的事件，促使法国革命家在国民议会中坚定地采取更为激进的立场。例如，在年解放所有法国奴隶，试图使圣多明各这个经济龙头支持法国的新任领导人。然而，奴隶革命本身就已经消灭了岛上的奴隶制。杜桑·卢维杜尔（ToussaintLouverture）之前是一名奴隶，他将一群狂暴的反抗者组织起来，建立了一支起义军，这支军队保护了他们的革命果实。—年，杜桑·卢维杜尔的军队击败了成千上万的反革命英国红衫军的侵略。年，圣多明各名义上依然是法兰西共和国的一部分，实际上已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杜桑·卢维杜尔在写给法兰西第一人拿破仑·波拿巴的信中自称“第一黑人”。拿破仑当时是法兰西共和国的第一执政，也是一位出身卑微的传奇人物。他是一位政治和战争领域的领袖，而非商业巨头，他的军事胜利摧毁了陈旧的那一套。然后，他试图去创造一个新的国际秩序、一种新的经济、一套新的法律、一个新的欧洲、一个新的帝国。但在年与英国签订《亚眠和约》后，这个表面看起来实行了共和制的国家变成了君主制。拿破仑把目光投向了一个新的目标：收复皇冠上的蓝宝石——失落的圣多明各。年，他派出了有史以来最为庞大的舰队——大约有5万人——在他妹夫查理斯·勒克莱尔（CharlesLe-Clerc）率领下进入这个岛屿，他们的任务是干掉圣多明各首领，也就是当过奴隶的杜桑·卢维杜尔。拿破仑命令道，“要灭掉非洲黑人的威风”，要通过欺骗和暴力压制所有叛乱，将所有幸存的非洲人再次套上奴隶制的枷锁。拿破仑还组建了第二支军队，并给了这支军队第二个任务。年，他签订了一份秘密条约，将西班牙控制了37年的路易斯安那“归还”法国。第二支军队被派往路易斯安那，在那里插上法国国旗。这支军队有2万人之多，比整个美国军队都要庞大。拿破仑早已从内部征服了一个革命共和国。他现在又派了一支强大的军队，试图通过野蛮的武力去征服另一个领地。至于第三个共和国，当拿破仑的第二支军队登陆路易斯安那的时候，它在密西西比上游的存在，将破坏美国东西分界线地区的稳定。杰斐逊在华盛顿听闻了有关这个秘密条约的传言。为了维持他独立白人共和国向西推进的乌托邦计划，杰斐逊向奴隶制的扩张作出妥协。现在他面临着又一个迫在眉睫的选择：要么虚伪地妥协，要么毁灭。年，他和约翰·亚当斯作为反叛共和国的代表被派到英国皇家法院，对杰斐逊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所遭受的屈辱更让他痛心的了。当一个戴假发的法官大声地喊出美国特使的名字时，乔治三世还在盛怒之下，他傲慢地转过身，然后大摇大摆地走了，大臣们一阵窃笑。然而，正如此时杰斐逊对前往巴黎的特使罗伯特·利文斯顿（RobertLivingston）所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地方，占据这个地方的人是我们天生的宿敌，这个地方就是新奥尔良。”杰斐逊不得不以某种方式开放密西西比河。他写道，如果法国军队占领新奥尔良，“我们就必须和英国及其舰队联合”。拿破仑有他自己的野心。他没有理会杰斐逊对于密西西比河口这座城市最初的报价。虽然杰斐逊总统让前去谈判的詹姆斯·门罗（美国未来的总统）带去了一个更高的报价：万美元买下这座城市及周边地区，但法国最后仍没有答应这笔交易。勒克莱尔的军队大批登陆圣多明各的时候，法国发现海地角已是一片废墟，作为焦土政策的一部分，此地被付之一炬。勒克莱尔通过骗局成功抓获了杜桑·卢维杜尔，并将他押至法国，囚禁在侏罗山的一个堡垒里。然而，反抗并没有因此停止。卢维杜尔的军队开始接连告捷，战胜拿破仑的大军。法国军队开始由镇压叛乱转向种族灭绝，数千名疑似叛乱分子及其家属惨遭杀害。这种恐怖行径激起了更激烈的反抗，随之而来的还有黄热病和疟疾，数千名法国士兵因此丧命，其中包括勒克莱尔。年中期，法国的第一波军队已经退却了，拿破仑极不情愿地将路易斯安那的军队转移到圣多明各。随后，加勒比地区的第二次远征也宣告失败了。虽然杜桑·卢维杜尔在大洋彼岸的牢房里正冻得瑟瑟发抖，但他留下的军队成为率先粉碎拿破仑野心的决定性力量。“该死的糖，该死的咖啡，该死的殖民地。”有人在宴会上听到一位白人首脑这样抱怨。年4月7日，看守卢维杜尔的狱卒进入牢房，发现这位黑人领袖笔直地坐在椅子上，已经去世了。同一天，门罗的船驶入法国海岸。4月11日，门罗的车队还没有抵达巴黎，一位法国部长就邀请利文斯顿到他的办公室。拿破仑的这位官员的报价惊得利文斯顿差点从他的及膝短裤中跳出来：不仅仅是新奥尔良，而是整个法属路易斯安那——整个密西西比河及其支流的西岸，全部出售。美国只花了万美元就买下了82.8万平方英里，即5.3亿英亩的土地，每英亩约合3美分。这片广阔的土地使这个国家的面积扩大了一倍。最终，美国从路易斯安那领地中先后划出15个州。到20世纪末，杰斐逊的这笔意外之财将为世界生产大量的粮食。可以想见，利文斯顿难掩自己的兴奋，当即同意了这个决定。就这样，年伊始，举行了两场重大的仪式。每一次都正式化了受奴役的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成功推翻了欧洲帝国最有利可图、发展最充分的蔗糖奴隶制所带来的结果。其中一个仪式在太子港举行，由几个经历了奴隶队伍、奴隶制、革命和战争的领导人主持。1月1日，他们宣布国家正式独立，他们称之为海地——他们认为，在西班牙人将这里的泰诺原住民赶尽杀绝之前，泰诺人称这里为海地。即使这个国家的历史充斥着杀戮、内战、独裁和灾难，即使白人国家一直绞尽脑汁地拒海地于国际社会之外，但海地独立后的第一部宪法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公民观念：只有黑人才能成为海地公民。那么，谁是“黑人”呢？是那些反对法国和奴隶制，并且接受黑人统治海地这一事实的所有人。也就是说，即使是“白人”，也能成为海地的“黑人”公民，只要他（她）否认白人应当统治社会、非洲人应当服务他人这样的观念。海地的独立不仅粉碎了拿破仑征服西半球的计划，还敲响了新世界奴隶制的丧钟。在糖岛上，生产力取决于那些从非洲掠夺来的黑人劳动力的不断供给。一些曾认为非洲奴隶贸易并非不道德行为的欧洲人转变了看法，因为奴隶贸易给圣多明各带来了灾难，那里初尝自由滋味的男女现在满怀愤怒。年，受到圣多明各反叛分子身首异处和巴黎断头台恐吓而暂停的英国反奴激进主义，现在成了传统的伦敦智慧。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一项法案，终止了英国的国际奴隶贸易。英国政府和统治阶层认为，废除奴隶贸易为他们提供了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布朗（ChristopherBrown）所谓的“道德资本”。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可以利用其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向西班牙、法国和葡萄牙施压，要求他们也废除其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与此同时，美国国会也在推进本国禁止国际奴隶贸易的法案，年是宪法同意这条禁令的第一年。但是，该禁令之所以在政治上具有可行性，原因之一是贩奴船不必再经由中央航道。托马斯·杰斐逊在年向国会提交的年度报告中，敦促实施奴隶贸易禁令。向西、向南和向西南的领土扩张，使南卡罗来纳州、佐治亚州和其他一些地方的奴隶主能够从源源不尽的奴隶队伍中买到像查尔斯·鲍尔那样的人。因此，法案的通过并不意味着投票的那些南方代表认为奴隶制是错误的，正如他们中的一个人所说：“绝大多数南方人并不认为奴隶制是一种犯罪。”无论如何，海地革命已经让美国这个年轻的国家为了奴隶贸易开放了密西西比河口。年12月22日，大约在太子港宣布独立10天前，路易斯安那的新总督与新奥尔良官方进行了权力交接。美国的所得依赖于数十万非洲男性、妇女和儿童的牺牲，这些人在圣多明各奋起反抗那个似乎被写入美国宪法的社会制度，即对非洲黑人的奴役。这种对海地革命胜利的依赖是一个巨大的讽刺。杰斐逊关于“扩张”的言论一定程度上是依赖于白人对奴隶反抗的恐惧，而并没有承认是杜桑·卢维杜尔死后的胜利，使这个国家和奴隶制的扩张成为可能。当时唯一指出这位共和党总统是一个没穿衣服的皇帝的声音，来自杰斐逊的老对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他表示：“我们应该感谢圣多明各的恶劣气候、这个地方黑人居民的勇气及其顽强的抵抗……事实是，波拿巴被迫（并不是被杰斐逊强迫）放弃了他在密西西比河岸殖民的宏伟计划。”甚至直到今天，大多数美国历史教科书中，关于路易斯安那购买案的描述，都没有承认这是圣多明各的奴隶革命促成的。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件。年，海地人向世界宣告他们的社会理念，即公民完全放弃白人特权。但是与此同时，他们革命的成功，却给密西西比河口带来了一个新的奴隶制帝国，这片伟大的大陆会孕育第二个奴隶制帝国，且其经济实力远超第一个。因此，那个戴着铁项圈的男人并非意味着旧的被迫移民的结束，而是新一轮强迫移民的开始。但是，获得的领土并不会自动变成管理权，潜在的财富也不能自动转化成滚滚财源。为了将密西西比河口潜在的可能变为现实，奴隶主就不得不跨越语言与文化的差异共同努力，尤其是在年以后，他们不仅要找寻新的奴隶资源，还要去摆平那些威胁他们权力的挑战。假如我们能够在年5月15日采访奥尔良领地的总督威廉·克莱伯恩（WilliamC．Claiborne），他可能认为奴隶主们的前景不容乐观。那天，他在坐落于新奥尔良阿姆斯丹广场总督府——一栋白色石头建筑——的书桌前匆忙潦草地写信。这个建筑由西班牙人建造，现在是路易斯安那州的州立博物馆，但是在年“改旗易帜”之后的几年里，这里曾是帝国边疆政府的神经中枢。克莱伯恩是一个风风火火的人。随着新美国的扩张，他的政治事业平步青云。年克莱伯恩出生于弗吉尼亚，后来移居田纳西州，并于年当选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国会议员。势力强大的弗吉尼亚盟友使他获得了新吞并的奥尔良地区（现在的路易斯安那）联邦总督的任命。但是，他想在这里完成的一切似乎都泡汤了，其中有一些是由于他自己的失误，比如他不愿意学习法语。他为人鲁莽冒失，像他的国家一样总是火急火燎。就在这时，他从座位上一跃而起，望向窗外的河流，然后又急匆匆地大步回到座位上，继续潦草地写信，全身晃动。因为总督刚刚得到一个棘手的消息，一艘来自古巴装满奴隶的船只试图停靠在新奥尔良港，这违反了禁止向美国输入奴隶的禁令。进口奴隶的问题可能会激化这个领地固有的矛盾。由于文化上的差异，讲法语的居民与讲英语的新教徒会在新奥尔良街头争论舞会上应该跳哪一种舞，是英格兰的时尚舞还是法国的流行舞。在这里，一些有钱的白人男子先是和黑白混血的女子同居，之后再找个有头有脸的白人女子结婚，“美国”女性（还有少数男性）对此怨声载道。这样的事情在弗吉尼亚时有发生（克莱伯恩很了解托马斯·杰斐逊的类似故事），但他们通常都秘而不宣。同时，新到美国的移民会利用境外资本主导新奥尔良的商业活动，他们可以畅通无阻地获得那里的商品和利润。路易斯安那的法国人只能依靠他们对该地区固定资本的控制，以及拒绝出售土地的方式来阻止美国移民。文化冲突一直动摇着路易斯安那新居民的忠诚。西班牙帝国仍对东西边境地区虎视眈眈，不愿放弃西佛罗里达。传言有人密谋将密西西比河流域脱离华盛顿控制，谣言引起了很多人的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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