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尔·弗格森，《虚拟的历史》，中信出版社年版据罗马史记载，凯撒追击庞培来到埃及的亚历山大，邂逅故意将自己裹在地毯里的埃及艳后克丽奥佩特拉，被她的鼻子深深吸引，陷于爱河。为了克丽奥佩特拉，凯撒做出了不少有违元老院意愿的决定，也为自己被杀埋下种子。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在《思想录》因此写道：“要是克丽奥佩特拉的鼻子长得短一些，整个世界的面貌就会改变。”其实被她的鼻子吸引的不仅只有凯撒，还有安东尼和屋大维等罗马史上的著名人物，克丽奥佩特拉最终为安东尼殉情而死。有人将帕斯卡的这个理论称之为“帕斯卡的鼻子”，更多的人则直接称为“克丽奥佩特拉的鼻子”。历史学家热衷于讨论克丽奥佩特拉的鼻子，是希望得出某个结论：罗马史（必然性）会因埃及艳后的鼻子（偶然性）改变吗？俄国革命后，流亡在外的许多俄罗斯人热衷于讨论俄罗斯革命的偶然性与必然性，他们喜欢反事实提问即“假如”，以证明历史的偶然性。英国史学家卡尔[1]对此不屑一顾，他认为这些讨论反映的是一种失败者心态：许多人直接或间接地因为布尔什维克的胜利遭受了这样那样的痛苦……他们希望表达自己的不满和反对；当他们阅读历史时，这种情绪表现为恣意想象那些更合他们心意的事件的发生……这纯粹只是情绪化与非历史的反应……一个群体或一个国家如果正处于历史发展过程的低谷而非高峰，强调历史偶然性的理论就会盛行。这好比在成绩不好的学生看来，考试就是一场赌博，得分全凭运气……历史是人类所作所为的记录，它并不会浪费笔墨在人类没有做或未做到的事情上……历史学家关心的是那些成就了某件事的人。（p4）卡尔想表示的并不是“历史是胜利者书写”观点，他是想说明布尔什维克胜利的历史必然性或沙皇失败的历史必然性，他显然是一个坚定的历史决定论者。然而，果真如此吗？长期以来，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认为历史是必然发生的，它是一种历史演绎的必然结果，恩格斯说：“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的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2]另一种观点否认历史的必然性，论及法国大革命时，阿伦特就激烈地批评这种“必然性”，阿伦特说：“这些人敢于藐视一切现存权力，敢于挑战一切世俗权威，他们的勇气毋庸置疑，但他们常常日复一日奴颜婢膝地屈服于历史必然性的召唤，不发出半点义愤填膺的呼喊，不管对他们而言必然性的外表看起来是多么的愚蠢和不合时宜。此情此景，有点荒唐透顶。他们被愚弄了，不是因为丹东和维尼奥、罗伯斯庇尔和圣鞠斯特以及其他一切人的话仍然回荡在他们耳边，他们是被历史愚弄了，变成历史的傻瓜。”[3]当然，也有人试图将两种观点折衷，于是他们说：历史既是必然的，也是偶然的，历史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结合――这种说法容易让人无所适从。在《战争与和平》最后一章，托尔斯泰就陷于了自由意志（偶然性）与历史决定论（必然性）的冲突中，他从考察的每种行为中都能看到某种程度的自由与某种程度的必然，他想方设法设计出一种机制试图兼容偶然与必然，但显然并不成功。弗格森在《虚拟的历史》进行了一系列的“反事实提问”：假如查理一世避免了内战会怎样？假如没有发生美国独立战争会怎样……他的兴趣还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关系，这也许是历史研究中最令人着迷的问题。（一）在文明的早期，人类观察的都是一幅幅偶然性片断，哲学家皮埃尔·迪昂这样写道：一个仅仅向大海望了几眼的人是看不出潮涨潮落的，他会看到浪花翻腾、涌向沙滩，然后又毅然离开刚刚被征服的那一片狭长的沙地，向后退去。浪花来了又走，走了又来，有的走得更远，有的却连刚才被打湿的石子都没有碰到。但是，波浪来而复去、去而复来都只是表面现象，深层的海水事实上都在向同一个方向运动。对于逗留片刻的游客来说，这种更深刻、更缓慢的潮涨潮落是他们无法感知的。在神话时代，人们将变幻无常的自然现象与神或神的意志相联，这种拟人化的归因方式，是人类试图掌握自然现象后面隐藏规律的最初尝试，并因此发展出祈祷、敬神仪式与巫术等手段—―人类试图通过这些手段与神互动，以求对自然现象的干预。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认为，巫术思维中的“果必同因”的相似率和触染生效的接触率，是科学思维的雏形[4]。慢慢地，人类观察到缤纷五彩的偶然性背后的某些共同规律，这种观察逐渐由自发性转变成自觉性。最早热衷于“规律”的是不甘于仅仅当“游客”的哲人和科学家――在现代科学产生之前，哲学和科学是一体的，常被称为哲学‐科学。科学家波义耳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试图通过研究单个分子的轨迹来了解封闭空间里气体的特征。在分子层面，单个分子会与其他分子不断发生不可预测的碰撞，它的轨迹是随机的，但他很快发现这些随机轨迹背后隐藏的共同规律：气体的压力与它的体积和温度相关，这就是著名的波义耳定律。更多的人投身于对规律的探索之中，并且把探索的对象试图从单一自然现象扩展到自然的总体。第一个系统使用“自然规律”这概念的是笛卡尔，笛卡尔是解析几何的创始人，也是系统表述机械论的第一人。规律就是哲学中的“普遍性命题”，规律的本体论上的界定是其客观性、重复性与必然性，恰如恩格斯所言：“氯和氢在一定的压力和温度之下受到光的作用就会爆炸而化合成氯化氢；而且只要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也就知道：只要具备上述条件，这件事情随时随地都可以发生。”[5]规律对笛卡尔、伽利略和牛顿这些现代科学创始人来说，只有能够数学化的东西才能被认为真实存在的东西，这就是“自然的数学化”。韦斯特福尔说：“两个主题统治着17世纪的科学革命：柏拉图-毕达哥拉斯传统和机械论哲学。柏拉图-毕达哥拉斯传统[6]以几何关系看待自然界，确信宇宙是按照数学秩序原理建构的；机械论哲学则确信自然是一架巨大的机器，并寻求解释现象后面隐藏的机制。”笛卡尔的机械论迅速成为近代科学的主流方法论，成为科学革命的主线，也的确促进了科学和哲学的发展，一门学科使用数学的程度表明了这门学科科学化的程度。海德格尔因此评价说：“整个现代形而上学，包括尼采的形而上学，始终保持在由笛卡尔所开创的存在者阐释和真理阐释的道路上。”[7]许多人并不喜欢笛卡尔对世界的认知，E·A·伯特这样描述笛卡尔的世界：现在，世界变成了一部无限的、一成不变的数学机器。不仅人丧失了它在宇宙目的论中的崇高地位，而且在经院学者那儿构成物理世界之本质的一切东西，那些使世界活泼可爱、富有精神的东西，都被聚集起来，塞进这些动荡、渺小、临时的位置之中，我们把这些位置称为人的神经系统和循环系统。然而，无论是否喜欢，以机械论为基础的现代科学方法论已经成为科学家共同体的共识，我们可以称之为“笛卡尔传统”，反对者与反感者都无法寻求到更好的解释系统为科学家共同体所接受。人们接受了一种基本的思维方法：偶然的背后一定有某些共同的抽象的东西，这种东西就是“规律”，它不受人的主观意志支配，因而也被称为“客观规律”；如果一个“偶然”无法被已被抽象化的规律所解释，只能是人们对规律的探索还不够全面与深入。必须指出的是，人类对揭示自然规律的热衷是人性解放的结果，也是人性解放的原因，这是人类对理性的重新发现――之所以说是“重新”，是因为古希腊时代就曾经存在这种理性活动。理性让人类从对自然与神的敬畏与崇拜中解放出来，让人类知道自己才是世界的中心，人类的信心由此获得极大提升，人类由此希望把命运牢牢地把握在自己的手中，而不是交给天或神。但一旦对自然与上帝的崇拜让位于对理性的崇拜，一旦理性成为新的上帝，人类又开始成为理性的囚徒。事实上，牛顿笛卡尔之后的许多科学家都怀疑过是否真的存在着所谓的自然规律，或至少怀疑自然规律的客观性。贝叶斯将概率现象解释为主观信念程度的变化和更新，量子力学对微观世界的描述揭示了世界的不确定性，混沌理论更是颠覆了人类对世界的认知……然而，所有这一切并未让主流科学界放弃立场，更未让科学界放弃探索自然规律的热情与信心：

科学发展的历程，从确定性模型，到统计方法，到反事实推理和结构因果模型，最后到考虑时空邻域和情境，都是因为遭遇了更复杂的系统和更具体场景时，让我们不得不发展新方法去研究解决――而非发现整个宇宙真的越来越存在不确定性。是我们的需求以及对充足理由律的内在信念，促使我们去这样做，寻找规律，而不是听天由命，将一切归结为偶然。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并没有失去自由，因为因果不意味着完全确定。我们总能在尊重宇宙客观规律同时，做出我们自己的选择，让自己的主观融入宇宙客观的一部分。或者相反，我们的宇宙因为我们的选择、我们所创造出新的实在而变得更有生命。在冥冥中，这一切新的选择和创造都保存在了永恒的四维时空中――如果真有上帝视角的话。[8]

（二）人类是进取的，或者说人类是贪婪的，人们不满足于仅仅发现自然规律，试图发现人类社会的规律更让人兴奋与激动。1、自然规律在社会领域的扩展很快，笛卡尔传统被运用于自然科学之外的人文领域，“社会科学”这个概念是科学革命的成果，也可以视为笛卡尔传统的成果，哈耶克称之为唯理主义或极端理性主义：“它始于古希腊的柏拉图并在17世纪为笛卡尔和霍布斯所复兴，此后又经由卢梭、黑格尔、马克思以及其后的哲学实证主义者和法律实证主义者的努力而把这种对理性的崇拜推到了极限”，他这样介绍唯理主义：实际上，他们所阐发的唯理主义哲学还构成了各种现代建构主义的渊源。自笛卡尔以来，人们便步入了那个不可理喻的“理性时代”，亦即由笛卡尔式的精神完全支配的那个时代。那个所谓的理性时代的最伟大的代表人物伏尔泰，就曾经在他所撰写的一段著名的文字中描述过这种笛卡尔式的精神，“如果你想要好的法律，那么就烧掉你现有的法律，并亲手去制定新的法律”。[9]实际上这种对寻找社会规律的热衷一直受到人们的质疑。赖特在《风与天气》中写道：“跟行星的细微扰动不同，天气对平均值的偏离最肆无忌惮，并因其最不合常理、最变幻莫测而令人难以捉摸。”赖特接着说：我们通常认为天气现象完全是循理而行，相当普遍，但是其复杂性大大超过了我们的理解能力；但我们仍然随随便便就断言人类的不幸和未来社会发展的原因，尽管这些事情的决定性因素恐怕比天气繁杂得多。[10]殷海光的下列一段话也反映了这种质疑：

在物理科学中，我们可以找到相对独立的因果系统和相干系统（asystemofrelevance）的确定边沿。这在数理天文学中显然易见。年leverrier发现海王星就是很好的实例。然而，在人事历史中，客观的因果脉络往往无法确定，而且相干系统的边沿何在根本难以摸清。[11]

马克思恩格斯被认为是探索社会规律的典型代表，但实际上，他们对将自然规律的方法论运用于社会与历史领域都怀有浓厚的警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自由的科学研究遇到的敌人，不只是它在一切其他领域遇到的敌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12]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旗帜鲜明地反对将历史唯物主义当作“随意粘贴的标签”，他说：“我们在人类历史领域中的科学比在生物学领域中的科学还要落后得多……在这里认识在本质上是相对的……谁要是在这里猎取最后的、终结的真理，猎取真正的、根本不变的真理，那么他是不会有什么收获的……”[13]2、社会规律与社会工程人类对寻找社会规律的热衷可以表述为理论化冲动。维特根斯坦曾这样评价黑格尔：“黑格尔似乎一直想说，那些看上去不同的事物其实是相同的，而我的兴趣在于指出那些看上去相同的东西其实是不同的。”这段话反映了他后期对理论化冲动的一种反动。何为理论化冲动？理论化冲动就是企图在差异性中找到同一性，并把这种同一性演化为某种理论。在《哲学研究》第66节，维特根斯坦问道：“棋类游戏，牌类游戏，球类游戏，角力游戏，它们的共同之处是什么？”紧接着，他立即自我反驳道：“――不要说：‘它们一定有某种共同之处，否则它们不会都叫做游戏’”。周濂进一步解说道：“因为只要使用语言，我们就会被诱惑着去做某种总结性的陈词在多中去寻找一。这种诱惑是如此的难以抗拒，以至于维特根斯坦说，我们需要做的是意志上的抵抗，而不是克服理解上的困难，因为弃而不用某种方式，就像忍住眼泪或者压制愤怒一样困难。”[14]当然，理论化冲动只是人类热衷社会规律的表象，探寻社会规律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试图改变社会，特别是对于信奉进步主义或现代主义的人士而言，尤其如此：

如果历史由规律驱动，而这些规律又是可以被人类了解的，那么应该说我们可以为历史做计划――我们可以积极寻求去塑造历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们可以通过政治团体组织起来加快前进步伐。我们可以构建未来。进步主义者普遍认为这意味着国家能够并且应该在人类社会发展中扮演一个决定性的角色。这是社会最强有力的媒介，如果我们可以预测未来的走向，我们应该调动国家的所有力量去为之打好基础。

应该说，这种乐观的确为人类历史的进步提供了巨大帮助，人类在物质与精神上都获得了巨大进步，米德因此把“科学与理性”视为人类社会中与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并列的“第四种信仰”，但他也犀利地警觉到某种风险：

随着自然科学的声望越来越高，社会科学也紧随其后。人们认为，通过科学的调查与严谨的分析可以消除各种棘手的社会问题，从而创建一个更美好的新世界。大多数情况下，确实如此。有些情况下，也不尽然。可怕的狂热和幻觉互相交替，严重影响到人类福祉和自知之明。种族科学，颅相学，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监狱管理学，有计划的重工业经济发展，马列主义政治学，优生学和精神病人的绝育等，上述所有观念都分别在不同时间受到热情地宣扬，被认为和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一样具有科学的真实性。这些观念产生的后果有些是滑稽可笑的，但更多的是残忍的和悲惨的。[15]

（三）决定论有悠久的思想渊源。1、神决定论赫伯特·巴特菲尔德指出，在文字出现之前，人类的世界观就是一种决定论：或者由自然决定，或者由神决定，当出现人类无法解释的现象时，人们只能归于神的作用：每当原因与结果看似不相称或是一般的解释力不从心时，每当发生与人们的预期相冲突的巧合或不寻常的事件时，每当其他无关因素异常地进入思考过程时……只要对故事稍加歪曲，就会有人相信以上的情况是因为有了（神的）干预。以这种诉诸神意的干预来解释未知事件说明了历史偶然性的重要，也说明了人类发展早期还认识不到事物间存在的全部联系和突发事件的灾难性质，看不到小事件发展成重大事件的可能性：人类会因为自己所处的世界中发生了不能理解的事件而产生恐惧；会认为历史并非自己的创造，而是自己遭遇到的事件；在不能理解或掌握自然的运行时，人类因无可奈何会想去依赖什么；还有自然界中的神秘事件……所有这些都让人感觉到许多事情背后都有神的干预。（p19）当一神教得到广泛传播，尤其是当基督教奠定了其普世性与统治性地位时，神决定论就成为上帝决定论。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虽然为人类保留了部分自由意志的空间，但仍然是上帝决定论的经典之作。著名的君权神授论者波舒哀的《论普世历史》（又译《世界史叙说》继承了奥古斯丁的这种观念：帝国兴亡背后的种种原因都依赖于天意的裁决。上帝高高在上，手中紧握着所有国度的命脉。他也掌握着每颗心脏的跳动。有时他抑制激情，有时他让激情迸发，以此让人陷入激奋难抑的状态。上帝就这样根据绝对律令实现他那令人敬畏的判决。正是上帝，以令人难以察觉的方式筹划庞大的事件；正是上帝，重重的一击会影响深远。因此，正是上帝统治着世界。（p19，p22）2、科学决定论牛顿在17世纪创立经典力学时，决定论就成为科学领域的核心理念。决定论将大千世界的整个时空视为一系列确定性因果关系的链条。法国数学物理学家拉普拉斯的名句“只要给我足够的初始条件，宇宙所有粒子初始位置和速度，我就可以预测一切”，不仅克隆了他的前辈阿基米德的名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将撬动整个地球”中的科学的自信或自负，更是映射了科学家的决定论观念。拉普拉斯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在年提出了著名的科学假设“拉普拉斯妖”，用牛顿定律展现宇宙世界的整个过程（过去与未来）。莱布尼茨则更进一步，他认为“上帝计算时，世界得以产生”。科学决定论反映了唯物论的悠久历史传统。希波克拉底曾提到“人们可以观察到一些亚洲人在精神与勇气方面的欠缺”，这是因为“亚洲气候的季节多变性让人们难以变得富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将社会文化政治上的差异与自然因素相关联，他自信地说“盲目的命运制造了世上所能看到的全部结果”。科学决定论在传播中，遇到很多的反对与质疑。这种反对与质疑来自两个阵营：一方阵营是反科学者，另一方阵营虽然不反科学，承认决定论在物质世界的有效性，却质疑决定论在非物质世界或物质与精神的混合世界的有效性。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笔记》里强烈反驳一切决定论，包括托尔斯泰的历史法则论：

你似乎很肯定人会主动因自由意志而作恶……也肯定宇宙中存在自由法则，以及不管在人的身上发生什么都是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的……人类所有的行为都像被列入了对数表里，然后转入时间表……它们具有详细的估算，精确地预测将要发生的一切事情……但随后，一个人会出于无聊做出任何事……因为人更喜欢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行动，而非理性和利益的驱使……一个人拥有自由、无限的选择，会一时兴起，也会天马行空地幻想，达到狂野不羁的地步，有时甚至会导致一种狂乱――这是人类最突出的优点，不适用于任何表格。一个人完全可能在意识清醒的情况下希望自己被伤害，出现一些愚蠢的甚至是完全无知的举动……（只是）为了确定自己拥有犯傻的权利。（p39）

当决定论从自然规律扩展到社会规律的探究之中时，历史决定论就会粉墨登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牛顿才是历史决定论的真正始作俑者。3、历史决定论康德在《普遍历史观念》中提出了一个哲学任务“尝试发现自然在无意义事件序列背后的目的，并决定究竟有没有可能根据自然确定的计划来阐明无计划行动的生物的历史。”康德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历史决定论的某种雏形：

当我们从宇宙历史这个宏观尺度来考察人类意志自由时，就会发现它自有其运动规律……这样一来，在整个人类历史中，看似杂乱无章的个体表现完全可以被看作人类原初的能力与天赋持续进步却进展缓慢的发展……个体的人乃至整个民族，都很少去思考当各逐己利时……自然设定的目标正引导自己不自觉地前进。但这个目标是什么？他们并不知道。（p25）

黑格尔接过了康德的挑战，创造性地将历史主义与哲学相连，恰如恩格斯所言，“伟大的历史感”是黑格尔思想方法的基础，黑格尔的历史主义中的历史并不是偶然与经验，而是一种有着逻辑必然性的历史，这就是他的历史决定论，也就是著名的“黑格尔传统”：历史既不是人民创造的，也不是英雄创造的，而是世界精神自身目的的实现。人类世界自身拥有能动性，人类的历史不是随机的和偶然的，而是一种逻辑的必然：

世界历史由一个终极的目的支配……它之合理是因为它是……一种神圣而绝对的理性――这是一个前提，而我们必须假设其为真：其证据就在于，对世界历史的研究本身，是理性的影像与再现……任何人只要理性地看待世界，都会发现它已设好一个理性的方向……世界历史的全部内容是理性的也必须是理性的：一个神意高高在上，它强大到足以统驭一切内容。我们的目标一定是发现察觉到这个存在，为此，我们必须让自己怀有理性的意识。（p25，p26）

有人这样生动地解释了黑格尔的历史决定论：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德记载说，伟大的波斯王薛西斯在看到自己统率的浩浩荡荡的大军向希腊进攻时，不禁潸然泪下，感叹道：“当我想到人生的短暂，想到再过一百年后，这支浩荡的大军中没有一个人还能活在世间，便感到一阵突然的悲哀。”这当然是对突如其来的历史无意义、人生无价值之感的一种喟叹。但是黑格尔眼中看到的却是另外一幅图景――无论是这支大军中的小卒，还是薛西斯本人，其实都是在不知不觉地服从“理性的狡诈”，他们是理性实现自身目的的工具和手段，理性必将实现其目的，因为历史具有必然性。[16]

黑格尔在《纯粹理性批判》序言里曾严肃地警告说：“永远不要冒险凭借思辨理性去超越经验的界线”，但其历史决定论似乎就是一种纯粹的思辨理性。从某种意义上讲，黑格尔既是神决定论的终结者，也是神决定论的继承者，他将加尔文的神学教义运用于历史分析，他将预定论世俗化：个体现在不仅无从得知自己来世能否得到拯救，而且也无法把控自己在现实世界的命运。（四）与决定论相对的，当然是偶然论者，“克丽奥佩特拉的鼻子”就是偶然论者的经典。类似的典故还有“理查德三世的钉子”。理查德三世是年至年英格兰国王，他是爱德华四世的弟弟，也是金雀花王朝的最后一任国王。他在博斯沃思原野战役的失败，终结了玫瑰战争和金雀花王朝。在他的最后一战中，理查德三世激战亨利·都铎，他身先士卒、骁勇无比，当他靠近亨利、无限接近胜利时，他的战马掉了一只马掌，战马跌倒在地，他被亨利的军队包围，他在空中挥舞着宝剑，大喊道：“一匹战马！一匹战马！我愿以我的王国来换取一匹战马！”据说在决战前夜，铁匠因为缺少颗钉子，所以只能凑合着把马掌钉上，恰恰是这块马掌在战斗中掉了下来。后来，有些历史学家得出结论说，理查德三世的失败就是因为少了一颗钉子。他们是这样推论的：丢了一颗钉子，坏了一个马掌；坏了一个马掌，折了一匹战马；折了一匹战马，伤了一名骑士；伤了一名骑士，输了一场战斗；输了一场战斗，亡了一个帝国。历史评论中类似的观点还很多。例如吉本认为14世纪奥斯曼帝国苏丹巴耶赛特是因为痛风发作而未能占领君士坦丁堡[17]，南方在南北战争中失败是因为北方将军麦克莱伦极其偶然地发现了李将军的号密令[18]。丘吉尔认为希腊在与土耳其年战争失败的原因是希腊国王因被猴子咬伤后受感染而亡[19]。有人认为法国大革命的根源在于路易十六的不智不勇和优柔寡断[20]，王后干政则被视为二月革命的主因……茨威格是另一种偶然论者，他不进行反事实提问，而是描写改变历史进程的临时性事件以说明历史的偶然性。他的经典作《人类群星闪耀时》表达的中心意思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往往系于一个日期、一个小时甚至一分钟或一秒种。这种一些充满戏剧性的时刻，是人类命运攸关的时刻，也是人类的群星闪耀时。茨威格在书中一共描写已记载了十二个这样的时刻：太平洋的发现（年9月25日）、拜占庭的陷落（年5月29日）、亨德尔清唱剧《弥赛亚》的诞生（年8月21日），马赛曲的诞生（年4月25日）、滑铁卢决定胜利的一瞬（年6月18日）、列宁返回俄罗斯（7年4月9日）、南极发现的争夺战（2年1月16日）、歌德在卡尔斯巴德和魏玛之间（年9月5日）、加利福尼亚黄金国的发现（年1月）、陀斯妥耶夫斯基死刑前最后一分钟被赦免（年12月22日）、跨越大西洋的欧美通信电缆开通（年7月28日）、托尔斯泰的出逃（0年10月未）。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以下三个历史瞬间：（1）凯卡波尔塔凯卡波尔塔是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内城墙的一个小门。年，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发起了对君士坦丁堡的最新一次征战，穆斯林帝国在这次战争中动用了帝国庞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并运用了新的战争工具与战争手段，而君士坦丁堡依赖其坚固的城墙与无与伦比的宗教精神顽强地坚守，双方战争处于僵局中。突破第一道城墙的穆斯林士兵发现内墙中的一个小门（即凯卡波尔塔）竟然因守军难以理解的疏忽而完全洞开，起初他们以为这是守军诡计，但经侦察后他们确认这是守军的重大疏漏，于是立即喊来主力部队，出其不意地从背面袭击守城部队，迅速占领君士坦丁堡，拜占庭皇帝在战斗中死亡。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标志着延续一千多年的东罗马帝国的灭亡；从此，君士坦丁堡被改名为伊斯坦布尔，成为土耳其帝国的都城。一个小小的疏忽，一次偶然的事件，在那一刻改变了历史进程：若没有这次疏忽，苏丹不一定能攻下这座伟大的城市，那么相应地，世界历史也将重新书写。这一天是年5月29日。（2）格鲁希的犹豫不决滑铁卢决定了拿破仑和他的帝国的命运，但实际上，决定拿破仑命运的是他的一员大将格鲁希。拿破仑深知，滑铁卢之战是他与普英联军的决战，为此他做了万全的准备。当时与法军正面对峙的是威灵顿将军率领的英军，当时英军与普鲁士军队还未汇合，拿破仑担忧普军突击其侧翼，于是在年6月17日上午十一点（击溃普鲁士军队的林尼之战次日，滑铁卢大战前一日），拿破仑有生以来第一次把独立的指挥权交给格鲁希元帅，拿破仑的命令非常清楚：当他亲自率军攻击英军时，格鲁希要率领1/3的兵力跟踪普军，并时刻与大本营保持联系。大战如约在第二天打响，十分惨烈，双方死伤惨重，谁也不能战胜对方，双方明白：哪方获得援军支援，谁将取得这场战役的胜利。当天早上，格鲁希正在离滑铁卢仅四小时路程的一个地方寻找普军踪迹，当听到轰隆枪声时，大部分法军将领认为英法主力部队已经交手应该迅速增援拿破仑，而格鲁希固守拿破仑手令并未做出任何军事反应；相反，率领普鲁士军队的布吕歇尔元帅得知英法开战后立即驰援威灵顿，于下午成功赶至战场，突击已疲惫不堪的法军的侧翼，而当格鲁希终于意识到应该增援并快速赶到战场时，滑铁卢之战刚好结束。如果格鲁希有合理的军事安排，哪怕只拔出部分队伍增援拿破仑，由于他距离战场比普军距离战场更近，法军很可能会彻底击溃英军，欧洲史将彻底重新改写。其实滑铁卢之战还是要让拿破仑背锅：他明知格鲁希是一个只会听从命令的平庸之才，却把这么重大的历史责任交付给一个不合适的人，自然就会产生历史的悲剧。（3）穿越德国的一列火车7年二月革命爆发，流浪在瑞士的列宁第一时间得到这一消息后，立即意识到他应该迅速返回已经14年没有回去的俄罗斯。但是，二月革命后的新政治依然视列宁等人为危险分子，禁止他们回国。瑞士处在意大利、法国、德国和奥地利之间，协约国已收到俄国政府递交的黑名单禁止列宁等所有布尔什维克骨干登上去俄罗斯火车；为了回国，列宁只有一个选择即穿过德国奥地利这两个敌国，这是一个非常冒险的政治决定，可能会毁掉列宁的政治前途。但列宁做出了一个伟大领袖与战略家的决定，求助于敌国，因为他深知，德国需要在美国宣战前不惜任何代价与俄国媾和。双方经过中间人沟通达成一个系列协议，于是列宁和他的伙伴们顺利抵达彼得堡，不久他领导的十月革命成功了建立了全世界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并如约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宁到达彼得堡这一历史性时刻是7年4月9日。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列宁不能返回俄罗斯，还会有十月革命吗，还会有苏联吗？所有这些历史评论者将历史现象视为一种偶然，即某一个历史瞬间的某一个偶然事件或某个选择决定了历史的走向，如果没有这个事件或选择，历史就会展现完全不同的画面和进程，我们称之为偶然论。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未选择的路》就是偶然论的经典暗喻：

多年前，在某个地方

忆及此我就不禁轻叹：

站在林中那个岔路口，我――

选择了人迹罕至的那个方向，

从此，人生的一切不同便开始出现

偶然论者固然如同卡尔所言即可能对某一个历史事件持有强烈的主观偏好，但我们相信他们更多的是出于对决定论的反感与抵触：如果决定论是对的，那么人的自由意志何在？人在历史中的地位何在？偶然论的本质是保卫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人的自由意志。波普尔在自然科学领域是坚定的决定论者，但他在社会历史领域坚定地反对决定论，这是因为机械宿命论的历史决定论激发了波普尔的逆反心理，这种逆反让他否定科学的历史规律观和科学的历史决定论。有些偶然论者的逆反比波普尔走得更远：

英国的历史学家A.J.P.泰勒向来乐于借由对一些重大的事件提出一些微不足道的因素，而激怒一些较为严肃的历史学家。例如，依他的观点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乃是肇因于铁路的时刻表，因为，它把交战的国家锁进一次接着一次的军队动员和宣传举动所串连成的行程之中，人们无从逃遁。即使在他的自传中，他也喜欢强调他生命中的机遇成分。

必须指出的是，理性的偶然论者并不会将历史进程解释为纯粹的偶然，他们更多的是像费希尔那样提醒人们“承认偶然性与意外时间在人类命运发展中的作用”。英国历史学家伯里是这样定义偶然性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独立的原因链的重要冲突”，原因链则涉及了一系列具有决定性却偶然发生的历史事件。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说，偶然论更多的是一种对决定论的不满与反动。然而，偶然论并未占据历史解释的主流，历史学家认为考虑太多的偶然性或意外将使得历史研究无从展开：

在历史学中，根据与既定问题有关的资料可以推出某个事件的许多可能性，而这些可能性对我们来说似乎没有哪个是不可理喻的·……只有在反思时会出现必然性……决定论的必然性是用于解释而非用于预测的。因此，选择不同未来的自由并非与事件的因果关联水火不容……如果我们试图消除所有意外，就不得不放弃历史。（p62）

卡尔则毫不留情地批判偶然论：

（历史学家）也从大量的因果关系中抽出那些，而且也只抽出那些有历史意义的因果关系，而历史意义的标准便是，他自己使这些因果关系适应于他的合理说明与解释的类型的能力。其他一些因果关系便不得不作为偶然的东西加以抛弃，这并不是因为因与果之间的关系不同，而是因为这种关系本身不恰当。历史学家拿它没有办法；它不能顺应合理的解释，无论对于过去或者对于现在都无意义。

的确不错，克娄巴特拉的鼻子，或者巴贾齐特的痛风，或者亚历山大被猴子咬的那一口，或者列宁的去世，或者罗宾逊的抽烟，这些都有后果。但是，把这些当作普遍性的假设，说将军们打败仗是因为他们迷恋美丽的女王，或者发生战争是因为国王畜养了宝贝猴子，或者人们在路上被轧死是因为他们抽烟，这就毫无道理了。[21]

（五）决定论与偶然论的争论焦点其实就是：历史事件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这一争论深受科学革命的影响。现代科学早已揭示了机械论的局限性，混沌论告诉我们：即使是一连串事件存在因果关系，也可能产生不可预知的结果。弗格森希望用混沌理论调和因果性（必然性）与偶然性，既避免完全不提因果关系的偶然性，也避免预先存在的因果链主导下的必然性。其实，史学家原本不应该如此纠结，如果他们遵循以下劝告：第一，任何对历史事实的观察都不可避免地会扭曲它的意义，因为我们只能是“事后诸葛”式地选择出要观察的事；第二，历史学家最重要的工作是了解过去发生了什么，而不是将来会发生什么；第三，历史学家永远不要像自然科学家那样行事，自然的世界与历史的世界完全不同；第四，历史学家要尽可能避免理论化或模型化的冲动。西方世界的崛起是一种历史偶然还是历史必然？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大部分人会认为崛起是必然的，人们想方设法去证明这种必然性。从上帝的视觉上看、用事后诸葛方式来看，关于必然性的解释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某位政治家曾经说过：“政治的一寸之先是黑暗。”言下之意，是无法预料下一步的走向。历史的进程同样如此。后世之人回望那些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可以清楚地看见前因后果，但这不并代表就能体会和传达当时人们的心境。今天我们看来很多必然会发生的历史事件，对于当时的人们而言，一点儿都不是必然。[22]但我们至少可以确定三点：第一，身处不同历史时期的欧洲人并不知道他们当时的所作所为的历史意义，从来不存在“引导历史潮流”的主观能动性，所谓“创造历史”“改写历史”都只是后人的评价；第二，我们能从丰富多彩的欧洲历史中找出多少佐证必然性的细节，我们就能找出多少佐证偶然性的历史细节，有时这些细节竟然还是同一个细节；第三，从人类历史上看，西方文明是一个例外或偶然，因为只有欧洲才孕育与发展起这种文明，其他地区的文明并没有演化成类西方文明，这是一件复杂的事实，我们可能永远无法探明其中的真相：我们无法确定形成这一事实的每一个变量，我们无法确定每一个变量的权重，我们无法确定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我们更无法去验证我们的理论猜想――因为我们没有这样一个实验室，我们只能给出一个个可能的猜想，但永远无法获得证实。这是悲哀，也是幸福。

注释：

[1]卡尔（-），英国历史学家，代表作是《历史是什么？》

[2]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年版，p

[3]汉娜·阿伦特，《论革命》，p50

[4]弗雷泽，《金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年版

[5]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年版，p

[6]柏拉图‐毕达哥拉斯传统是指重视数学在认识世界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柏拉图认为数学是通往理念世界的必由之路，毕达哥拉斯主张“万物皆数”即世界本质上是一个数字结构。

[7]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上海三联书店年版，p

[8]集智俱乐部，《因果观念新革命》

[9]哈耶克，《知识的僭妄》，首都经贸大学出版社年版，p25，p30‐31

[10]路易斯·梅南，《形而上学俱乐部》，上海译文出版社版

[11]殷海光，《殷海光林毓生书信集》，上海远东出版社年版，p

[12]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年版，p12

[13]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年版，p98

[14]周濂，《打开》，上海三联书店年版，p

[15]米德，《上帝与黄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年版，p，p‐，p‐

[16]周濂，《打开》

[17]巴耶塞特一世（-），奥斯曼帝国的苏丹，著名的军事统帅，其执政期是年至年。年他率军进攻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未果。

[18]年9月9日，李将军签署号密令，准备率领北弗吉尼亚军团横渡托马克河，奇袭华盛顿。但这份密令却在9月13日被北方军一位上士在草地上捡到，麦克莱伦将军据此做好周全安排，在9月17日的安提坦之战中重创南军。

[19]第二次土希战争前夕，年10月2日，希腊国王亚力山大一世在雅典御花园遛狗时被猴子咬伤，感染后死亡。缺乏亚力山大领导的希腊大败，25万人战死，损失了大量领士，深刻改变了欧洲版图，因此丘吉尔才说：“一次猴子咬伤导致了25万人的死亡。”

[20]黄仁宇非常反对这种说法，他说：“责备路易国王之不智不勇，等于责备罗伯斯庇尔之不义不仁，更等于责备拿破仑之不忠不信”（黄仁宇《资本主义与21世纪》，p）

[21]卡尔，《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年版，p

[22]盐野七生，《海都物语》下册，p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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