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先驱者中，孙明经是个标志性人物，被蔡元培誉为“带摄影机的徐霞客”。他在中国国情调查中，应用当时的新媒体技术，留下了许多具有极高学术水准的电影和摄影考察报告。尤其抗战时期他拍摄的定格于藏彝走廊上多民族社会、聚焦于本土民族工业的影像民族志，至今仍是人类学、民族学和民俗学研究当时社会、文化和经济的珍贵视觉文献。

青年时代的孙明经。

孙明经一生有4次行程超过万里的拍摄经历：年从华东至西北的科考万里猎影，年至年的川康科考摄影（包括自四川广元至新疆迪化的驿路驿站的拍摄），年至年在美国的科考摄影，以及年至年的云、贵、川科考摄影。他独立拍摄完成了49部纪录电影，主持摄制了多部纪录电影和科教电影，译制了66部外国电影，完成影片长达5万英尺，还拍摄了数以万计的照片。可惜的是，这些影片和照片在“文革”中全部被工宣队查抄后焚毁。幸于年11月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片库中意外发现焚烧遗漏的部分作品，今存、、大尺寸底片及幻灯片余幅和少量影片。

“带摄影机的徐霞客”

孙明经一家均与电影结缘。他的父母就是创造“电影”这个词的孙熹圣和拍出中国第一张自拍照的隋心慈，他的儿子孙健三也从事电影教育。

儿时，孙明经在同伴中引以为豪的便是家中有很多照片。孙熹圣经常到各地讲学和考察，每次出行都带孙明经同行，以增长他的见识。他告诉儿子：“多看照片和电影对增广见识大有好处。”因此，孙明经不仅比同龄孩子有更多看电影的机会，而且有了在南京、北平（今北京）、济南、上海、汉口各地图书馆中翻看各种画册和画报的经历。

年，孙明经考入金陵大学化工系，先后修满化工、电机和物理三系学分，并辅修了国文、音乐、戏剧、神学、外语、音乐、美术等课程，为将来做一个“研究电影的学者”打下了扎实的学术根基。

在金陵大学上摄影课。年11月摄

在孙明经读书期间，曾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先生发起成立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倡导用电影进行国情调查，拍摄中国地理名胜以激发爱国热情，拍摄科学常识以提升大众文化。金陵大学理学院也成立了电影教育委员会，孙明经以大学生身份被聘为该会勤工俭学的书记员。不久，蔡元培到电影教育委员会作学术讲座，介绍他在国外所见电影、照片在教育、科研、科考等方面运用的情况。作为书记员，孙明经记录了这次讲座的内容。蔡元培讲道：

“在学术上，今天的世界有谁能想出一样东西是不被哲学所包括的？在实践中，今天的世界有谁能想出一样东西是不被电影所包括的？电影和哲学之间有什么关系呢？电影可以离开哲学吗？”在这一演讲中，蔡元培不仅第一个提出了“电影哲学”的命题，还讲道：“得电影者得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蔡元培向金陵大学校方建议，金大可做一些有关国情、市情、行业情况的社会调查，尝试用电影和照片做一些视觉记录。

年，孙明经毕业留校。同年，理学院成立“金陵大学教育电影部”，孙明经参与了大量电影的拍摄、编辑工作。据统计，年到年间，金陵大学摄制影片部，孙明经个人摄影、编辑完成了其中半数以上的影片。仅教育电影部成立之初的两年里，他就拍摄了51部作品。《日食》《防空》《防毒》《烟台花边》等具有重要价值的作品，都拍摄于这一时期。他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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