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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有52周零2天

约读第三周

你敢坚持吗？

序言活出生命的所有可能 　　写作这本书的时候，连我自己都感到很惊讶。动笔时，我一直在思考，一个三十几岁的法学教授的人生经历，有什么可圈可点的东西能拿来写成传记？我究竟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所以，写作这本书时，我给了自己几个特殊的理由。我们全家移民到美国，至今已经30年了。而我在美国法律界和司法教育界的工作，很意外地为我打开了与我出生的国家——韩国相互联系的机会。在我有幸执教的几所大学里，哈佛大学是我开始学业，以及获得终身教授职位的地方。我成为第一个被哈佛法学院授予终身教授荣誉的韩裔美国人。 　　哈佛大学在韩国人的移民文化中有着特殊的重要地位，因此我获得终身教授荣誉的消息引起了很多韩国人的，鼓舞了来自各个地方的人，这是通常做学术的人不太会经历的。年秋，韩国总统李明博访问美国的时候，我有幸应邀参加了一些接待活动。当时在纽约的皮埃尔大酒店门前，有上百名韩裔团体成员欢迎总统的到来。令我大为吃惊的是，在人群中，总统一眼就认出了我，我之前从未与他见过面，但他竟然认识我。当我走在大学校园里的时候，会遇到来哈佛旅行的年轻人来找我索要签名。我的邮箱里更是收到不计其数的感人信件，有来自美国的，也有来自亚洲甚至欧洲的。 　　在这个关键点上，我很感动地发现，在这一场移民美国的旅程中，尽管我在此的成就本身并没有什么，但它对韩国人来说却有着很大的意义。我所收到的来自韩国各界慷慨的赞扬，与其说是对我所获得成就的证明，不如说是韩国社会的价值体现——一个学者能让一个社会为之自豪。这些价值，对我而言超越了教育和学习方面的赞扬，塑造了我的人生。 　　我并不是自成一格的，如果没有文化习俗、世界历史的发展，以及人口迁移等因素塑造了在美韩裔人群的生活，我的人生也不可能发展成现在这样。所以，我不能继续尴尬地接受这些对我的过分，我开始意识到，我的故事并不是我自己的故事，而是韩国人在海外奋斗的故事——因为这与他们息息相关。写作这本书是为了纪念这种联系，我是为所有的大韩人民写作这本书。 　　我要提醒读者的是，接下来我所讲述的一系列事实并不完美。首先，我意识到我开始回忆很多童年时经历的事情，而在一个孩子的眼中，很多事情更多的只是一种印象，而非发生的事实本身。 　　其次，这是我的故事，但我并不是故事中的唯一角色。我一直对把我的家人和朋友写进来这件事感到困惑，因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故事，之所以成为我故事中的人物，只是因为我选择了他们。因此，我在选择他们的时候非常小心，而这也可能会影响到我所讲述的故事。如果你们发现这本书里似乎遗漏了某些我人生重要的部分，这就是原因所在。 　　最后，这并不是我人生全部的故事。我只是试图强调一些经常　被问及的问题，关于我是如何长大的，关于我所走过的路。我尝试着捕捉回忆中重要且有意义的部分。当然，成年后的我或多或少地会对这些故事做一些阐释和过滤。 　　结果，这本书不仅试图诚实地讲述我所经历的人生，还有我所拥抱的生活方式和渴望，这些东西都不是由我的出生和成长背景所必然产生的。之所以决定要写这本书，是因为我常常　被问起，我的成长和我现在的生活、工作之间的关系。尽管在这本书里，我会花很多篇章来解释这个问题，但我还是会用下面的总结性原则来阐述： 　　寻找你热爱的工作；像玩耍一样对待工作；永远要尝试新鲜事物并敢于冒险；常常用休息和小憩来奖励自己；培养真挚的友谊并努力维持；将自己全身心投入到创造和制作事物中，无论事情大小；指导别人，并虚心接受指导；在教别人的过程中学习；时刻保持乐趣。 　　我是韩国的女儿，是美国的公民，是一个具有世界思想的学生。我所享受的这巨大的福分都是我父母辛勤培养的结果，他们从过去以来对我付出的努力，无论怎么感激都不夸张。是他们给予了我一份自由的礼物。我的人生无论有任何的福分，都源于他们。我要在这里首先表达我的感谢。我知道，我的父母和妹妹们或许对我童年的记忆和我的不完全一样，所以我也很感激他们对我写作和回忆的宽容。 　　拉尼·吉尼尔（LaniGuinier）多年来一直鼓励我用第一人称写作。我很感激自己在进入哈佛法学院读书之前的那个夏天读了她的回忆录，也非常感激从那之后她出现在我人生中，这对我来说意义非凡。 　　我感谢诺亚·费尔德曼（NoahFeldman）对我的信任，长大之后的人生真的难以言喻。 　　我在哈佛大学的学生们，他们总是鼓舞着我，时刻提醒着我对未来怀有伟大的希望。去美国,全速驶向未来第1页 　　起初，我父母住在一个我们现在称为“北韩”（朝鲜）的地方，我父亲的家在平壤，母亲的家在开城，而后一度搬到了元山。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我母亲才两岁，父亲三岁。年1月，他们都随家人一起逃亡到了“南韩”（韩国）。 　　我父亲是家里的长子。母亲有两个哥哥，但都在她出生之前就去世了。所以，作为家里新生的长女，我的外婆给她取了个男孩的名字——宋楠，似乎就是希望她继承两个死去儿子的遗愿，完成外婆的期望。 　　我父亲家里是地主，他们反对年成立的“北韩”共产主义国家。之前，他们家的雇工闯进家里，声称当局者要求他们立即离开，违者处死。于是，我父亲一家人被驱赶出了自己的土地，还被剥夺了属于自己的财产。他们只能去投奔亲戚，住在亲戚家里。 　　年，“北韩”与“南韩”之间爆发战争，我爷爷公开支持“南韩”，翘首期盼在麦克阿瑟将军带领下的北部先遣部队。但是几个月后，形势急转直下，先遣部队节节败退，因为中国参战，打退了美国的军队。我爷爷很清楚，在共产主义领导下的“北韩”，他们一家人是不可能得到安全保障的。他们就这样成了战争时逃亡的百万难民之一。 　　那个闻名于世的寒冷冬天，对他们来说是一段悲惨的篇章。一次轰炸时，人们纷纷逃难，场面混乱异常，曾祖母就是在那时候走失的。他们不断寻找，不停呼唤，但她再也没有回来。天气十分寒冷，我的小姑姑就在我奶奶背上冻死了。因为急于逃命，家人甚至都来不及把小妹妹埋起来，只能将那冻僵的小尸体放在废墟上面，然后一家人继续逃亡。 　　随后，父亲一家人定居首尔。因为他们是被流放出来的，从此，再也见不到亲人和故乡，失去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我的爷爷奶奶一家人满载着悲伤的心情，开始在这里艰难谋生，重新开创生活。后来他们做的小生意开始遇到瓶颈，一家人就去釜山投奔了当时一个运气还不错的亲戚。但也就是在那时候，父亲通过了首尔高中的入学考试，所以他留在了首尔继续自己的学业。当我的父亲靠奖学金成为首尔国立大学的医科学生后，一家人又重聚首尔。 　　朝鲜战争之前，我母亲家靠经营进出口生意，过着富足的生活。和日据时代里很多韩国人一样，外公外婆是在一所日本人建立的学校里受的教育，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他们也不支持共产主义。他们当时的房子也被“北韩”政府占领，并据为政府办公大楼用。随着战争的不断推进，他们也很清楚自己在北韩会有麻烦。于是，母亲一家人也成了难民，乘坐一艘美国军队的船从元山南下逃亡，而就在同一个月，我父亲一家人也徒步从平壤逃亡。 　　在首尔，我外公创建了一个汽车运输企业，发展得颇为成功。母亲是家里五个孩子中的长女（她们家有三个女孩，两个男孩）。一家人在首尔过着富足的生活，房子里请了很多佣人，还有好多国外的东西。在战后，韩国到处都很贫瘠，而我对母亲的印象则固定在：母亲当时还是个小女孩儿，指挥着她家的司机在距离学校还有好几个街区的地方放她下来，这样她就不会让同学看到自己坐“路虎”来上学，因为她的同学大多数都是贫苦人家的孩子。 　　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母亲正在上大学，外公的事业突然遭受毁灭性的重创。他们再次失去了一切。那之后，我外公在一家毫不知名的公司里当起了工薪族，一家人的生活也变得格外简朴。记忆中外公总会不厌其烦地在下班时，给她带美国的点心、比萨或者汉堡包，这些在那时候的首尔都是很不常见的东西。作为一个韩裔,竟然不能吃泡菜第1页 　　年夏，我们一家启程前往纽约。那时候我六岁，妹妹才四岁。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随着美国人口整体的增长，在美国社会的劳动力结构中极其缺乏内科医生。为此，国会通过了一项法律，给那些技术一流的医学教授提供优惠的移民条件，所以，在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韩国有1/3的移民都是内科医生。我父亲医学院里几乎一半的同学都趁着这股移民风潮去了美国，现在他们偶尔举办同学聚会，不是在洛杉矶，就是在纽约，却从不选择首尔。 　　我到现在还很感叹，当年父母竟然能做出如此大胆的决定，义无反顾地离开家乡。那时候，爸爸几乎还不怎么会说英语，离开韩国也失去了自己原有的社会地位，就这样在纽医院里当起了住院医师。有些历史学家把那个时代的韩国移民现象解释为“一种延续朝鲜战争的替代”。对我们来说，离开本来拥有且熟悉的一切，去一个新的地方重新开始，这不过是一种历史的重演罢了。移民不仅是迎接新的未来，移民群体更是一群背井离乡的人们，他们对并未远去的历史产生共鸣。 　　小姑后来告诉我，我去美国之后，奶奶因为过于思念我，整个人都变得非常消沉，几乎到了魂不守舍的地步。我能想象奶奶如何在蚕室日思夜想，以泪洗面，呼唤着我的名字，在每一个街头遇见的小女孩脸上寻找我的面孔。 　　我在圣家庭里读了一年级，那是位于纽约皇后区牙买加的一所天主教学校，我当时还完全不懂英语。尽管我奶奶是天主教徒，但父母替我选择这所学校，并不是出于宗教方面的考虑。他们之所以宁愿付学费让我上这所私立学校（学费已经是他们当时能承受的极限了），也不愿送我去家附近的免费公立学校上学，是因为我妈妈坚持认为公立学校的教育水平不行。这样一来，他们只能承担得起送我妹妹一周去上两次幼儿园的学费了，妹妹每周五天的时间都在盼望着能上学的那两天。 　　我就这样被强行塞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这里的人说的话，我一个字都听不懂。直到现在，我都无法去形容那种不知所措的极致恐慌感。语言是我和这个世界联系的纽带，而如今忽然之间，这个重要的纽带被切断了，我完全丧失了自己的存在感。从自己熟悉的语言中被流放，这种孤独感影响到我做每一件事，即使是询问去厕所的路，或者问去哪儿取水喝的能力都没有，更不用说建立新的友谊了。就在那种疏离而空洞的状态下，我以一个沉默的旁观者的身份度过了一年级。在班级里，我显然找不到半点存在感，也没有能力获得自己的位置。看着别人的嘴唇在动，听着陌生的语言，那些我无法参与进去的欢笑，以及班级的活动，都更强调了我和他们的距离。 　　对于一个六岁的孩子来说，大脑的语言系统是可塑的。在经过了看似毫无差异、绝望而被动沉默的几个月之后，那些毫无意义的声音渐渐变成了部分可识别的信息，我甚至可以抓住其中的一些核心词，来组建我对周围正在发生事物的理解。从完全零理解，到这种来之不易的状态，或许这种痛苦的学习、生活模式会伴随我一生。从很多方面来说，这种迷失、跟不上的感觉影响和塑造了我的性格。赋予一个孩子生存的直觉、观察力（用韩国人的话来说就是一种“眼力见儿”），这是个非常艰难的过程。从那之后，再没有什么事情能比那时候的经历更考验我的适应能力了。尽管后来我在语言上已经完全过关了，但我偶尔还是会感觉到那种强烈的疏离感，那种陌生、不能理解、无法融合的隔阂感，偶尔还会突然涌现。努力一次,就会获得多一点勇气 　　在学校里我是个很拘谨的孩子。在必要的时候我是可以无障碍地交流的，但教室对我来说，依然是充满恐惧和孤独感的地方。隔阂不止是简单的语言问题，更像是一种无法逾越的感觉，所以教室一直是令我有着强烈不适感的地方。 　　夜里，我常常会严重失眠，即使睡着了也会有半梦半醒的感觉。奇怪的是，那时候的我并没有想过要把这些事情告诉父母，或许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恐惧些什么吧！因为时刻处于一种无以名状的焦虑中，我逐渐养成了拽头发的习惯，一次就能拽下一撮头发，学校的书桌下面和我的床头边渐渐聚集了一团团的黑头发。 　　我不知道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那个梦的，那是一个令我记忆深刻的童年的梦，严格意义上来说，那是一场噩梦。我在一片迷宫一样的田野里迷路了，耳边是震耳欲聋的蝉鸣声，我要找到回家的路，但周围全都是长得比我高一大截的庄稼。我被包围着，看不到四周的方向。我绝望极了，又渴又饿，我妹妹还跟在我后面，我必须要带她找到回家的路。但我不知道自己这样走下去是离家更近还是更远了，还是我只是徒劳地原地打转。没有人来帮助我们，也没有人可以问路。眼前的路看不到尽头，没有方向。 　　每一次从这个噩梦中醒来，感觉都像是重新拥有了呼吸一样。睡觉的时候，每想到又要进入那个梦中，我就痛苦不堪。一直到我二十几岁，某个在普罗旺斯的漫长仲夏夜之前，蝉鸣的声音都会吓得我牙齿打战。 　　我上小学时，纽约城正好赶上知识分子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妇女大批投入教育事业。20世纪初期，他们的父母从东欧逃亡，成为了美国人。这些犹太女人成了最初指引我人生的重要导师。现在，她们都已经离世了，她们是：克雷恩（Klein）太太、纽曼（Newman）太太、罗森塔尔（Rosenthal）太太、斯坦纳（Steiner）太太，还有科恩（Cohen）太太。她们都有着坚毅的正直秉性，且极富同情心，每个人都和我有过心灵的交流，告诉我，我可以比自己想象的做得更好。她们是我的守护天使，守护着我，不让我堕落。 　　那时候的我，简直是一团糟，整天在学校里都过得浑浑噩噩。上四年级的时候，我的老师斯坦纳太太做了一件令我终生难忘的事情。有一天，她给学生们布置了作业，让同学们都安安静静地做作业，然后把我单独叫出来，要和我谈谈。我倚靠在教室走廊的墙边，她就这样面对着我，靠得很近，正面对峙，神情愤慨。 　　“怎么回事儿？”她问我。“你的聪明一点儿都不比迈克尔和西蒙少，你本应该和他们一样优秀。” 　　迈克尔和西蒙总是积极主动且能正确回答问题（巧合的是，西蒙也是个韩国男孩，不久后就搬走了，之后我们再无联系。30年后，他加了我Facebook好友，我才发现他毕业于哈佛大学，已经是一名物理学家了），他们总是能得到老师的表扬。 　　“你每天都呆头呆脑地坐在班上。但你本应该是班里最优秀的孩子之一。难道你对此一点儿都不感兴趣吗？”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默默地擦着眼泪，完全一副呆呆的样子。 　　那天之后，斯坦纳太太再也没有来学校。不久后我们才得知，她生病了，得了肺癌，几周之后就去世了。 　　为了纪念斯坦纳太太的离世，校长宣布，全校要为她举行一场追悼会，会上要请一名同学为斯坦纳太太念悼词。当时的低年级学生非常喜欢竞争，几乎什么事情都要比一番——拼字比赛、科学展览、才艺表演等等，无所不比。每个人都想要在追悼会上为斯坦纳太太念悼词，大家都纷纷准备自己的悼词，由校长挑选出获胜者。 　　这次也不会例外，很多同学都摩拳擦掌，希望能够得到为逝去的老师致悼词的机会。我心里清楚，斯坦纳太太一定希望我变成一个积极进取的孩子，一个会说“我来做！我要参加！”的孩子。我想，我可以在全校面前有感情地做这个艰难话题的讲话。即使斯坦纳太太已经不在了，但她一定不希望我还像她活着时一样是个呆头呆脑的学生。我想，她一定是想促使我积极进取一些，不是为了她自己，而是为了我，所以在她回家以及去世之前，才会找我，对我说那些话。 　　我写了自己的悼词，在准备去校长面前朗读之前，我还在家练习了好多遍。我真的非常用心地写，并且努力对死亡做出睿智的理解。然而，最终我还是落选了，被选中的是一个叫罗斯玛丽（Rosemary）的同学。当我在台下听着她的演讲时，我开始明白自己为什么没被选上——她的悼词充满了恰当而贴心的表达，而相比之下，我的悼词则显得做作且悲观。尽管我没有得到念悼词的机会，但我有种感觉，斯坦纳太太要是知道这一切，一定会为我感到骄傲的。即使一想到要在那么多观众的注视下站在讲台上说话，就令我感到恐慌，但我还是迫使自己去尝试了。斯坦纳太太会明白我的努力的。 　　之后，我尝试着参与了很多竞赛：学校的拼字比赛、数学竞赛、才艺秀、科学展览、校园主题的歌唱比赛，我都积极参加，尽管没有赢过一项比赛。我从来都不是比赛赢家，但我发现自己开始喜欢上了参与到比赛之中，享受竞争中所做的努力，以及做出可以与大家一起分享的成果的过程。 　　我竭尽全力，在学校的日常生活中战胜那令我感到软弱的内向。如果说有某种非关联性的因素，给予了我明确的方向，使我下定决心投入其中的话，我想归根结底，是因为我想要尝试。这是一种神奇的过程，每一次努力表演时，我都会获得多一点的勇气，而我那令人难以忍受的腼腆、羞涩就会在我努力尝试的过程中被我克服。四年级的时候，学校组织演出关于美国革命的戏剧，我获得了扮演国父帕特里克·亨利这个角色的机会。我站在舞台上，充满激情地说出了“要么给我自由，要么给我死亡！”这句台词。充好电,才能和焦虑这个魔鬼对峙 　　不久后，我确实可以弹钢琴、跳舞、画画、朗诵诗歌了，会用乐器演奏和唱歌来取悦来家里做客的父母的朋友，我还能组织其他孩子一起为大人们的娱乐做助兴表演。我妹妹则会展示她那数不清的蜡笔画和油画，对于这么小的孩子来说，这些作品已经相当令人惊叹了。我想，在皇后区的画室里，我们是简·奥斯汀之外的“优雅且有修养的女孩”吧！ 　　在那所公寓里，除了想象自己生活在英国前维多利亚时期，像小说里的上流社会女主角之外，一些更奇怪的感受开始萌生了。一次表演上的失误深深刺激了我。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正在弹奏小巴赫的c小调Solfeggietto，一位父母的客人从旁边穿过。我突然间被一种陌生而强烈的欲望占据，我渴望自己不仅仅是个能够在饭后余兴节目中取悦父母朋友的、漂亮且有才华的小女孩，我渴望自己能够用精湛的技术让观众惊叹。没错，是让人有种震撼的感觉，让观众深深感动，彻底震惊。一瞬间，我有种胸口被刺了一剑的感觉，因为我对这首曲子的速度、力度和驾驭力都不够，因此，我真正需要的是更多的练习。而这场童年时的顿悟，正是那连我自己都被吓到的雄心抱负的根源所在。 　　原本教我钢琴的是邻居的一位老师，他温和且不严格，后来，母亲为我找到了一位更合适的钢琴老师——朗太太。尽管朗太太教钢琴的地方距离我们家开车要半个小时的路程，而且我妈妈已经被朗太太拒绝了三次，理由是，课程表上已经抽不出空当了，但我母亲依然不依不饶，抓着朗太太的胳膊，央求她无论如何至少见我一面。见面的时候，我在朗太太面前弹奏了一曲肖邦圆舞曲，并不是很出色，但因为母亲的好言好语，朗太太最终还是答应，试着帮我打磨在钢琴方面的造诣。显然，我母亲长着一张让人一看就知道不会轻易放弃或离开的脸。 　　母亲就这样把我交给了朗太太，她是个60多岁的犹太女人，父母亲很早就从东欧移民至纽约。因为有幸成为朗太太的学生，我不得不同意每天练习钢琴好几个小时。如果我没有准备好就来上课，她会失望地厉声训斥我。如果我在她面前嚼口香糖，或者回答问题时漫不经心地耸耸肩，抑或是只随意地“嗯”一声，她会像受到了极大侮辱一样愤慨。我必须自信且坚定地给予她正面的回复。当她和我说话的时候，她希望我能直视她眼睛；与她告别时，也要坚定地握手再见。 　　朗太太对我的最基本要求是这样的，每一段音乐我都要分成一小节一小节来学，每一小节又都分解成若干拍子来练习。最开始的时候节拍会打到最低速，喀哒，喀哒，喀哒，喀哒。以此反复练习许许多多次之后，当我可以毫无困难地在那个速度档弹奏那一小节时，我才能将节拍升一小档。然后同样的过程继续重复，再升一小档，再重复练习。重复了许许多多个节拍档之后，我才能进入下一小节乐曲的练习，并重新从最低速的节拍档开始。只有当整个一段音乐，每一个小节的每一个节拍档都被我完全掌握，我才能将整段音乐连贯起来弹奏。到了那个时候，我的手指已经完全熟练地做它们想做的事情了。我可以以令人咂舌的速度，流畅无阻地弹奏出乐曲应有的节奏感。 　　练习到最终，手指仿佛拥有自己的灵魂似的，给予了我前所未有的自由，就好像是打开了一条天际线，任鸟儿自由翱翔一般。有时候，那种奇怪的，好像音乐穿过我而产生的感受，使我感觉自己被占据了，我猜想这是否就是我与神对话的隐秘的开始。 　　朗太太要求，我必须定期参加钢琴比赛，或者在观众面前表演。她认为只有把目标悬在我面前，那嘲讽的、诱人的且令人畏惧的目标，才会让我有不断练习的动力。我就这样学会了巴赫二部创意曲、莫扎特的奏鸣曲、肖邦的小夜曲和弗朗茨·舒伯特的即兴曲，最后也慢慢掌握了巴赫二十四首前奏曲与赋格曲、贝多芬和舒伯特的奏鸣曲、萧邦的练习曲以及德彪西的前奏曲。多年以来，我在每一场儿童钢琴表演大赛中，表演这每一首曲子，都是朗太太全程带着我去参加的。 　　然而，我开始出现严重的恐舞台症。无论何时，当我表演时，我就会感到胃部绞痛，浑身发抖。我的手指一到舞台上就像被冻僵了似的，即使在这之前戴着手套保暖也无济于事。只要想到走上舞台，坐下来演奏，我就会头晕目眩，焦虑不安。我会绝望地看着琴凳，尝试在记忆中搜索即将要表演的曲目，但却一无所获，只好呆呆地站在那里，任时间流逝。我发现这是一种教科书式的焦虑梦，每个人都会遇到，只不过形式不同而已。你满头大汗地醒来，发现那只是一场梦。但这种场景对我来说却是真实的。我曾经站在舞台上，大脑和手指都僵住了，完全无法将精神和身体从这种痛苦且恐怖的障碍中解除；有一次，我表演到中途时，大脑忽然像短路了一般，一整段乐谱都完全想不起来了；我曾经因为我在一片目瞪口呆的沉默观众面前，表现出了明显的能力不足，而承受着内心极度的羞赧。 　　当我了解到，如果我的练习哪怕有一丁点儿的不足，都会使我更为担心自己在表演中出现卡壳，而这种担心往往很有可能会真的发生。为了应对我那虚弱无力的恐舞台症，我想出了两条不太完美的策略。首先，我会努力不断练习，一直练习到即使有人在凌晨三点时把我叫醒，让我弹奏，我都能熟练地弹出来；其次，我会非常生动地通过想象，将我自己幻化成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人走上舞台。当我坐在钢琴面前时，我就试着想象自己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信心十足、掌控自如、踌躇满志，可以把所有的顾虑和担忧都抛之脑后。 　　其实，我从来没有完全打败自己的音乐舞台恐惧。但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我已经能够在各个地方克服这种恐惧，虽然只是短暂的一小会儿，我也决不允许恐惧将我击倒。如果说我童年学习音乐的经历给予我的，除了音乐和演奏在我人生中所赋予的无穷尽的喜悦和快乐之外，就是使我获得了一种技能，使我知道，自己在任何场合都一定可以和表演焦虑的魔鬼对峙，并提前为自己充好电。 　　我选择了学习小提琴作为我的第二乐器。我妈妈觉得我应该能够精通一系列的乐器，所以她带我去见了韩女士，她是个活泼开朗的韩裔小提琴乐手，在皇后区社区大学的地下室里教我拉小提琴。学了几年后，我可以作为第一小提琴手，娴熟地用d小调，合作表演巴赫双人小提琴协奏曲，表现得像个专业选手。我想，有这样的小提琴水平，对我来说就足够了。从回忆中创造自己第1页 　　在音乐中冒险的同时，我还在家附近的一间芭蕾舞教室里上芭蕾舞课，每周一次。我的二姨是个芭蕾舞演员，而母亲认为芭蕾舞对培养孩子端庄优雅的仪态大有裨益。芭蕾舞教室是一对夫妇开的，他们也是我的芭蕾舞老师，两人都曾在美国芭蕾舞学校接受过专业的训练。 　　有一次，父母带我去美国林肯中心观看纽约芭蕾舞团表演的《胡桃夹子》。因为路上塞车，加上父母徒劳地四处寻找便宜的停车场，直接导致我们迟到了15分钟。到达的时候，演出已经开始了。所以，只有等到中场休息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入常在电梯里，我听到管弦乐队正在演奏柴可夫斯基的前奏曲，节奏轻快。时至今日，只要这段音乐响起，我的心还是会情不自禁地颤动。回顾当时那一瞬间的感受，期待、焦虑和渴望交集，那是一种知道自己正在错过某种宝贵的东西，既焦急又急切渴望的感觉。 　　在那场表演中，我看到了装扮精致、表现完美的舞者，复杂而有序的舞步，童年幻想中令人垂涎的舞台，以及鲜活而美丽的场景。这些东西，像对我施了魔法一般，令我着迷到极点。舞台上站着很多孩子，他们看上去都非常快乐。海　报上介绍说，那些孩子都是来自美国芭蕾舞学校（SAB）的学生。任何小女孩喜欢的景象，比如雪花和仙女之类的，比起这一重大信息来说，都相形见绌。就这样，“美国芭蕾舞学校”这个名字像放射性碎片一样，深深植入了我的大脑。 　　回去之后，我就一头扎进了皇后区公共图书馆里，急切地寻找一切关于“美国芭蕾舞学校”的信息。我找到了一本名为《小小舞者》（AVeryYoungDancer）的书，这本书里是用黑白摄影图的形式，讲述了一个名叫斯黛芬妮（Stephanie）的十岁女孩的故事。书中记载了她在美国芭蕾舞学校每一天的学习过程。舞蹈教室有着巨大的明亮窗户，教室四周围着三排扶杆，教室里充满着一种美好而严谨的纪律性氛围。孩子们的身体苗条且敏捷，四肢修长，看上去非常可人。如果表现好的话，这些孩子可以通过层层选拔，最终成为纽约市芭蕾舞团的专业舞者。 　　但那时候我尚未知道，这本书早在我来纽约之前好几年就出版了，当时还是一本相当畅销的书。多年后，我才了解，在我那个时代，几乎所有学跳舞的女孩都和我一样，被那本书深深吸引，着迷于书中的黑白照片，梦想着自己有一天也能进入美国芭蕾舞学校。 　　在这本书中，斯黛芬妮和美国芭蕾舞学校的同学一起去参加试镜，竞争《胡桃夹子》中的儿童角色。最终，斯黛芬妮被选中担任《胡桃夹子》演出季中的玛利亚（Marie）一角。书本带着我们走进舞台背后，看到斯黛芬妮为自己扮演的角色彩排，以及她在舞台上的表演经历。另外，书中还提到了替斯黛芬妮检查演出服、被她叫做B先生的人，以及监督她排练的公司老板。 　　我的芭蕾舞老师曾经用B先生说过的一段话来指导我： 　　“要把脚伸到前面，看上去就像是一个香槟酒杯，用脚跟的一面保持平衡。” 　　当时我并没有特别注意，但现在这个B先生又出现了。他到底是谁？我必须要弄明白。我开始阅读每一本我能找到的关于芭蕾舞的书籍。 　　后来，我了解到，B先生的原名是乔治·巴兰钦（GeorgeBalanchine），是创建了纽约芭蕾舞团的舞蹈天才。许多大型舞蹈表演，例如我最喜欢的《胡桃夹子》，都是他做的舞蹈设计。当他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他就在俄罗斯的皇家芭蕾舞学校，和基洛夫芭蕾舞团一起跳舞。20世纪30年代，巴兰钦在欧洲遇到了林肯·柯尔斯坦，后者是美国犹太百货商店老板之子，哈佛大学毕业，最后成了美国艺术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柯尔斯坦是个理想主义者，对古典芭蕾有着深切的热爱，梦想着创建美国的芭蕾舞传统。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看到了巴兰钦的芭蕾舞表演，就努力说服他来美国一起创办芭蕾舞公司。柯尔斯坦会提供金钱帮助，并打通一切所需的关系和人脉。学会用沉默表达意见 　　我的老师罗森塔尔（Rosenthal）建议我考虑一下小学毕业后的去向。我想我应该和其他孩子一样，去家附近的一所本地中学继续读书吧。她告诉我，曼哈顿有一所专门为“有天赋”的孩子准备的实验学校——亨特（Hunter）。但是，要进入亨特学习，就必须要通过专门的入学考试，在众多报考的学生中，只有很小一部分会被录龋罗森塔尔太太自己就在那个学校学习过，那时候学校还只收女生。她那一代人，纽约最聪明的女人都来自那所学校。 　　于是，母亲开始尽职地调查关于亨特的一切信息。她在法拉盛（Flushing）找到了一个韩国人开的补习班——利用放学后的时间，为准备参加亨特入学考试的孩子们补课备考。我在入学考试前几个月进入补习班，发现其他的孩子提前一年就进来备考了。 　　我们班一个小组好像是12个孩子，其中数我的模拟考试成绩最低——成绩排名被张贴在大厅显要的位置上。我当时很受打击，下定决心要提高成绩。但是，到了要为数学竞赛而分组的时候，我依然是每个组都最不愿接纳的人。我知道自己的实力不如别的孩子，但是，当班里的一个非常聪明的男孩，当着所有同学的面说“如果这道数学题连珍妮（我的英文名）都能做出来，那么说明这道题的难度绝对不够挑战我们的竞争对手”的时候，我被激怒了。 　　亨特学校考试的那天是一个寒冷的冬日。从纽约五个行政区赶来的孩子和家长们所排起的长队就覆盖了好几个街区。这景象就像我以前参加钢琴独奏会一样，一堆人排队等着上台。母亲本可以带我来的，但她即使来了也不能为我做什么，更不能随时跟着我，所以我就独自一人赶赴考场了。 　　我完成了考试。数学、语言和论文的题目，我依稀记得都做完了。两个月后，考试结果出来了。我被亨特学校录取了！法拉盛补习班里，超过一半的韩国孩子——包括那个觉得我会拖后腿的聪明男孩，都拿到了录取通知书。我是我就读的小学里唯一通过考试的学生。 　　就这样，我开始了七年级的学习生活，每天乘公交车去曼哈顿上东区的亨特学校。学校坐落于公园大道和94街交界处的整个城区。我们上课的教室以前是用来储存兵器的兵工厂，建造时就没有设计窗户，因此学生们都亲切地称呼亨特是一所“砖墙监狱”。 　　进亨特的第一年，我在学校里总是感到害怕，很不自在。这里的孩子比我认识的孩子在智商上高出一大截。他们来自纽约不同的行政区，有着千差万别的背景和家庭。我和他们没有任何显着的共同点。所以，我在这里，无论是学业上还是社交上，都备受压力。 　　上课的时候，我们要轮流分析课文，分析老师教的东西，在讨论中发表自己的意见，讨论别人提出的观点。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教学方式。我觉得自己并没有什么好说的。这种感觉又卷土重来了，好像每个人都在说着一门我完全不理解的外语，只有我一个人迷失和被孤立了。神秘而浓重的雾霾随之而来，在我和周围的世界之间设置了一道朦胧的屏障。我能看到同学的嘴唇在张合，能听到他们发出的声音，但自己好像总是被什么陌生的东西阻隔着，始终无法融入教室里的活跃氛围。 　　在我父母的家教中，孩子们如果总是争吵、随意发表意见或者尝试解释，都是非常不受待见的。我曾经是个语言丰富的小孩，特别喜欢说话。父母在家里对我的这个特点也给予了一定的容忍，但有其他人在场的时候，就又另当别论了。如果我在大人谈话的时候乱插话，想要加入讨论、发表意见或者反对大人的某个观点，就会得到非常不客气的惩罚。 　　有一次晚餐的时候，我和父母请来的客人就《音乐之声》中角色的动机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我不断反驳，发表自己的看法，完全不顺从别人的观点。结果，那天晚饭结束后，客人一走，我就受到了父母强烈的指责。我父母觉得这种行为令人难堪，表现得没有教养、没有礼貌、品性很差。他们甚至说，“我真为有你这样的女儿感到羞耻。”我现在可以理解他们，从他们惯有的价值观出发，这在他们看来是完全不礼貌的行为，他们试图给我指导，也是出于好意，希望能够让我学会在他们看来合乎情理的“礼节”，即传统的“尊重式沉默”。 　　孤独像一道玻璃墙包围着我。我在亨特也交了一些朋友，但我发现，把自己封闭在书里面，要比跟人交流容易得多。说话会令我担忧，语言很容易让人陷入麻烦。人们会因为你说的话而误解你，或者生你的气。我的羞涩和内向依旧如此，但我逐渐学会了用沉默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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