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尔特?·本雅明：.7.15—.9.27I．驼背人法玛，一个贪婪的女神，她有副多变的面孔。她所掌管的名声也是如此，或好或坏，或短暂或永久，有封面故事上虽臭名昭著却转瞬即逝的名声，也有灿烂辉煌的永世青名。身后声名是法玛最吝啬的，尽管它并不像其它声名那样武断，却常常比它们更牢固，因为它仅仅赐予少数商品。最能使它获取利润的部分已经死亡，因此它的价值并不在于出售。如今这个非商品化、非利润性的身后声名在德国被赐予瓦尔特·本雅明和他的著作，一个并不出名的德国犹太作家，人们仅仅知道在希特勒上台和他移居国外的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他是杂志和报纸文学副刊的投稿人。当他在年初秋，也就是被他的同时代人称为战争中最黑暗阶段选择死亡时，仅有极少数人知道他的名字。当时法国沦陷，英国受到战争威胁，希特勒一斯大林协定尚未破坏，人们对欧洲这两个最强大的秘密武装力量的紧密合作所带来的后果深怀恐惧。十五年后，他的两卷本著作出版，几乎立即声名鹊起，远远超过生前他所认识的少数人对他的赏识。可是不管基于良好判断力上的名誉有多高，对作家和艺术家的生存来说，仅有名声是远远不够的。这样的例子无需一一列举，我们一下子就会想起西塞罗曾说过，vivivicissentquimortevicerunt——“如果他们活着就功成名就，而不是死后才赢得胜利”，那情况将会多么不同啊！身后声名如此奇特，以致我们不能责怪世人的盲目或文学圈的腐败，同样我们也不能说它是对那些走在他们时代前面的人的辛酸的报答——尽管历史就像跑道，一些选手跑得如此之快，轻易就超出了公众的视线。相反，身后声名常常以同时代人的最高评价为先导。卡夫卡年去世时，出版的少数著作卖了还不到两百本，但那些曾一下子被他的短篇散文（他的小说那时还一篇未发表）所震动的文学上的朋友和少数读者，毫不怀疑他是现代散文的大师。瓦尔特·本雅明很早就获得了这样的承认，不仅在那些当时尚不为所知的人当中，像他青年时期的朋友葛哈德·肖勒姆（GerhardScholem），他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追随者特奥多尔·维森格隆特·阿多诺（TheodorWiesengrundAdorno）——他们一起整理了他的遗著和书信；你马上还会本能地想到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HugovonHofmannsthal），他在年发表了本雅明关于歌德《亲和力》的论文，还有贝托特·布莱希特（BertoltBrecht），他一听到本雅明自杀的消息就说，这是希特勒给德国文学带来的第一个真正的损失。我们无法知道是否有诸如此类不被欣赏的天才，或者只是那些并非天才的人的白日梦，但我们有理由相信身后声名决非他们的命中之物。声名是一种社会现象；adgloriamnonestsatisuniusopinio——（塞内卡如此聪明而书生气地评论道：）“就声名而言，一个人的看法不足为据”，虽然对友谊和爱情而言，个人的看法就足够了。如果没有等级划分，不把事物和人加以区分归类，没有一个社会能够正常运转。这一必要的划分是一切社会待遇差别的基础，而按照当今的观点，差别作为社会领域的基本元素正如平等是政治的基本元素一样，与此相反的观点不堪一击。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中每个人都必须回答：他是“什么”——这是从他是“谁”这一问题而来的——他的角色是什么，他的作用是什么，并且它的答案肯定不能是：我是唯一的，独一无二的。不能这样回答的理由，不是因为这个回答隐含的傲慢，而是因为它毫无意义。在本雅明这一事件上，我们可以通过追根溯源，精确地找到问题的症结(如果是这样的话)；当霍夫曼斯塔尔读完从未听说过的作者关于歌德的论文后，他称赞它“schlechthinunvergleichlich”（绝对无与伦比），问题就在于字面上他是正确的，它无法和现存文学的任何东西相比。本雅明所写的每篇作品的问题就在于它总是显得suigeneris。如此看来，身后声名似乎就是那些无法归类的人的命中之物，他们的作品既不适合现存秩序，也不预示着某一适合于未来划分标准的新类型。不计其数的人尝试着描述卡夫卡，而他们所有令人沮丧的失败反而仅仅突出了卡夫卡的独一无二，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绝对的原创性。这是社会所能做的妥协，它总是非常不情愿敲上认可的印章。直截了当地说，正像年说卡夫卡是短篇作家和小说家一样，今天把本雅明当作一个文学批评家和散文家完全是个误解。为了在我们通常的参考框架中精确地描述他的作品和他本人，人们也许会使用一连串的否定性陈述，诸如：他的学识是渊博的，但他不是学者；他研究的主题包括文本及其解释，但他不是语言学家；他曾被神学和宗教文本释义的神学原型而不是宗教深深吸引，但他不是神学家，而且对《圣经》没什么兴趣；他天生是个作家，但他最大的野心是写一本完全由引文组成的著作；他是第一个翻译普鲁斯特(和佛朗兹·黑塞[FranzHessel]一道)和圣·琼·珀斯的德国人，而且在他翻译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之前，但他不是翻译家；他写书评，还写了大量关于在世或不在世的作家的文章，但他不是文学批评家；他写过一本关于德国巴洛克的书，并留下数量庞大的关于十九世纪法国的未完成的研究，但他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文学家或其他的什么家；我将试着展示他那些诗意的思考，但他既不是诗人，也不是思想家。然而，当他偶尔认真界定自己的所作所为时，本雅明认为自己是个文学批评家，而且如果能够说他生命中曾经渴望达到一个位置的话，那就是“德国文学唯一真正的批评家”（在肖勒姆发表的几封非常漂亮的致友人的信中，提到过这句话），只不过或许正是这种成为社会有用分子的观念把他排斥在外。毫无疑问，他赞同波德莱尔的话：“对我来说，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是一件可憎的事。”在论《亲和力》的导言中，本雅明解释了他所理解的文学批评家的任务。他是从区分评论和批判入手的。（他使用了Kritik一词，却并没有提及——也许是没有意识到，他是像康德在论及《纯粹理性批判》时一样运用了这个词，而这个词在一般的意义上是批评。）批判（他写到）有关艺术作品的真理内容，评论有关它的主题。两者之间的联系由艺术的基本法则决定，也就是，作品的真理内容与主题越相关，它们之间的关系就越难以察觉，联系就越紧密。正是因此，如果那些作品最终忍受它们的真理深深地嵌入它们的主题中，而在此之后注视着它们的观察者就会发现，当它们在世界上逐渐隐去时，作品中的“联系”（realia）却更加显著了。这就是说，主题和真理内容在作品的初期阶段结合在一起，后来逐渐分开，主题变得更显著，而真理内容则依然保持在最初的隐秘状态。因此，在不断增加的程度上，对主题的惊人之处和特异之处的解释就成为后来任一批判的先决条件。一个人在一张文本已经模糊但仍依稀辨认得出大概笔画的羊皮纸面前，也许乐于当个古抄本研究者。正像古抄本研究者从辨认文字开始一样，批评家必须从评论作品开始。并且正是从这一活动中立即产生了批评判断的宝贵尺度：只有此时批评家才能提出所有批判的基本问题——即，作品中闪烁的真理内容是否归因于它的主题，抑或主题的生存是否有赖于真理内容。因为当它们在作品中分别出现时，它们决定了作品的不朽。在这个意义上，艺术作品的历史为它们的批判作了准备，这也就是为什么历史距离增强了作品力量的原因。打个比方来说，我们把成长着的作品比作火葬时的柴堆，它的评论者就像化学家，它的批评家则是炼金术士。留给前者的是木头和灰烬，作为他分析的唯一对象，后者则一心想着火焰之谜：生命之谜。这样，批评家追问的是生动的火焰在过去沉重的木头和已逝生命的青灰上继续燃烧的真理。作为炼金术士的批评家从事着这样的模糊艺术，他将真实事物中的无用成分化为闪烁的、蕴含真理的金子，或者更确切地说，他观察着、解释着带来这一神奇变形的历史过程——无论我们怎么想象这个形象，当我们把一个作者归为一个文学批评家时，这个形象很难和我们头脑中通常出现的任何概念相对应。尽管如此，在那些“死后赢得胜利”的人们的生命中，除了无法归类这一事实外，还有另一个较少客观性的因素，它就是坏运气。这个因素在本雅明的生活里显得尤为突出，以致在此无法忽略，因为他本人也许从没想过或梦想过身后声名，却曾强烈地意识到它。在作品中和谈话中，他经常谈到“驼背小人”，这是德国民谣中的一个童话人物。当我走进酒窖去找些酒喝，一个驼背小人儿在那儿一把将酒罐夺去。当我走进厨房去做点儿汤喝，一个驼背小人儿在那儿一下把汤锅打破。本雅明很小就知道驼背小人，当他还是个孩子时，在一本儿童读物中的一首诗中，第一次读到了它，从此再也无法忘记。但是只有一次（在《年前后的柏林童年》的结尾），当他尝试的预期死亡抓住“他的‘整个生命’……据说它在垂死者的眼前一闪而过”，他才清楚地表达出一生中是谁和什么这么早就吓住了他，这种恐惧伴随一生直到他死。他的妈妈，像德国成千上万的妈妈一样，无论何时，当童年时代数不清的小灾难发生时，总会说：“笨先生问候你来了。”小孩子当然知道这个奇怪的笨人指的什么。妈妈说的就是“驼背小人”，它总是跟孩子们搞些恶作剧，当你掉下来时把你绊倒，把你手里的东西撞掉，摔得粉碎。孩子长大成人后，会明白孩提时不懂的事，也就是说，他冒犯了那个“小人”并不是因为他看了“小人”——就好像他是那个希望知道什么是恐惧的男孩——而因为是那个驼背人一直盯着他，笨就是倒霉。“被小人看着的人自己并不在意；既不当心自己，也不注意小人。他惊愕地站在一堆碎片面前。”（《文集》I，—）幸而有最近出版的书信，可以勾勒出本雅明生活的大致轮廓。如果把他的生活看成是一堆碎片的相应后果，这一观点的确很吸引人，因为毫无疑问，本雅明自己也这么看。但问题的关键是他非常清楚地知道在“虚弱和天才恰好相合”时那种神秘的相互影响，这也是他给普鲁斯特下的精当的评语。因为当他以赞同的口吻引用雅克·利弗尔（JacquesRiviere）评论普鲁斯特的话时，其实也是在谈论自己：他“死于缺乏经验，正是这一匮乏驱使他去写作。他死于无知……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怎么生火，怎么打开一扇窗”。（《普鲁斯特的意象》）像普鲁斯特一样，他根本不知道怎么改变“他的生活状况，当它们要挤压他时”。（带着暗示梦游者的精确性，他的笨拙不可避免地引领着他到达不幸的中心，或者类似不幸事物潜伏的任何地方。以致，—年冬天炸弹的威胁使他决定离开巴黎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结果，炸弹并没有掉到巴黎，而本雅明要去的马赛恰恰是军事活动中心，而且很可能是那几个月里法国在骗人的战争中少数受到严重威胁的地方之一。）但像普鲁斯特一样，他完全有理由诅咒，并在结束童年回忆录时重复民谣末尾那奇怪的祈祷：噢，亲爱的孩子，我请求你，也为驼背小人儿祈祷吧！回过头来看，交织在他生命中的那张由荣誉、伟大的天赋、笨拙和不幸构成的无法挣脱的巨网，甚至在本雅明开始写作生涯的第一个幸运的作品里就可以看出来。经朋友推荐，他的《论歌德的〈亲和力〉》得以在霍夫曼斯塔尔的《新德国文萃》（NeueDeutscheBeitrage）（—）上发表。这篇德国散文的杰作，至今仍然在德国文学批评的一般领域和歌德研究的专业领域占有独一无二的位置的论文，在此之前已经被拒绝过好几次，而霍夫曼斯塔尔热情的赞赏是在本雅明几乎已经对“给它找个接受者”（《书信》I，）绝望时才来临的。但是，这时出现了个决定性的不幸，这个不幸在当时条件下与这一机会必然有关，但显然从来没得到过充分理解。这第一个突破所能带来的唯一物质上的安全感是任职资格（大学教师授课资格），这是那时本雅明为开始大学生涯而准备的第一步。可以肯定，这还不足以糊口——所谓的Privatdozent（未经国家聘请，没有薪金，完全依靠学生学费的大学讲师）并没有薪水——但它有可能减轻父亲的资助，直到他找到一个全职的教职，这种实践在当时是很普遍的。现在很难理解他和他的朋友怎么会怀疑到在一个并非不寻常的大学做大学教师必定以悲剧结束。如果参与其事的先生们事后说他们对本雅明提交的论文《德国悲剧的起源》一个字都看不懂，那肯定是可信的。他们怎么能明白一个作家最大的骄傲竟然是“作品绝大部分由引文组成——不可想象的最疯狂的镶拼技巧”——而且在开始研究之前重点强调了六条箴言：“没有人……能够集合起比这更出类拔萃更珍贵的箴言了”?（《书信》I，）这好像是一个真正的大师为某些独特的东西增添了些时髦的色彩，只是为了在最近的交易中心出卖它。确实，既非反犹主义也非对局外人的恶意——本雅明战争期间在瑞士取得了学位，并不是谁的信徒——也不是对任何绝非庸常的事物通常会有的学术上加以怀疑的需要，和这些都没有关系。不管怎样——正是在这儿笨先生和坏运气来了——在那时的德国还有另一条路，可以确切地说，本雅明关于歌德的论文败坏了他得以从事教书生涯的唯一一次机会。像本雅明每个作品一样，这篇论文也是由论战引起的，这次辩论围绕弗雷德里希·冈多夫（FriedrichGundolf）关于歌德的著作展开。本雅明的批评是明确的，而且本雅明可能还希望从冈多夫和以斯蒂芬·乔治（StelanGeorge）为中心的圈子里的其他成员那儿——而不是从“官方”那儿——得到更多理解。年轻时他对这个圈子的精神世界十分熟悉，他或许还没有必要以成为其中一员来获取学术上的认可，这些人当时还刚开始在学术界站住脚跟。但是他那时确实不应该向圈子中最杰出、最具学术能力的成员发起猛烈进攻，搞得人人皆知，正像他日后回顾时解释的那样，他“很少与学术界打交道，……正如很少和像冈多夫与恩斯特·波特莱姆（ErnstBertram）这样的人建立的不朽事业发生关系一样”。（《书信》Ⅱ，）是的，就是这么回事儿。是本雅明的笨或坏运气让他在尚未被大学承认之前就向世界宣布了这一点。你肯定不会说他是由于谨慎才有意识地漠视。相反，他意识到“笨先生问候你来了”，并且比我认识的任何一个人还要小心预防。但他对付可能性危险的防备体系，包括肖勒姆提到的“中国式谦恭”，总是用一种奇怪的、神秘的方式，无视真正的危险。正像战争开始时他从安全的巴黎逃到充满危险的马赛——相对于前线，它也许是安全的——歌德一文激起他完全不必要的担心：霍夫曼斯塔尔也许会不恰当地对鲁道夫·博察德（RudolfBorchardt），他的杂志的主要投稿人之一，进行了一次十分谨慎的批评性评论吧。可他希望看到的只是好事情，因为这一“对乔治学派意识形态的进攻，……在此他们将很难置之不理”。（《书信》I，）他们发现这一点都不难。因为再没有人像本雅明这样孤立的了，这样彻底的孤独。甚至霍夫曼斯塔尔的威望也不能改变这种状况，本雅明在最初进发的喜悦中曾经称他为“新的守护神”。他的声音根本无法和乔治学派那样一个有影响的团体的实力相提并论，因为在所有的实体中，只有意识形态的联盟才作数，而且只有意识形态，而不是地位和身分，才能将一个团体聚集在一起。不论他们超越政治的姿态，乔治的追随者们精通文学策略的基本法则，就像教授精通学术政治的基本要素，或者御用文人和新闻记者熟悉“以德报德”的ABC一样。然而，本雅明却不了解这种情况。他永远不知道怎么对付这种事情，永远不能在这样的人中间运转自如，甚至当“那些像狼群一样，时时从各个方向逼近的外部生活的灾难”（《书信》I，）已经给他提供了看透世界的洞察力时，他也不能。不管什么时候，当他竭力去调整，去迎合，以使自己的脚站得稳些时，事情肯定会变糟。二十年代中期本雅明几乎加入共产党，但他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对歌德所作的重要研究从未见诸任何出版物，既没有收进本来打算收入的《俄罗斯大百科全书》，也没有在今天的德国付印。克劳斯·曼（KlausMann）曾委托本雅明为他的杂志《文集》（DieSammlung）写过一篇布莱希特《三分钱歌剧》的评论，可是又退回了原稿，因为本雅明要法郎稿费——那时相当于10美元——而克劳斯只打算支付法郎。本雅明关于布莱希特诗歌的评论生前也没有发表。最严重的困境随着后来社会研究所的变动变得更糟。社会研究所原来(现在重又)隶属于法兰克福大学，那时已迁往美国，是本雅明经济上的主要支柱。它的指导思想，也就是特奥多尔·W.阿多诺和马克思·霍克海默的思想，是“辩证的唯物主义”。而在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看来，本雅明的思想是“非辩证的”，虽然采取了“辩证的范畴，（但）和马克思主义范畴并不一致”，就他对波德莱尔的论述而言，是“缺少中介的”，他将“上层建筑中的某些显著因素……直接地，甚至可能是偶然地，与基础中的相应因素联系起来”。他们的这些看法导致本雅明最初的文章《波德莱尔作品中第二帝国的巴黎》，既没有发表在那时研究所的杂志上，也没有收入他身后的两卷本文集中。（现在其中的部分篇章已经发表——《流浪汉》刊于《新评论》年12月号，《现代》刊于《争鸣》年3月号。）本雅明可能是这个运动产生出来的最奇怪的马克思主义者，天晓得他竟分享了它全部的特异之处。在理论层面强烈吸引他的一定是上层建筑理论，只有马克思对此做了简明的概括，但是那时假设了它在运动中不相称的作用。因为运动是由数量出奇之大的知识分子参与的，由那些只对上层建筑感兴趣的人参与的。本雅明只是作为富有启发的方法论借用了这一理论，而对它的历史或哲学背景不感兴趣。这一理论吸引他的地方在于精神和物质的表现形式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致它似乎可以在波德莱尔那儿找到无处不在的对应，并且如果适当地把二者联系起来，它们就能互为印证、互为解释，到最后它们不再需要任何说明或解释性的评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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