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回到了诺夫勒，精疲力竭，支离破碎，仍然不停地喝，喝得更多。“非常可怕”，后来她自己都说。

没有人能够代替上帝

就像什么也不能代替酒精

所以上帝仍然是不可替代的

玛格丽特认为她之所以喝酒是因为她知道上帝并不存在。玛格丽特从来不是个信徒，从小就不是。她总认为信徒不是很健全，认为他们不负责任。但是斯宾诺莎、帕斯卡和吕斯布鲁克让她懂得了对神秘的信仰。“他们发出非信仰的叫声”。奥蕾里娅·斯坦纳叫，让上帝来救她。当时，玛格丽特经常谈论到上帝，“我们缺少一个上帝”，“我不相信上帝，相信上帝是不健全的，但是不相信上帝反而是一种信仰”。酒精可以直接与灵魂发生关系。“上帝不在，但是他的位置还在，空着，”年她说。她醉心于寻找“逻辑的谬误”。塞尔日和亨利还记得有一年秋天的下午，玛格丽特不停地在喝，酒瓶里装着好几升威士忌，她一边喝一边在背诵《福音书》。“酒精就是为了让我们可以承受世界的空茫、星球的摇摆，承受它们在空间永不停止的转动，承受它们面对你的痛苦漠然的沉默。”她在《物质生活》里写道。酒精让她进入一些她从未进入过的领域，她觉得自己就是那里的女皇。酒精可以让她重新凝聚起自己的力量，她不会再被现在炸得粉碎，这折磨她的现在啊。“我没有历史，我没有生活。”

在诺夫勒，她能够写的时候仍然在继续写那些信的片断，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写了些什么。她甚至弄不清楚自己是真的写了，还是仅仅是想象。无所谓。这种书信的关系至少还能维持她的生命。“我的夜晚不应该再在酒精中度过，我应该早点睡，这样我才能给你写很长很长的信而不死去。”她知道自己离死神很近了。有一天夜里，她给米歇尔·波尔特打了电话，说她活得太累了。米歇尔赶过去看她。她完全是个醉鬼的样子，步履蹒跚，眼睛半睁着，什么也看不清。她甚至可能活不到一年，她说。米歇尔照顾她，安慰她。她又重新站稳了脚跟。她走出家门，和米歇尔一块儿出去散步，欣赏麦田的颜色，去看坟墓，一边开车一边哼唱皮雅芙的歌，她还接待儿子的朋友，做饭，邀请朋友前来做客，看电视，接受大学生的采访，短暂地离开她那诺夫勒—特鲁维尔牢笼。这一年夏天她接受电影节里最不受重视的一个摄影小组的邀请—这个小组仍然相信电影的激进效果—去参加了伊也尔电影节，推出她最后的几部片子。

这十五年来，玛格丽特一直在圣伯努瓦街收到很多来信。她拥有自己的崇拜者，狂热的杜拉斯迷。有些人崇拜她已经很长时间了。他们说话的腔调都和她一样，甚至能背诵她的作品。玛格丽特不讨厌某些年轻人对她的这种崇拜，然而并不刻意维持这种关系。所有这些信都堆在她家里。她小心翼翼地保存着。她会经常打开来看，但是她不回信。不过几个月来，有一个卡昂的大学生给她写了很多信，非常美的信，出乎她自己的意料之外，她有的时候竟在等他的信。恰巧在伊也尔，有个年轻的导演说起卡昂的朋友经常在星期六的晚上一边听《印度之歌》里的曲子一边不停地跳舞，他们都像《塔吉尼亚的小马》里的主人公一样喝康帕里酒。“卡昂有个人写信给我，我收到了他的很多信，”她对他说，“也许您认识他？”当然，他认识他。她让他描述一下写信的这个年轻人的外表，谈谈他的事情。导演提供了他的一些情况，却没有意识到她已经是仔着心思在问的。几个月以后，玛格丽特接受一个大学生电影俱乐部的邀请去了卡昂，这些学生想组织一场关于《印度之歌》的讨论。她已经忘记卡昂年轻人给她写的这些信了吗？似乎是。讨论完以后，一伙年轻人邀请她去旁边的小酒馆。凌晨两点钟，她正准备开车走的时候，一个小伙子说愿意陪她。是我，他说，他和她谈起了安娜－玛丽·斯特雷泰尔、劳儿·V.斯坦茵、米歇尔·理查逊，他对她说开车要当心，然后看着她在夜里上了回诺夫勒城堡的路。

几天后，她决定回信给他。她很清楚地记得那个日子：是年1月的一天。正好在她发病后。她在诺夫勒。才去看过医生。她对医生说她身体不太好，但是没敢承认自己酗酒。医生诊断为忧郁症，开了些抗忧郁症的药和酒，三天的鸡尾酒之后，她多次昏厥。又忍受了四天的病痛折磨后，她在夜里被紧急送往圣日耳曼—医院。她在那里待了两个月。回来后她又给他写信，她向他诉说了继续活下去是多么艰难。“我对他说我酗酒，医院住了一阵子，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喝到这样的程度。”她相信他，不假思索地把自己生活中最隐秘的事情告诉了他。在医院度过那段艰难时期之后，这个年轻男子突然成了她的一个知心朋友，一个兄弟，一个绝望中的同伴。他就是那个陌生人吗？她写了无数信给他，却没有寄出的陌生人吗？也许。又一次虚构变成了真实。她想象了一个男人。而这个男人真在这里。他在，在等她。于是她继续要和他交往下去。但是这一回是他，他没有回信。

玛格丽特又开始了和酒精的斗争。痛苦、艰难、孤独的斗争。对自己她一点也不温柔。有六个月的时间，她没有沾过一滴酒。但是她变得易怒，暴躁，有时甚至有点恶毒。不过她并没有因此失去精力，生活的欲望和讲述故事的欲望。米歇尔·芒索，她的邻居和朋友，讲述了她是如何把她所看到的一切加工成小说，如何将现实加工成一系列的虚幻。“她喜欢夸大一切，她也夸大了我的生活，她把个别的夸大成普通的，把日常生活中的夸大为形而上的。我有幸参与了这种变形。”米歇尔·芒索在《朋友》中写道。玛格丽特又开始在诺夫勒接待朋友的来访。她又一次对政治感起兴趣来，非常感兴趣，猛烈抨击“苏联法西斯主义”和侵占阿富汗的行为。

玛格丽特又有了新的工作计划。塞尔日·达内去找她，希望她负责《电影日志》的一期特刊，她非常高兴地接受了。她想利用这个机会重新回到自己的故土。童年，她提议在杂志的后面排上母亲和两个哥哥的照片。她喜欢将文字和画面混在一起，喜欢让读者玩追索的游戏，而不愿为他们提供一个完整的故事。她想要重新回到文字和画面的关系上来，想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和电影究竟又是怎样一种关系。为了完成如此丰富重大的任务—做一期文学的，电影的，自传性的，集体的和政治性的杂志，她首先用录音机录下了她和塞尔日·达内的长谈，然后塞尔日再将录音内容破译出来交给玛格丽特，由玛格丽特重新创作。特刊出来了，它有个很美的名字，叫做《绿眼睛》。玛格丽特成功地将画面、文本、对话、私人信件和私人秘密组合成一曲重奏，诉说着略带忧郁的乡愁。后来《电影日志》重新编辑后出了一本真正的书，一种既残酷又诙谐的自我描述，这个电影家想要引导电影界的变革，可是确切地知道自己做不到。

玛格丽特于是好些了。她重新开始正常地进食，开着车闲逛，这是她的癖好之一。她决定在特鲁维尔度夏，仍然希望在那里，面对着大海，她能够写一本新书。她没有明确的计划。也许写作的欲望会自然而然地来，她希望如此。于是当塞尔日·于利请她为《解放报》写专栏的时候，她立刻就表示了兴趣。于利经常到特鲁维尔的黑岩旅馆和她见面，提出了约稿的想法：“玛格丽特看着大海，看着这世界的碎片一点点地来到她面前。孩子的脚步，动物的印记，动物残骸。我看她把这扇窗子当成了自己的报纸。”（作者与让－皮埃尔·瑟通的谈话，年9月14日。）于利希望她的名字，她看待这个世界的独特角度可以登上自己的报纸，但不需要有什么确切的想法：不要政治专栏，也不是文化方面的报告，应该说是什么也不像，仅仅属于她自己的什么东西：她感兴趣的东西，不是表面意义上的新闻写作，而是一种潜在的现实性写作，现实的意义，而不是大家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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