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书法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以后，对我国政治、文化、思想、信仰等，都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在文化方面，因为佛经的翻译与流传，影响了中国的文学与艺术，为中国文化史写下了光辉璀璨的篇章。尤其是艺术家，将佛法的意境融入中国的建筑、雕塑、绘画、工艺、书法、音乐里，而开创出更具意涵的道貌风格。书法是中国传统书写方式之一，所以当佛教与书法艺术结合之后，佛法的传播更为普遍；书法家们受到佛教的影响，常以佛教为题材来丰富书法的内容，这使书法艺术更增意趣与内涵。佛教对书法的看法佛教最初传入中国，由于印刷术尚未昌明，佛经的弘布流通只得靠纸墨抄缮，于是在写经、抄经等需要下，佛教即与中国书法结下不解之缘。尤其对佛弟子而言，书法抄经不但是自我修行之道，同时具有助扬佛教之功。一、书法是修行培福之道写经功德殊胜：《金刚经》云：“若复有人闻此经典，信心不逆，其福胜彼，何况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法华经.法师品》中说道：“若善男子善女人于《法华经》乃至一句受持、读诵、解说、书写，是人一切世间所应瞻奉，应以如来供养而供养之。”《放光般若经》、《瑜伽师地论》亦云：“书写”不仅于“十法行”中居首位，而且行此十法能远离魔害，得天龙护卫，不久当得菩提。例如明代的明勋法师，原名胡文柱，在天启年间为中书舍人，一日忽患人面疮，痛不可忍。后来由于书写《法华》、《金刚》、《楞严》等经及《水忏》，遂使疾患不药而愈。又如宋代温州参军，书写《金刚经》一卷，恭入佛殿供养，于买舟涉海还乡途中，虽遇风难，而能平安抵岸。易于收摄身心：书法不同于一般写字，从磨墨、执笔到下笔，都必须专注，不可轻忽。因此，在文字书写当中，即可收摄精神，达到一个静穆的境界，身心安泰舒畅。所以，书法也是一种修行方法。由于书法写经的殊胜，在佛门的修持，多设有抄经堂。例如：在日本的寺院，大多设有抄经堂；佛光山本山及各别分院也都设有抄经堂，具备笔墨纸砚供信徒抄经修持。二、书法有助扬佛教之功古时笔、墨、纸、砚文房四宝，原本就是主要且唯一的书写工具。无论是宰辅高官，还是布衣百姓，都操作着一副笔墨，所以书法在我国文化发展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几乎是中国传统文人共同的精神素养。佛教初传，为弘通经教，自然也需藉书法之助，即便是佛经翻译时担任笔受、润笔等初期工作者，亦无不仰赖之。因此，寺院不乏有僧侣大书法家。于是寺院、僧侣以书法为媒介，接引不少士大夫、文人皈依佛教；而文人又以书法抄经等酬报助扬佛法，所以历代书法名家，几无不曾写过相关佛教的经典或碑文书帖。如王羲之曾书《遗教经》，张旭写过《心经》，柳公权亦书有《心经》、《金刚经》和《清净经》，苏轼所写更多，有《心经》、《金经》、《华严经》等经、序十余种传世，另如欧阳询、褚遂良、虞世南、颜真卿、黄庭坚、赵子昂、米芾等亦有与佛教相关的书法作品行世。近代的印光大师、弘一大师就经常以书写佛法义理与信徒结缘。历代著名书法家写经、碑文、题记者，更是不胜枚举，如六朝的谢敷专门为人写经；唐代王知敬专门为寺院写经；奉诏写经者，如元代曾遇；祈福报德超荐写经者，如唐玄宗的宫人；为布施写经者，如元仁之管夫人；为赐赠写经者，如五代的李后主等；为供养经典写经者，如唐代的楚金书；乃至有为生活而写经者，如唐朝王绍宗。这些人写经、书碑的目的虽然不一，但是抄写经典的普遍，使得佛教与书法因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对于佛法的弘传与书法艺术的发展，都具有正面的影响。佛教对书法的贡献比之书法对佛教助扬之功，佛教对书法的贡献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今列举二点说明如下：一、保存书法文化佛教大量的写经、抄经，甚至刻经，累积了无数有关书法文化遗产，这对研究各朝的书法贡献匪浅。例如：写经：清光绪二十六年(西元一九○○年)，在敦煌秘密石室内，发现大量自曹魏至北宋年间的经卷文书，其中写本佛经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约三万卷左右。经、律、论三藏的各种译本，应有尽有。这些大量写本经称为“经生书”，多是佛教徒发愿写成，有的自写，有的请人写。清朝钱泳《履园丛话.书学.唐人书》云：“即如经生书中，有近虞、褚者，有近颜、徐者，观其用笔用墨，迥非宋人所能及。”所以敦煌经生书的风格，自与内地写本不同，反应一种特有虔诚的宗教信仰，是一份稀有难得的文化瑰宝，更是研究书法艺术的珍贵史料。六朝写经在僧俗之间极为盛行，此内地“经生书”，就书体而论，代表名家风格的正、行、草、八分、篆等各体兼具，为当时及后人所宗仰学习。因此所谓“唐人写经”之名，至今仍享誉国际，这份文化遗产，带给中国人的骄傲，可见一斑。刻经：佛教有关书法艺术的另一种表现是刻经。刻经可分为木刻与石刻二种。现存最早的木刻佛经，是唐咸通九年(西元八六八年)，王玠出资雕刻的《金刚经》，今存于英国。宋太祖开宝四年(西元九七一年)敕雕的开宝藏(或称蜀藏)，为我国第一部刻本藏经，然今已无全本，零卷亦少。佛经石刻的目的基于：一、纸帛易坏，不便长久保存；二、经历北魏、北周两次灭佛，大量毁损佛经后，加深佛教徒的“末法”思想，于是有人发愿石刻以保存佛经。石刻发明于北齐高王时期，代表作有：山东泰山山麓经石峪的《金刚经》、山西太原风峪的《华严经》、河南北响堂山的《维摩诘经》，而以河北房山县云居寺的石刻《大涅槃经》规模最大。此石经是由北齐慧思大师发愿，弟子静琬创刻，自隋大业迄唐贞观始成。后经唐、辽、金、元、明千余年，刻经之风不断。据一九五六到一九五八年中国佛教协会对房山石经调查、整理、拓印，拓印完整的石经一五○○○张，残缺的石经七百八十多张，碑、铭、题记等七十多张，共刻佛经数千卷。此历时长久的大规模石经，确是世界文化史上不多见的壮举，堪与名闻寰宇的敦煌石窟媲美，也是世界上罕有其匹的文化遗产。而其保存各朝不同的书法风格的石经，更为研究自唐以迄明朝一千多年书法的变迁史，及研究佛法与书法关系的珍贵史料。造像题记：造像是指造立佛像。一般而言，造像必有铭文题记，其中以六朝时代书法最精美，且品类繁多，在北碑中占有极高的地位，对书法艺术影响至深。如清朝阮元所著《北碑南帖论》说：“短笺长卷，意态挥洒，则帖擅其长：界格方严，法书深刻，则碑据其胜。”于是清朝一代皆重碑体。康有为着《广艺舟双楫》也说：“吾见六朝造像数百种，中间虽野人之所书，笔法亦浑朴奇丽有异态。”并将南北朝碑按高低分为“神、妙、高、精、逸、能”等六级，入选者共七十七种，其中造像题记铭颂有二十四种，约占三分之一，足见六朝时代的造像题记在书法艺术史上占多么重要的地位。难怪有人曾举譬说：如果北朝造像雕刻代表人类宗教艺术的一个颠峰，那么，造像题记的书法，则是代表中国书法艺术的另一高峰。除了上述写经、抄经、刻经、造像题记等外，有关佛教的碑、铭、志、记、帖等数量也是不一而足，所以对书法艺术的贡献亦难以胜书。二、影响书法艺术创作佛教与书法的结合，自然丰富了书法创作的题材；当书者在写经、书碑、铭、题记的同时，佛教的思想亦必无形中渗入书者八识田中，进而影响书法的意境。因为书法之所以被认定为艺术的表现，除涵盖从点、线、面于笔墨运行的或浓、淡、干、湿、白的五墨表情，或逆、涩、回、畅的停留技法外，更呈现出作者心境寄寓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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