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让罗岗和高波见面聊聊……他们默契的推荐了《材料与注释》，而且都把自己的关切放在了新时代的“史料”上。

互联网给史料搜集带来极大便利，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材料古人无法想象。可材料之丰富却带来了对“史观”“史识”难题的规避，毕竟，只要整理材料就能博士毕业/出书/评职称，又何苦进行深刻的思索呢？

高波在我们的答卷中，面对因史料电子化而变成“项目集散市场”的史学界，发出了感慨，可惜他并未展开讨论。罗岗亦有同感，他一样吐槽了“资助项目”，但更提出了如何有效面对“数码人文”风行带来的“史料学转向”——与其只是抽象地评价，不如思考如何在突破现有研究框架的基础上，直面史料发现带来的挑战。

看完本篇，再来点击回顾：“我的日常阅读”第5期

高波：更具生命力的史学作品或将诞生于业余作者

罗岗，文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兼职教授；曾任美国纽约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和台湾东海大学等校访问教授，专业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兼及当代理论与思想史研究；著有《人民至上》、《想象城市的方式》、《危机时刻的文化想象》、《面具背后》和《记忆的声音》等，主编有《九十年代思想文选》(三卷本）、《视觉文化读本》等。

我的日常阅读14

罗岗：如何面对电子时代的“史料学转向”

三联学术通讯

最近在读的专业领域的新书，可否推荐一两种（近三年的书都算新书，我们想借此了解一下学科内的新消息）？

罗岗

近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有所谓“史料学转向”一说，对这一现象自然是有赞有弹，但不容忽略的是，一方面固然因为这一领域再也不能如年代在“历史观”更新的意义上，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这样影响深远的研究范式，而随着问题意识的淡化以及学科体制的深化，更中立化同时也更学院化的“史料研究”自然获得了更多的青睐，不仅可以巧妙地规避“史观”和“史识”的难题，也能够以“资料整理”、“年谱长编”甚至“数据库”、“资料库”的形式获得更多的项目资助；另一方面则是互联网为各种资料的查找提供了极大的便捷，“e考据”的广泛使用，不只是由于大量珍稀资料被数码化，还有多种语言和多种搜索引擎的使用以及被网络联系在一起的“旧书业”，使得资料获取的速度和广度都有极大地提升。“全球史”研究的兴起以及“思想史研究”的“国际转向”，其实都与“数码人文”带来的“史料学转向”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史料学转向”也有部分内在于这一学术脉络，譬如我手头这篇张历君老师写的《历史十字路口上的见证：梅兰芳、特列季亚科夫与爱森斯坦》（载《字花》第74期，年7-8月号）就非常有意思，文章提到的曾在北京大学教过书的苏联教授特列季亚科夫（SergeiTretyakov），学中国现代文学的人或许更熟悉他的中国名字“铁捷克”，田汉当年曾有意在南开排演他和梅耶荷德的《怒吼吧，中国！》，但可能人们不知道的是，特列季亚科夫之所以广为人知，不只因为他是梅耶荷德的合作者，他也是最早将布莱希特的作品译成俄文的翻译家，特列季亚科夫所提出的“行动的作家”（theoperatingwriter）的概念，更成为本雅明年撰写的著名论文《作为生产者的作者》中重点探讨的议题，而且他喜欢传统中国戏曲，在梅兰芳访问苏联期间发表过多篇戏评，使得布莱希特和爱森斯坦从各自“先锋艺术”的角度吸取了梅兰芳戏曲表演的养料……试想，如果没有“跨语际”的多种资料的发掘，恐怕很难构筑出这幅“左翼现代主义”与传统中国戏曲之间具有历史联系的图景。

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如何抽象地评价“史料学转向”，而是已有的研究怎样面对史料发现的挑战。假如仅仅是将发掘出来的史料纳入已有的研究框架中，实在是意思不大，借用冯象老师常用的说法，这样的工作也许在不远的将来都由“人工智能”承担了——随便插一句，冯老师的《我是阿尔法》最近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简体字版也很快要面世，值得一读——史料发现的速度与广度的极大提升，必然对史料阐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个意义上，我愿意再次推荐洪子诚老师的《材料与注释》（北京大学出版社，）。关于这本书，可以展开的话题很多，我曾经在上海师范大学组织过一次读书会，讨论了一个下午，大家还意犹未尽。这儿只举一个例子来谈谈。年2月16日上午11时至下午3时半，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相关人士，谈文艺、学术和百家争鸣方针等问题，其中相当多部分涉及到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和对小说的批评。洪老师的书中披露了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我核对了《毛泽东年谱》（-）第三卷，在第76至78页也记载了毛泽东的这次讲话，但谈话内容显然经过编辑、整理和删改，远不如洪老师书中所记录得那么丰富、详实和生动。

本此活动中第二次被推荐的《材料与注释》

小编已经打算下单了

毛泽东在颐年堂的讲话中，一方面他对王蒙有肯定也有批评，但以肯定为主，即使批评，也要以帮助被批评者为目的：“王蒙是不会写。他会写反面人物，可是正面人物写不好。写不好，有生活的原因，有观点的原因”，“王蒙的小说有小资产阶级思想，他的经验也还不够。但他是新生力量，要保护。批评他的文章没有保护之意”，“王蒙是片面性，只有反官僚主义的一面。我看他的文章写的相当好，不是很好”，“对王蒙作品赞美、骂，都是两面性。王蒙有两重性，一是好处，一是缺点。一点里有两点，一个事物包含两个不同的侧面。商品有二重性，王蒙也有二重性”；另一方面则是对批评王蒙的文章很不满意，按照郭小川日记的记载，“主要是李希凡和马寒冰对它的批评。主席特别不满意这两篇批评。它们是教条主义的。他指出：不要仓卒[猝]应战，不要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在批评时要搜集材料，多下一番功夫。而在批评时，应当是又保护、又批评，一棍子打死的态度是错误。”毛泽东对他曾经推崇过的“小人物”李希凡也毫不客气，“李希凡现在在高级机关，当了政协委员，吃党饭，听党的命令，当了婆婆，写的文章就不生动了，使人读不下去。文章的头半截使人读不懂”，但为什么当年生龙活虎的“小人物”也会变成“教条主义者”呢？这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而是“教条主义的文章干巴巴，简单化，不能说服人。教条主义滋长，是因为当了政”，“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所以，毛泽东看重王蒙这篇小说，端在于“他暴露了我们的缺点，不能用李希凡那样的批评”。如此一来，在毛泽东的眼中，王蒙的小说及其批评实际上成了“当政”之后的“教条主义”、“官僚主义”的“症候”，所以他强调“现在的危险是以为天下太平了，因此看见王蒙的批评就不高兴”。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毛泽东的谈话是将对王蒙小说及其批评的看法穿插、镶嵌在他讨论国际形势（“我们的同志就是怕，怕匈牙利事件。我看匈牙利事件也没有什么不好，要讲辩证法，要懂得事物的两面性，不这么一闹，就没有真正好的匈牙利”）、回顾革命历史（“过去延安整风，我们不是说过‘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吗？我们有些同志不喜欢治病救人，而是庸医杀人。对小资产阶级应当用适当的方法将他们改造。”）、展望遥远未来（“实际上，一万年以后还有非马克思主义。而且，有一天马克思主义自己也要完毕。五百年以后怎样设想？将来的世界，阶级斗争完了，马克思主义有些东西就没有用了。宣布自己是永恒真理，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将来没有阶级斗争，但有新的斗争。那时社会科学领域内就会有新的学说出来”）以及面对当下此刻（“现在是大变动的时期……是有官僚主义。我们党的威望大，靠党的威望，官僚主义就横行霸道，违法乱纪，是不是应该揭发？……对付官僚主义，最好是罢工、罢课、打扁担，因为老不解决问题嘛”）……等重要话题之间，也意味着如要比较全面地把握王蒙小说及其批评的意义，不能局限于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范围，必须重返“围绕王蒙及其小说”的时代语境。

回到当时的语境中，简单地讲，苏联的“非斯大林化”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波匈事件”引起的风波，特别是“匈牙利动乱”的后果，给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敲响了警钟，使他们看到，已经取得胜利的政权还是有可能丧失的。这种危险的国际根源在于帝国主义和国外的反动势力，他们企图与国内的反革命力量相呼应，最终推翻共产党政权；但经过土改到合作化等一系列社会改造运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反革命力量”即使没有完全铲除，也难以掀起大浪，“江山变色”的国内根源更在于执政党沾染的脱离群众的作风及其所采取的错误的方针政策，由此引发了人民大众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情绪。因此，今后中共的主要任务就是如何解决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如何克服执政中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问题。于是，毛泽东向党和政府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课题，同时决定开展整风运动，希望采用民主的和开放的方式，祛除共产党干部执政不久便沾染的不良作风和旧弊陋习。所以，毛主席反复强调“现在的危险是以为天下太平了，因此看见王蒙的批评就不高兴”，这才是当时为什么要“反官僚主义”的关键所在，也构成了站在不同立场的人如何接受、解读和批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前提条件。

通过这个例子，不难看出围绕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相关史料的重新发现，将会如何牵一发而动全身，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当代文学、当代思想和当代史的诸多问题，这就是“史料学转向”有可能带来的新的刺激和活力。

三联学术通讯

涉猎所及的专业外的新书，可否也推荐一两种？

罗岗

我还想沿着史料的发现再说两句。随着新的材料不断地出现，我们不仅可能改变对某些事件的认识，甚至会重新发现某些思想家的潜能。阿尔都塞就是一个例子，在他身前，无论是赞同也好，批评也罢，对阿尔都塞思想的理解基本上依靠的是他年代到年代中期公开发表的文献，特别是他的《保卫马克思》和《阅读〈资本论〉》，但在他死后，大量的遗稿被整理出版，其数量远远超过原有的公开发表的著作。即使已经发表的著作，随着遗稿的出版，会发现原来只是一个更庞大的写作计划的组成部分，譬如他那篇著名的关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文章，就是年从当时一份还没发表的手稿《论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中抽出来的公开发表的。所以，阿尔都塞当年的学生巴利巴尔说，他的老师在被遗忘了好些年之后，现在似乎又被人们重新想起，并且引发了新的研究和思考的兴趣，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位哲学家大量的未刊稿在身后出版，非常明显地改变并扩展了我们对他的思想的认识。

按照日本学者今村仁司的说法，秘密的阿尔都塞隐藏在公开的阿尔都塞后面，人们所“知道”的阿尔都塞，只是从他写的庞大的原稿一部分中所能“窥见”的那个人。值得欣喜的是，陈越老师主编的中文版《阿尔都塞著作集》使我们能更多地看到阿尔都塞的“秘密”。这套著作集已经出版吴子枫老师翻译的《政治与历史：从马基雅维利到马克思》（西北大学出版社，），这是阿尔都塞从年到年在巴黎高师开设的哲学史课程的讲义，其中大家最熟悉的应该是年关于马基雅维利的讲义，就是那篇《马基雅维利与我们》，中译本早被收入陈越老师主编的《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

右：《政治与历史》同样是二次入选

左：《哲学与政治》

读过《马基雅维利与我们》就知道，阿尔都塞的讲义不是学究气地梳理政治哲学史，而是以自己独有的方式“阅读”那些经典文本，并藉此展开理论斗争和思想实践。陈越老师概括为“从左边阅读思想史”，我觉得很精辟。阿尔都塞自己则说：“在人类文化史上，我们的时代可能有一天会表现为这样的时代，它的标志就是人们做出最具戏剧性的、最艰苦卓绝的尝试，去发现并领会那些最‘简单的’生存行为如看、听、说、读的含义。这些行为使人们和他们的作品发生关系，并和那些在他们嘴里要说出来还未说出来的作品即他们‘作品的不在场’发生关系。”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当年的另一个学生、后来与老师分道扬镳的朗西埃把这段话称为“确立了整整一代人任务的这几行文字”，并认为正是某种关于阅读的观念“支撑着阿尔都塞的全部事业”。在这儿，“阅读”不是一种纸面上的行为，而是一种“斗争的策略”，一种广义上把握、反思并能动地改变“人们”和“他们的作品”之间关系的“实践”。

三联学术通讯

可有个人受益最大、常读常新的经典（一种或两种）？还请简短介绍介绍。

罗岗

经典要想常读常新，大概只有采用阿尔都塞的“读法”才行吧？当然也许会有人说，还是施特劳斯的“读法”更靠谱？问题在于，不只是对“经典”的选择，即使面对同一经典，对“读法”的不同选择也意味着“理论领域中的阶级斗争”吧？

由于这几年都给学生讲鲁迅，所以读的最多应该是鲁迅，手边翻看最多的是《鲁迅全集》编年版（人民文学出版社，），按照编年顺序读鲁迅，与以往以作品集为单位的阅读很不一样，常常有意外的发现，不断地意识到鲁迅不同文类的书写之间其实有相当强烈的互文关系，进而挑战原来已经形成的对鲁迅作品的“成见”。坦率讲，我个人很享受这个过程，而且不是所有的作家都经得起这样反复的“重读”。

编年版《鲁迅全集》

最为人所知的封面是这一版

至于说到“受益”，正好有阿尔都塞论鲁迅的一段话，放在这儿，搁在今天，也许真得比较合适——

他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在战斗着，先是作为反叛的知识分子，然后是作为革命的知识分子。他与“传统知识分子”战斗。我们不了解那些知识分子，只知道他们产生并根植于中国社会许多世纪以来“封建”帝国的历史，无论是在语言、意识形态，还是在实践方面，鲁迅和他们之间没有丝毫共同之处。他与那些仅仅是作家的人战斗，但却深入到日常生活的细节中。他与那些既定秩序的“意识形态官吏”们战斗，他们掌握并维护着再生产的规则、咒语和礼仪规矩。鲁迅就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代表，独自一人或几乎是独自一人，身边只有不多的朋友和青年，而他们许多人也都投入了战斗。（《阿尔都塞论鲁迅》，吴子枫译，载《现代中文学刊》年4期）

三联学术通讯

比较常读哪些纸质刊物（专业或非专业均可，应为纸质版）？

罗岗

常读的有《读书》和《书城》，这两种杂志的开本比较舒服，适合带在路上阅读，有空就拿出来翻几页，很方便。其它杂志都笨重得很，几乎没有兴趣翻看。

《思南文学选刊》

需要特别推荐的是《思南文学选刊》，已经办了一年多，虽然名字叫“文学选刊”，其实内容不限于文学，而是故意打乱文类，将文学与非文学的书写编织在一起，产生某种“混搭”的效果。譬如我手边的这期，李零的《东方既白》和保罗·克洛岱尔的《西班牙绘画》就放在了同一栏目下，让读者有一种不期而遇的喜悦。

三联学术通讯

可有纯为休闲的“读物”，比如小说、漫画、绘本、网络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