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

郭小鹏，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讲师。

摘要

关东大地震是日本近代重大灾厄事件，地震记忆的建构与保存有赖于若干“记忆之场”。民众的个体受灾体验促成恐怖、灾异、逃避等灾难记忆的萌生。日本政府主导的灾后城市复兴事业重塑了民众的集体记忆，形成以复兴为主题的灾害记忆。在灾害记忆保存过程中，不同阶级围绕公共记忆空间的角力使得关东大地震记忆趋于完善，成为灾害记忆的历史遗产。

关键词

记忆之场关东大地震灾害记忆集体记忆

专论

日本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国家，在历史上遭受过地震、火山喷发、海啸等不胜枚举的灾害。关东大地震是日本灾害史上的代表性事件，其致灾因子混合了“天灾”和“人祸”，灾变发生的时间和空间具有特殊性，某种意义上影响了日本历史进程，为历次灾害所不及。关东大地震作为灾害事件已完成历史书写，不仅如此，东京都慰灵堂和帝都复兴纪念馆保存着有关地震的大量有形及非物质资料，地震发生的9月1日被定为防灾纪念日。这表明，关东大地震已成为日本国民的集体记忆。学界对于关东大地震记忆的研究集中于灾后的滥杀事件以及灾后纪念设施，本文不揣浅陋，梳理关东大地震记忆的形成过程，以为后世的灾害记忆提供借鉴。

日本的关东大地震记忆经历了民众自发的灾难记忆—公共权力建构的灾害记忆—官民妥协的灾害记忆这一过程。人类学学者对于“灾难”和“灾害”的核心概念做了区分：一般认为汉语语境中“灾害”多为致灾缘由，对灾厄客观描述；“灾难”为灾害后果，侧重于主观感受。由此可知，灾难记忆强调个人和集体的遭难经历，对灾害的被动记忆；而灾害记忆则侧重对灾害的客观认知与能动记忆，包括灾害发生机理、灾害应对及历史教训。能动记忆通过若干“记忆之场”而建构。“集体记忆在本质上是立足于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个人记忆只有依存于集体之中才能实现代际传承，才能真正成为国家和民族的历史记忆。关东大地震记忆印证了这一过程。

01

民众的遭难经历与灾难记忆

年9月1日，日本关东地区发生了里氏7.9级地震，震源附近烈度达到最高级别。一时间建筑倾覆，造成工厂爆炸、住宅失火，其时恰有强风过境，风助火势，引发了猛烈的城市大火。日本传统住宅为木造结构，且异常密集，为城市大火延烧创造了有利条件。雪上加霜的是，当时消防系统基本沿用江户时期的标准，加上设备老旧、街道狭窄，在地震后陷入瘫痪状态，以致对大火束手无策。据统计，东京市有将近公顷土地被烧为废墟，达到城市街区面积的44％，横滨市更达到90％以上。强震、火灾、海啸、山崩等一系列灾害，使得灾区成为“阿鼻叫唤的地狱”。文学家中岛健藏回忆：

东京上空出现了纯白色的蘑菇云—后来看到广岛原子弹蘑菇云的照片时，立即联想到那时的烟雾。白茫茫的烟雾似乎是几股一齐腾空而起。

巨灾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惨痛的经济损失，带来广泛的族群受灾记忆。在灾害过程中至少10万人丧生，仅东京市本所被服厂一处就达到3.8万。被服厂位于隅田川东岸，占地约10.3公顷，地震中成为避难场所。据幸存者回忆：

西南方向传来恐怖的风声，几乎在一瞬间人们的防雨板和草席等物什被掀到空中。行李车大概被掀起来，高高抛在邮局屋顶。正当我惊愕之时，已有上百人被卷到半空，像筛豆子那样跌落。最初的龙卷风可能持续了20分钟。10分钟后，数不清的火点纷纷落下，跟下雨一样。

如此末日情景对于幸存者心理也是一种巨大折磨。对于东京人而言，能够比肩于关东大地震的只有“二战”后期的东京大空袭。然而，“战争会有种种预告，空袭前也会有警戒警报与空袭警报，而地震却完全没有预告”，其突发性带来的恐怖记忆经年累月也不会消失。

大地震是“天灾”，灾后发生的滥杀在日朝鲜人、中国人以及社会主义者的一系列恐怖事件，则是日本当局和民众制造的“人祸”。地震引发社会混乱，在避难人群中滋生了流言蜚语，传言社会主义者和朝鲜人放火、投毒、杀人。日本当局的治安政策加剧了谣言的传播，引发了滥杀无辜的血腥惨案。学者清水几太郎回忆：

看到好多士兵清洗刺刀上的血迹，便问他们所杀者为何人，异口同声说是朝鲜人。

庆应义塾大学讲师折口信夫暑假在冲绳采风，9月4日返回东京，前往下谷区清水町的家中，在增上寺遭到杀气腾腾的自警团盘问，险些沦为刀下亡魂，一生最毛骨悚然的记忆莫过如此。总之，地震后普通民众的脑海中充斥着地震火灾的凄厉、自警团的暴虐、避难时的惊恐等原发性灾难记忆。

地震发生在日本的大正年代，以产业革命、经济发展和上层阶级的成熟为特征的望族社会阶段，开始向以大众的政治参与和大众的消费热潮为特征的大众社会阶段转型。这一转型的推动力量为肇始于19世纪80年代的日本产业革命。京滨工业带开始形成，工业化和城市化比翼双飞。在至年的时间里，东京市人口由万增加到万，横滨市人口由19万增加到57万。中产阶级伴随城市化而成长。借助“一战”的东风，日本进入“成金时代”，实现了战时繁荣，国民心态也逐渐膨胀。对于大正东京人而言，突如其来的关东大地震犹如当头棒喝。民间一片哀嚎之声，“天谴论”和“迁都论”应声出炉。

古代日本借鉴了源自中国的灾异思想，即“天变地异是天为了警醒人君行为、施政而施降的现象”。财界泰斗涩泽荣一对明治以来国家运势做了总结，认为国民盲目沉浸于膨胀的国权，产生“精神废弛之势”，大地震“似可认为神业之作”。清水几太郎总结“当时几乎人人言必称‘天谴’，这二字在关东大地震后频频诉诸报端”。天谴论是灾异思想在近代的表现，认为地震为自然的报应，由此引发了对工业文明的批判和反思，流露出民众对明治维新以来国家道路的迷惘。

灾后人心动摇，舆论哗然。报纸出现了放弃东京重建，迁都至别处的声音。军部是“迁都论”的急先锋，早早选定了朝鲜半岛的龙山、兵库县的加古川以及东京府的八王子作为首都的备选。民众及官僚中流传的“迁都论”本质上是一种消极的逃避思想。

“天谴论”和“迁都论”都是受灾群体对灾异现象的认知与对策，与灾难记忆互为表里，反映出地震不仅给国家带来物质创伤，而且造成民众精神废弛。类似于分子的无规则运动，民众的个人记忆尽管是真实的记忆，却无法凝固为民族的整体记忆，且难免有“风化”之虞。梳理幸存者的灾难回忆，我们会发现“经过时间的流逝，事实的记录并不是经验本身”，也就是说“历史”事实未必与个人经历保持一致，这便是“叙述历史的不真实性”。

02

城市复兴塑造的灾害记忆

皮埃尔·诺拉认为，成为历史的记忆与真实的记忆不同，它是自觉的、有意识的、被视为一项责任来经历，不再具有自发性。对日本政府而言，放任民众自发的记忆将使明治维新后康庄的国家道路遭遇到重大挑战。因此，记忆要变得能够形成有意义的叙事系列不是一个复制问题，而是一个建构问题。日本政府开始塑造全新的灾害记忆，鼓励民众从另一个视角认识灾难，发挥国家和民族的能动性，完成受灾城市的复兴。这一转变是通过政治权力、伟大工程、纪念仪式及民众的“身体实践”等“记忆之场”来完成的。

地震时恰逢日本内阁更替，前首相山本权兵卫临危受命，匆匆组阁。灾后重建由内务大臣后藤新平负责。后藤是近代城市建设和市政革新的代表人物，年就任东京市长之际便提出规模宏大的东京改造计划。在其建议下，皇太子以摄政的名义发表了《帝都复兴诏书》，规定：

东京为帝国之首都，乃政治经济之枢纽，国民文化之源泉，民众瞻仰。然突遭天灾，旧态尽失，虽如此，未失吾国首都之地位。善后策勿仅复原旧态，乃要图谋将来之发展，街巷须为之一新…朕即命令众臣，早日设定特殊机关，审议调查帝都复兴之事，确立定案，设最高顾问咨询之，设立法之府图谋之，以保万无一失。

天皇（摄政）下诏，使得“迁都论”几乎在一夜之间销声匿迹。由此，“帝都复兴”成为应对灾害的大义名分，被赋予了政治上的神圣性。依据诏书规定，灾后复兴机构——帝都复兴院及其咨询机构审议会分别成立。山本首相在审议会发表讲话，将帝都复兴提高到“兴国之基础”的高度，要求“对上答谢圣恩，发扬国家光辉，对下不负民众重托”，“运用学理与经验，参照欧美都市现状，意图帝都面目一新、威容重振”。山本的发言表明内阁对于灾后重建的理念，通过“帝都”复兴，不仅可解决东京的城市宿疾，实现跨越式发展，更重要的是可重塑首都“威容”，振兴国民精神。

所谓的帝都复兴事业，从年9月开始酝酿，到年3月的帝都复兴祭截止，绵延六年有余，主体工程由中央政府东京府、东京市合作完成，耗费资金超过7亿日元。东京和横滨面貌一新：两市基础设施趋于完善，在交通、卫生、住宅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果，超过之前所有城市建设，是日本政府引以为傲的伟大工程。以道路为例，帝都复兴事业修筑干线道路52条，长度达公里，道路率从11％提高到5％，基本上奠定了东京的交通框架。由此，东京成为“工业化以来亚洲第一个能与纽约或伦敦相媲美的城市，甚至一度想超过它们”。

灾后城市复兴不仅打造了城市空间、建筑物等有形记忆媒介，而且通过天皇巡幸和帝都复兴祭等纪念仪式强化了民众的复兴记忆。战前的天皇被赋予国家元首和宗教权威等多重身份。早在年末，东京市长与复兴局长官、东京府知事、警视总监商议，建议政府奏请天皇巡幸。为此，年1月专门成立帝都复兴祭事务委员会，与宫内省敲定了仪式细节。东京市议会为此追加预算达21万日元。年3月24日，昭和天皇乘坐专车，对东京和横滨巡幸，沿途装饰着红白幔幕、国旗及各式旗幡，“复兴道路两侧的奉迎者摩肩擦踵将近10层、20层，天皇所经之处，民众高呼万岁，场面何其壮观”。26日，帝都复兴祭在宫城广场举行。普通市民代表4万人参加，再加上各国使节、两院议员及复兴事业相关人员，有列席资格者共6万人。此外，东京市以及市属各区、团体、学校、单位也举办了庆祝活动。

国家权力和地域社会通过重构记忆的方式，消解创伤，重建地域社会认同，也利用灾害记忆来达到某种经济和政治的目标。灾后城市复兴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住宅、公共卫生等关系民生的城市问题。通过土地区划整理，城市改造深入社区，对市民进行了宣传和教育，堪称民众参与市政管理的启蒙运动。灾后城市复兴亦是塑造民族精神、提高民众防灾意识、改变人民生活习惯的社会嬗变。在政府主导下，民众通过“身体实践”，实现了灾害记忆从个人经历向社会集团共有文化的转变。因此灾后城市复兴成为日本书写关东大地震史的主旋律，将民众的遭难经历升华为国家的复兴历程。

03

公共记忆空间与灾害记忆的保存

日本政府主导的帝都复兴事业赋予关东大地震以抗震救灾、灾后复兴等集体记忆，然而，这并不能涵盖灾害记忆的所有层面。“记忆之场”的“场域”包含实在的、象征性的和功能性的场所。城市复兴事业对于集体记忆而言犹如硬币的正反面：一方面其规模宏大构成实在的“场域”，短期内可迅速建构民众的复兴记忆；另一方面，庞大的规模反倒冲淡了纪念的主题，有关灾害主题的象征性场所缺位，因城市建筑具有生命周期，层层累积的空间使得原有记忆难以保存。

灾害公共纪念空间的功能有三。一为慰灵，建造遇难者纳骨堂并祭奠，以抚平灾难创伤。二为警示，永远铭记大地震，时刻不忘天灾的恐怖，展示防灾的重要性。三为教育，作为社会教化机关加以利用，收集地震遭难及灾后复兴的文字、图片等非物质纪念品，进行灾害文化建设，保存灾害记忆，形成积极的再生性机制。关东大地震公共记忆空间最终确定为东京都慰灵堂和帝都复兴纪念馆，其设计和建造过程见证了公共记忆成为历史书写的过程。

灾害记忆本质上是对死亡的记忆。不同于零散的、随机的个体死亡，关东大地震乃是“公共死亡事件”，因此后事处理也成为公共事务的一部分，焦点在于对死者的评价、追悼和纪念。遭灾者、地域社会、国家等共同体从各自立场出发，争夺记忆话语权，以选择性地保存灾害记忆。

在空间选址方面，最能体现关东大地震死亡公共性的被服厂遗址成为首选。由于受灾人数巨大，尸体认领较为困难，故采取集体火化，成为保存灾害公共记忆的“记忆之场”。惨剧次日，日莲宗僧侣在临时小学设立祭坛，这是灾难现场的最初祭奠设施，也表明以宗教势力为代表的地域社会介入善后事务。年10月，设立了临时纳骨堂，以收纳遇难者骨灰。10月19日，东京市在此举办了七七四十九日追悼会，并提案建立永久性的地震灾害纪念设施，得到了社会认同。

然而，随着政府主导的帝都复兴事业渐次展开，在公共纪念场所选址一事上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反对者认为“在灾难场所埋葬遗骨会对生还者造成强烈的刺激”，并且会“挫伤复兴的锐气”，要求将尸骨集中至郊区掩埋。经过协调，年5月，东京市议会通过决议，设置财团法人——东京震灾事业协会，建设震灾纪念堂，收集相关资料。协会主要由受害者家属代表、灾后复兴的各级团体、学术组织及相关公司的代表组成。纪念堂的建设资金来源包括民间募捐、天皇下赐金、内务省及东京市补助。组织构成和资金来源都实现了多元化，有利于协调不同社会集团的立场，在官方主导的帝都复兴记忆的语境下，兼顾了慰灵和防灾记忆的保存。

在纪念堂设计和建造方面，外观及材料的选用成为官民争执的“重大问题”。最终的建筑风格摈弃了当时流行的现代主义，而采用“纯日本风”。建筑物于年11月破土动工，年11月举办上梁仪式，年2月正式更名为“震灾纪念堂”。震灾纪念堂不仅收纳了被服厂遇难者骨灰，还收集了东京市其他各区地震遇难者的骨灰（收纳多达5.9万人的骨灰，集中了近九成遇难者），同时集中了灾区的慰灵设施。每年9月1日，纪念堂打开纳骨堂，供市民祈祷冥福。年3月24日，昭和天皇巡幸东京时特意拜访震灾纪念堂，并脱帽默哀。纪念堂为保存关东大地震记忆的官方场所，天皇巡幸使其地位牢不可破。尽管东京还存留众多慰灵塔和慰灵碑，但它们基本上属于私人或者团体祭祀场所，未能形塑主流灾害记忆。

日本当局对于地震纪念资料的收集整理较为重视，不仅以官方名义收集灾害资料和纪念品，而且号召民众捐献灾害相关纪念物品，将其视为保存地震记忆的重要载体。年9月1日，东京市在上野公园举办地震一周年纪念展览会，展出震灾纪念物和复兴参考资料约件。其中震灾纪念物包括罹灾物品、灾害相关设施状况及印刷品、灾害相关学术研究成果、各种统计图表、地图、模型、绘画等，复兴参考资料包括都市规划研究资料、生活改善相关研究资料、建设筑造相关参考资料以及产业、教育、经济、社会的设施资料。随着灾害资料堆积，震灾纪念堂陈列室逐渐腾挪不开。特别是年9月帝都复兴展览会后，地震及复兴资料更是汗牛充栋，不仅难以陈列，而且冲淡了震灾纪念堂的慰灵主题。因此年在震灾纪念堂附近修建了东京复兴纪念馆，专门收集整理复兴资料。地震灾害及灾后复兴的资料忠实地记录了关东大地震，不仅使得灾害记忆得到保存，而且成为灾害研究的丰富宝藏。

然而，在“二战”前的历史语境下，关东大地震的全部记忆并未悉数保存，其中有关滥杀社会主义者、在日朝鲜人、在日中国人的记忆毋宁说被隐蔽和忘却了。据旅日朝鲜学者姜德相的研究，关东大地震后对朝鲜人的滥杀乃日本政府主导、自警团及部分国民参与的民族迫害行为。因此，日本政府想方设法遮掩罪行，进行辩护，以图淡化和消除滥杀记忆。日本学者坦承，关东大地震后针对少数族群的滥杀事件乃“大正历史上的污点”，“今日看来，仍觉得不可思议，只能对普通市民的无知感到同情”。日本战败投降后，这些记忆方得重见天日。年，在关东大地震50周年之际，朝鲜人牺牲者追悼仪式实行委员会成立，联合日本历史学研究会、历史科学协议会、历史教育者协议会进行历史调查活动，钩沉遗忘和隐蔽的灾害记忆。在各团体的努力下，横冈区墨田公园建立起朝鲜人牺牲者追悼慰灵碑，与主流的地震记忆设施——东京都慰灵馆相距不远，显示出后世对关东大地震记忆的补充和完善。

04

结语

在日本政府主导下，关东大地震的灾害记忆作为一种“国民物语”最终成为支配性的历史言说。震后的次生灾害及谣言、滥杀事件交织在一起，引发了社会混乱，民众由此产生了消极的灾害记忆。这些原生的记忆尽管是真实的，但较为凌乱和分散，无法形成集体记忆。针对这一局面，日本政府推进了灾后城市复兴事业，形塑和建构了灾后复兴的官方集体记忆，通过城市建筑等复兴成果的展示来重塑首都形象、提升国民意志围绕着祭奠的主导权，纪念馆、复兴祭、博览会等一系列活动起到了纪念、教育和宣传的作用，建构起完整的灾害记忆并予以保存，对灾害的认识趋于客观和科学，对救灾和复兴的成果进行了宣传和展示，使之成为灾害史的有机构成。可以说，帝都复兴事业以及东京都慰灵馆等共同构成了关东大地震的“记忆之场”。但同时也应看到，地震时发生的针对少数族群的滥杀事件被官方记忆抹除，经过战后民间机构的努力方才重见天日，此为关东大地震记忆的阴暗面。只有通过塑造真实的灾害记忆，同时加以保存，避免“记忆风化”，关东大地震记忆方能成为人类共同的历史遗产和宝贵财富。

本文刊于《世界历史评论》年夏季号，作者郭小鹏，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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