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默里奇

本文曾发表于《虹膜》电子杂志第83期。

电影创作始终都离不开「人」（自然纪录片除外），艺术电影表达的最终指向也无外乎「人的存在」。

如果从人物所处的「外部语境」（历史背景、时代特征与意识形态等等个人或群体之外环境要素的总和）去分析电影，我们可以从大量作品中发现一种美学概念上的差异，类似于文学创作中「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区别。

前者的代表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滥觞的欧美反战片，像罗曼·波兰斯基的《钢琴家》；第三世界国家的意识形态诉苦片，例如伊朗的《黑板》、土耳其的《自由之路》以及罗马尼亚的《无医可靠》等；还有欧洲发达地区的社会写实片，像肯·洛奇的《我是布莱克》、阿布戴·柯西胥的《谷子与鲻鱼》和达内兄弟的《罗塞塔》等等。

《钢琴家》

它们旨在探讨一种隶属于某种特定宏观历史坐标体系下的个人处境和群体关系。再如，国内影迷非常推崇的《霸王别姬》，便是一个关于时代洪流作用于个体生命的典型案例。

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抽减掉繁复庞杂的历史语境，《霸王别姬》会变成什么样。

《霸王别姬》

而后者，则以莫里斯·皮亚拉、菲利普·加瑞尔或者埃里克·侯麦等等法国导演的小格局、小情调、小品式的人文电影为典型。这些作者往往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