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休谟在完成《人性论》（——）时仅26岁，虽然现代学者们大多将《人性论》视为休谟最重要的一本著作、也是哲学历史上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但此书刚出版时并没有获得多少重视。休谟在记载当时情况这样写到：媒体对本书的反映一片死寂，甚至连对那些狂热的读者群都没有半点交代，不过我本来就养成乐观而开朗的个性，很快就从这样的挫折里站了起来，并继续在乡下努力的进行研究。"之后，他写下《人性论摘要》一书，试着缩短并精简他之前冗长的著作以吸引更多读者，但《人性论》依然没有获得重视。

今天分享的这篇文章选自欧内斯特·C.莫斯纳《大卫·休谟传》（启真馆·浙江大学出版社年10月版周保巍译）中“《人性论》”一节，详述了在《人性论》出版之后休谟的状态和当时社会的反映。

大卫·休谟《人性论》

“没有更为不幸的文学尝试了……它一出版就成了死胎。”

在临终之际，大卫·休谟对其首份智识成果之生死已了无挂碍，因为他深信它从未存活过。“没有比我的《人性论》更为不幸的文学尝试了，”在《我的自传》中，休谟如是写道，“它一出版就成了死胎；它无声无臭，甚至在狂热者中也不曾激起任何怨訾。”通过这段毫不隐讳的夫子自道，这个问题似乎得到了一劳永逸的解决，然而证据却指向了相反的方向。首先，《人性论》在年仍富有顽强的生命力，从而足以使休谟因之丢掉爱丁堡大学伦理学和圣灵哲学的教席。其次，经过十多年的沉寂之后，“狂热者的怨訾”在18世纪50年代再度发酵，并于18世纪70年代形成喧嚣之势。最后，在18世纪结束前，《人性论》的思想开始向重要的思想家扩散，而到了20世纪，这部著作最终被追认为休谟哲学的巅峰之作。尽管世人并非真的愿意让《人性论》与世长辞，但一位作家必须首先为他自己的时代写作，然后才是为后世写作。尽管休谟在《我的自传》中的夫子自道并未讲述出故事的全貌，但就《人性论》在当时的接受而言，它确未曾给予休谟任何激励。

休谟绝未曾对《人性论》的畅销抱有任何幻想，他也从未对为销售而销售真正产生过兴趣。《人性论》出版两周后，休谟致信亨利·霍姆道：“在拆阅您的信件时，我发现一封12月份的来信，在信中，您希望我寄大量的样书到苏格兰。毫无疑问，您打算尽力推荐它们，以推动其销售。但说实话，对这样一部著作而言，这种做法收效甚微，所以我也就不给您添麻烦了。”休谟知道，最关键的不是多少人读其哲学著作，而是谁读其哲学著作。所以，休谟询问他的朋友中有谁认识“这样一位评论家……一位难得一遇的评论家，他愿意费心去读一本书，尽管这本书并未得到大人物或权威人士的推荐。我必须承认，我乐于同这样的评论家见面，就好像我肯定能得到他的嘉许似的”。当然，休谟也意识到，知识界向来不会仓促行事，所以他必须要耐心。他甚至还天真地坦言：“尽管这部著作是否成功尚难预料，但我想待在乡下不仅对我内心的安宁大有裨益，而且还可以让我免遭屈辱。”于是，这位满心焦虑的哲学家决定返回其九泉的老家。

二月，由于“逆风，所有去伯维克的船只都停运了”，休谟在伦敦滞留了三个多星期。紧随月食而来的这场风暴不仅对苏格兰的东海岸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而且还深入到莫斯、邱恩赛德，甚至还影响到九泉。在滞留伦敦期间，休谟送了许多《人性论》的样书给伦敦的朋友们。一本送给皮埃尔·德斯马茨奥克斯，一本送给巴特勒博士。休谟告诉亨利·霍姆：“我送了一本给布里斯托主教……我不可能在他返城后再带着您的引荐信登门拜访，我想，至少，待拙著刊行后再去拜访已无多大意义。”休谟还匿名送了一本给亚历山大·蒲伯（AlexanderPope）。在三月初回到了九泉后，休谟又将《人性论》分赠给一众亲朋好友。

就在离开伦敦前，休谟向迈克尔·拉姆齐（MichaelRamsay）袒露心迹：“至于我自己，命运并无多大改观，也没有任何些微的进步。我希望来年冬天万事皆足。在我的主业还没有获得成功之前，我不会再移情他事。然而，我恐怕也不会在短期内获得任何巨大的成功。如无大人物或权威人士的推荐，这样的一本书必定前路崎岖。”要确定其在世界上的位置，至少还要等一年时间，这不失为一个明智的判断。

在等待的时日里，休谟很难称得上耐心。每个人不仅读《人性论》读得慢，而且做出自己的判断也慢！您很难期待能收到布里斯托主教的回信，但您肯定能从朋友那里得到回馈。比如先前一直对形而上学感兴趣的亨利·霍姆。休谟曾从伦敦致信霍姆：“我一到苏格兰就会送一本给您，希望您的求知欲和对我的友情能让您费心研读它。”然而起先，亨利实在不愿去读这厚厚的两卷。年，彼时已成为凯姆斯勋爵的亨利·霍姆向鲍斯维尔讲述了这件事，鲍斯维尔这样写道：

大约一个月后，大卫回来了，并求他给个面子，读一下《人性论》。凯姆斯勋爵说道：“我愿意为您做任何事。但您必须坐在旁边，以便把您的书塞进我的大脑。”休谟确实这样做了。但勋爵只是浮光掠影地看了一遍。过了一段时间，在五月的某天早上，勋爵（他在乡下有一处农场）六点钟就早早起床了，由于在田间闲来无事，他便捡起大卫的书来读，以作为思想在头脑中会不知不觉地成熟的一项证据。但让他惊讶的是，在读的过程中，他开始对这部著作有了最为清晰的理解。他于是坐下来，并写下了其对这本书的所思所感。不久之后，经常去拜访他的休谟再度登门拜访。“哎呀，大卫，我要告诉您一个消息，我已透彻地理解了您那本书。”他向休谟表达了他的反对意见，而并不那么容易让步的休谟承认：他所有的反对意见都是正确的。

亨利·霍姆对于《人性论》的评点已经遗失了，但此后不久，他就将他的想法公开地发表出来。依照鲍斯维尔的说法，“勋爵说，他绝不敢苟同大卫在《人性论》中的所思所想。”

早在年四月份，心烦意乱的休谟就曾“应伦敦斯特兰德大街一位书商之请”致信皮埃尔·德斯马茨奥克斯，询问他对《人性论》的看法：

一看到我的名字，您想必已猜到这封信的主题。一位年轻作者几乎会情不自禁地向全世界宣讲他的作品，但当遇到一位优秀的鉴赏家，既然要仰赖其训导和建议，也就应该给予其相应的放言无忌的自由。您曾好意惠允：若得忙里偷闲，您定将逐一审查我的哲学体系，并征询熟人中您认为能胜任评鉴任务之人的意见。您认为它足够明白晓畅么？在您看来，它是否正确？文风与语言（StyleLanguage）看起来尚可容忍吗？这三个问题涵盖了所有的内容，在这些问题上，我恳请您务必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对这封言辞恳切之信的直接回复并未存世，但我们还是能从德斯马茨奥克斯的一个间接反应中看出些许端倪。德斯马茨奥克斯是一家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法国期刊的驻伦敦记者，这份期刊名为“《欧洲学者著述分类目录》（Bibliothèqueraisonnéedesouvragesdessavansdel’Europe）”。在年第二季度出版的那一期的“伦敦文学新闻”上，出现了一段简短的告示，其开头这样写道：“一位名叫休谟的绅士出版了《人性论》……”结尾写道：“那些求新骛奇之辈将对其感到满意。作者的推理自出机杼，他寻根究底、另辟蹊径。他非常具有原创性。”

休谟有理由感到悲欣交集，高兴的是这些溢美之词，不悦的是他的名字被公之于众。是年的二月份，休谟在一封信中评论道：“……我想方设法隐瞒我的名字，尽管我相信我在这方面还够谨慎，我本应该更谨慎些。”13个月后，休谟终于承认：“尽管我曾下定决心在一段时间内隐名埋姓，但我发现我在这方面失败了。”除了亲朋至友，德斯马茨奥克斯是为数不多的知情人之一，故而很可能是他泄露了秘密。果真如此的话，那么，在《欧洲学者著述分类目录》上撰写那篇友善的吹捧告示的也是他。而事实证明，终休谟一生，在所有公开发表的对于《人性论》的善意评论中，这是仅有的一篇。

但是，在学术期刊中，最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