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秦朔朋友圈

从17世纪始，欧洲大地的中国风日益强劲，全面渗透到了欧洲人生活的各个层面，如日用物品（茶叶等）、家居装饰（屏风等）、园林建筑等，上至王公贵胄，下至商贾乡绅，都对中国风尚趋之若鹜。

这场中国风发端于11世纪，得到了马可·波罗（MarcoPolo，～）、圣鄂多立克（FriarOdoric，～）等旅行中国的冒险家们、传教士们的有力助推。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后，随着欧洲至东方的更多航线开辟，瓷器、茶叶、丝绸等中国物品迷倒了欧洲贵族，中国风愈发强劲。

年的世纪之交，“太阳王”路易十四在马尔利（Marly）与凡尔赛举办了一系列中国风娱乐活动——他本人坐着由8个人抬着的大轿子入场，带来全场一片欢呼——从餐桌布到盘子，从小吃到服装，从舞蹈到轿子，一场场精美卓越的中国风盛宴，更是将这一场中国风逐步推向18世纪中叶的顶峰。

中国风的单词“Chinoiserie”，来自法语“chinois”。从中国进口的瓷器、丝绸、漆器等是深受欧洲人民喜爱的时髦商品，这导致了许多欧洲设计师和工匠模仿中国设计，他们凭借想象创造出许多奇特的“东方style”。

洛可可风格正是这种对中国文化的憧憬与向往的反映。随后的印象主义、后印象主义，也深受中国风的影响。在18世纪中叶之顶峰时期，一大批著名艺术家、设计大师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工匠所创造出的众多艺术品、工艺品和中式建筑，为后人记录和保存了中国风席卷欧洲大地的深刻痕迹。

当忽必烈的骑兵（年）横扫欧洲大陆时，大部分西方人才知道中国的真实存在。

13、14世纪之交，马可·波罗的历险，反映了西方人对中国的兴趣。直到年，获得明代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准许，葡萄牙、法国、意大利等国才派出传教士来中国。其中最成功的是天主教大本营梵蒂冈派出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ieoRicci，～）。

利玛窦于年9月进入中国，他采取聪明的策略，首先融入中国的社会和生活，在广东肇庆建立了第一个传教驻地。经过近20年的苦心经营，上上下下结交了许多中国的士大夫（包括当时影响力最大的学者徐光启）甚至京都要员，终于在年见到了万历皇帝。

这是一位很有眼光的传教士，他的工夫并没有完全用在公关上，而用在对中国国情特别是对中国古代儒家经典的研究和翻译上。年，他将“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的主要部分用拉丁语翻译了出来，呈送给梵蒂冈教皇。

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起着双重作用：一方面向非基督教国家输出教义，同时也从对象国获取信息和情报，担任着虔诚的布道士和执著的科学家、探险家之双重身份。

他们为了达到更有效地传教布道的目的，作了坚忍不拔的知己知彼的努力，对中国国情进行了全方位的了解，典籍、语言文字、历史地理、天文数学、科学技术、医学、农业、园林等等都进行了研究，并出版了不少具有开拓意义的著作。

得益于传教士们的信息传递，欧洲人逐渐对这个遥远而充满魅力的东方国度充满了迷恋。14世纪开始，法国的织工们在织物中模仿中国图案。起初，他们精确模仿出吐火的龙、欢快的狮子和凤凰。中国丝绸及其图案因浓郁的异域情调，代表着那个神奇的东方，在欧洲人眼中别具魅力。

瓷器是中国文化的典型代表，而欧洲人对瓷器的喜爱程度丝毫不亚于中国人，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意大利著名画家乔凡尼·贝利尼（GiovanniBellini，～，威尼斯绘画派创立者）和提香·韦切利奥（TizianoVecellio，～，“西方油画之父”）在15世纪之初合作绘制的杰作《诸神之宴》。画面中，女神、男神手里都端着中国明朝样式的青花瓷碗。这些瓷碗居于画幅中心位置，十分抢眼。

瓷器再配上“神奇的东方树叶”，品茶逐步成为欧洲上流社会乃至平民百姓的时尚生活方式。

除了瓷器，欧洲人还对一样中国风器物格外迷恋——漆器。大约在16世纪初，当中国制造的漆器首次到达欧洲时，它们因其完美的表面处理和反光性能而备受推崇。看到这些中国漆器的欧洲人，在感到稀奇的同时，也被它的独特美迷住了。

折叠式屏风也是最受欢迎的器物之一，上面通常用美丽的东方艺术形象做装饰。主题包括神话、宫廷生活场景、自然和中国文学中的浪漫——一位恋爱中的年轻女子可以从一个折叠屏风后面好奇地瞥一眼，“惊鸿一瞥”也许可以形容这样的美妙场景。

欧洲画家们也津津乐道地描绘中国题材作品。让·安东尼·华多（Jean-AntoineWatteau，～，法国18世纪洛可可时期最重要的画家之一）的《中国神灵》《中国皇帝》；弗朗索瓦·布歇（FrancoisBoucher，～，法国美术院院长、皇家首席画师）的《中国集市》《中国花园》和《结伴钓鱼的中国人》等，用西洋绘画的光影、色彩、立体再现手法，逼真描绘出中国人的生活和精神状态。

欧洲人除了迷恋中国风情的瓷器、茶叶、丝绸与家具等，还从中国吸取了思想智慧。

兴起于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上半叶的欧洲启蒙运动是反对封建贵族的专制主义统治，张扬人文主义精神的思想解放运动。启蒙运动席卷了欧洲所有主要国家，其中心在法国。法国的启蒙运动以“百科全书派”为核心，包括狄德罗、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等一批杰出思想家。

他们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至今仍是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基础，提倡无神论哲学，主张自然神论。从传教士输送回来的信息中，他们发现中国恰好是一个属于自然神论的国度，由此对中国很快产生迷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推伏尔泰（Voltaire，～）。

伏尔泰把中国视为人类社会最好的标本，并誉为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袤、人口最多而且治理最好的国家。”他用中国的历法驳斥《圣经》中的上帝创世说，因为《旧约》记载的创世年代是公元前年，而中国“整个民族的聚居与繁衍有50个世纪以上。”而且，他认为人类文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无不从中国肇始，并且早就遥遥领先。

于是，他以鄙夷的口吻嘲弄那些以最高文明自诩的基督教徒：当中国已是泱泱大国，而且治理有方的时候，“我们还只是一小撮在阿尔登森林里流浪的野人哩！”

他也高度称赞中国天文学的成就和神奇，说“世界各民族中，唯有他们的史籍持续不断地记下了日蚀和星球的交会。我们的天文学家验证他们的计算后惊奇地发现，几乎所有的记录都真实可靠。”

伏尔泰还把孔子的儒家学说看作他心目中的自然神论，认为这种以遵循自然规律为原则的“理性宗教”足以取代盛行于西方的带有迷信色彩的“神示宗教”。在他看来，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啻是道德的最高准则，应当成为每个人的座右铭。

“百科全书派”的另一名主要成员保尔·昂利·霍尔巴赫（PaulHeinrichDietrich，～）也把中国的政治伦理视为治国良策，“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与伦理道德相结合的国家。这个帝国的悠久历史使一切统治者都明了，要使国家繁荣，必须仰赖道德。”因此他提出了“德治”的主张，并且号召：“欧洲政府必须以中国为模范。”

波维尔（PierrePoivre）也把中国人的治国方略看作欧洲的方向，他指出：“如果中国的法律变为各国的法律，中国就可以为世界提供一个作为去向的美妙境界。”可见，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都以中国为理想的坐标去构想欧洲的未来。

中国风在经济领域的高峰表现是在18世纪60年代。法国的弗朗斯瓦·魁奈（FrancoisQuesnay，～，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基人）于年发表的《中国专制制度》一文，肯定了中国实行专制制度的合法性。此文使他获得了“法国的孔子”的声誉。

他在《自然法则》一书强调“自然法则是人类立法的基础和人类行为的最高准则”，而“所有的国家都忽视了这一点，只有中国是例外。”在他看来，自然秩序是人类理性的依据，而人类理性又是人的自然权利的依据。他提倡以农为本，极为赞赏中国历代君王重视农业的政策，认为只有发展农业才能增加财富，贬低货币和商业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在18世纪，中国的花木嫁接技术也传到了欧洲，推动了欧洲的园林建设。中国园林所特有的飞檐翘角的亭榭，高耸的层塔，富有妙趣的石桥、假山、钟楼以及蜿蜒的小径等都使他们赞赏不已。他们还专门给“蜿蜒小径”创造了一个新的名词，叫“蛇形曲线”。

欧洲不少国家都利用中国造园艺术的这些特征作为部分元素纳入他们一些重要的园林设计中。如18世纪德国萨克森公国的统治者就曾在德累斯顿附近的易北河畔盖了一座皮尔尼茨宫，其中的“水宫”就是按中国建筑的风格建造的；德国卡塞尔的威廉·索赫伯爵还在一条叫“吴江”的小溪旁建了个“木兰村”，连挤牛奶的黑人都穿中国服装，俨然是个江南园林；至于波茨坦的茶亭和慕尼黑的木塔就更是中国园林的代表作了。

18世纪中叶，英国最负盛名的皇家建筑师威廉·钱伯斯（WilliamChambers，～），即《中国建筑、家具、衣饰、器物图案》一书的作者，在他的经典性著作《东方园艺》一书中这样赞美中国园林艺术——

“中国人设计的园林艺术实在是无与伦比的。欧洲人在艺术方面无法与东方的灿烂成就相媲美，只能像对太阳那样尽量吸收它的光辉而已。”这位年轻时曾在广东生活过，后来还再度去那里考察的建筑师在书中强调：“中国庭园以自然为模范，主张一切美来自自然，模仿自然中的无秩序。”

为何中国风会在欧洲大地兴起？对于欧洲人来说，中国是一个神秘而遥远的地方。这片土地他们从未真正踏上过，却也因而增加了更多令人魂牵梦绕的神秘感。

首先，中国风始于西方传教士们的传播。

欧洲人最初获得关于中国的“朦胧知识”，最早应算是源自马可·波罗游记中有趣的叙述，从而引发了对这一神秘而富饶的魅力国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