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时期官派留法学生及其对中法关系的影响

王颖琴

引言

经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清政府从感性到理性充分认识到了中西方的差距，尤其是西方坚船利炮的先进性。19世纪60至90年代，一场以“自强求富”为口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的改革运动应运而生，史称“洋务运动”。洋务派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创办军事工业、设立民用企业、建立海军、兴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翻译西学书籍。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国近代化的很多“第一”都发生在这个时期，包括第一批官派留法学生。从年至年，清政府共派出四届学生先后赴法学习。这些留法学生对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包括军事、经济、政治、教育和文化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中法交流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一、赴法留学生基地——福建船政学堂

洋务运动期间被派到法国学习的学生，以福建船政局（也称福州船政局或马尾船政局）下设的福建船政学堂（也称福州船政学堂或马尾船政学堂）的学生为主体。在福建开设船政局的想法最早是由时任闵浙总督的左宗棠提出的。年6月25日，左宗棠在上奏朝廷的《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中提到：“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强调了建海军、造轮船的重要性。左宗棠又提出：“夫习造轮船，非为造船也，欲尽其制造驾驶之术耳；非徒求一二人能制造驾驶也，欲广其传使中国才艺日进，制造驾驶展转授受，传习无穷耳。故必须开艺局，选少年颖悟子弟习其语言文字，诵其书，通其算学，而后西法可衍于中国。”他强调了船政的目的在于培养人才。年10月，左宗棠被调任陕甘总督，由他推荐的沈葆桢接任船政大臣。年12月23日，福建船政局在福州马尾破土兴建，次年1月6日，福建船政学堂（初名“求是堂艺局”）开学。

福建船政学堂

福建船政学堂是中国最早的海军技术学堂，也是最早的海军学校。左宗棠聘请曾与他在镇压太平军战争中合作过的法国军官日意格（ProsperGiquel）和德克碑（Pauld’Aiguebelle）出任学堂正、副监督。由于当时法国在造船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因此地理位置靠前的“前学堂”，也称“法文学堂”，聘请法国人教授学生学习造船；而“后学堂”，也称“英文学堂”，则是聘任英国人教授学生学习驾船，因为英国的驾船技术最先进。船政学堂选派赴法留学的学生，基本来自前学堂。

年冬，船政学堂正式开始招生。在传统的“孔孟之道”之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学生，仍视“科举”为征途、“金榜题名”为人生目标，对学习“造船驾船”并无兴趣，学堂不得不在福州街头张贴告示招揽学生。与当时京师同文馆在八旗中挑选颖悟少年不同，船政学堂的学生基本可以分为四类：贫寒家庭出身的，如严复、林泰曾；居住在东南沿海、与外国人有过接触的家庭出身的，如邓世昌；外国学堂的学生和华侨子弟；有实践经验的青年工人。

年，12位来自法国的技师和技工跟随日意格来到福州，加上次年来到福州的英国雇员，船政局初期就有24名外籍教师和制造专家。虽然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式学校——京师同文馆也在年开始聘请洋教习教授法语，但像船政学堂这样大规模引进法国教习，在当时的中国还是第一次。福建船政学堂“法文学堂”的设立本身，就是中法跨文化交流的体现。

年左宗棠提出：“艺局之设，必学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学、精研算学，乃能依书绘画，深明制造之法，并通船主之学，堪任驾驶。”他强调了学习外语的重要性。船政学堂开学之后，由于教习皆为外国人，教材也是英法原版，学生们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语言关。他们必须从英法文的字母开始，才能进一步学习造船和驾驶的西学知识。对于“法文学堂”的学生而言，由于当时在中国的法国天主教教会学校教授的多为拉丁语而非法语，基础性的辅助教材匮乏，学习法语成为他们所要面对的主要困难。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年日意格带领中法教习在很短的时间内编写出了中法对照的《福州船政学校常用技术词典》(Dictionnairedesmotsutilisésàl’arsenaldeFou-Tcheou)，后又增补为《法汉袖珍词典》(Dictionnairedepochefran?ais-chinois)，增加了技术词汇之外的普通词汇，从一本技术词典变为普通词典。这本多页的中法对照词典于年由上海美国长老会出版发行，至今仍保存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另一方面，学生们通过刻苦学习，以很快的速度初步掌握了所需的外语基本词汇和技术术语。一位参观过船政学堂的法国工程师说：“我看到一些年轻人只上了四天课，就显示出他们极为敏捷的智力……八天以后，他们流利地拼读各种单词，在石板上写出所有的字母。无疑六个星期以后，他们都会拼读，有好些人还将会写。”

二、赴法留学生在法国

中国最早的留学教育由容闳提出，这一提议得到了洋务大臣的积极支持，年由他率领第一批留美幼童启程赴美。船政学堂在创办时，与外国技术人员签订了为期五年的合同，于年到期，大批外国人员如约解聘回国。出于对船政事业发展需要的考虑，沈葆桢上奏朝廷建议派遣学生赴欧洲留学。在年12月上述朝廷的《奏请分遣学生赴英法两国学习造船驶船折》，沈葆桢提出：“窃以为欲日起而有功，在循序而渐进，将窥其精妙之奥，宜置于之间。前学堂习法国语言文字者也，当选其学生之天资颖异，学有根柢者，仍赴法国深究其造船之方，机器推陈出新之理。后学堂习英国语言文字者也，当选其学生之天资颖异，学有根柢者，仍赴英国深究其驶船之方，及其练兵制胜之理。速则三年，迟则五年，必事半功倍。”他建议选派前学堂学生赴法学习造船，选派后学堂学生赴英学习轮船驾驶。

由于年日本侵占台湾事件和一些其他原因，留学一事并未立即执行。年，沈葆桢调任南洋大臣，留学欧洲一事在船政大臣吴赞诚任内实现。李鸿章于年上书朝廷：“窃谓西洋制造之精，实源本于测算、格致之学，奇才迭出，月异日新。即如造船一事，近时轮机，铁胁一变前模，船身愈坚，用煤愈省，而行驶愈速。中国仿造皆其初时旧式，良由师资不广，见闻不多，官厂艺徒虽已放手自制，止能循规蹈矩，不能继长增高。即使访询新式，孜孜效法，数年而后，西人别出新奇，中国又成故步，所谓随人作计终后人也。若不前赴西厂观摩考索，终难探制作之源。至如驾驶之法，近日华员虽亦能自行管驾，涉历风涛；惟测量天文、沙线，遇风保险等事，仍未得其深际。其驾驶铁甲兵船于大洋狂风巨浪中，布阵应敌，离合变化之奇，华员皆未经见。自非目接身亲，断难窥其秘钥。”李鸿章强调了国外技术突飞猛进，唯有派遣学生到欧洲实地学习，才能打破国内视野的局限性，不致中国的造船和驾驶技术落后于西方强国。

经过积极筹备，由日意格任法国监督、李凤苞任中国监督的第一届留欧学生使团，于年3月30日乘船离开福州，4月8日在香港换乘法国邮船前往欧洲。使团成员包含了在前学堂学习船舶制造的学生12名，艺徒4名，以及文案陈季同，翻译罗丰禄，随员马建忠（李鸿章推荐，非船政学堂学生），以上为赴法人员；学习轮船驾驶的后学堂学生12名为赴英人员。7月，赴法留学生抵达巴黎。同年12月8日，又增派艺徒5名留法。

在这之前的年，沈葆桢趁日意格回国之便，挑选了魏瀚、陈兆翱、陈季同、刘步蟾、林泰曾5名学生随其出国参观学习，其中造船专业的魏瀚、陈兆翱、陈季同在法国学习，驾驶专业的刘步蟾、林泰曾在英国学习。年，刘步蟾、林泰曾、陈季同回国，魏瀚、陈兆翱留在法国继续深造。因此，如果将当时已经在法国的魏瀚和陈兆翱算在其内，第一届的留欧学生和随员总数达38名，其中留法人员占25名。

与没有语言基础的留美幼童不同，第一批官派留欧学生已经具备很好的英法语言基础和专业技术知识。在选派留学生的过程，也严把语言关，坚持宁缺毋滥的原则。因此到达欧洲之后，留学生很快融入了当地学校和生活。到达法国之后，学生们与先期赴法的魏瀚、陈兆翱一道，分别进入位于瑟堡（Cherbourg）、圣沙蒙（Saint-Chamond）、勒克佐（LeCreusot）、土伦（Toulon）的学校和工厂学习。赴法艺徒也被安置在马赛等地实习。马建忠和陈季同注籍巴黎政治学校（即今天的巴黎政治大学），马建忠于年获得文科和理科学士学位，第二年又获得法律学士学位。以后的时间里，先进入学校学习的学生又陆续到船坞实习或到比利时、德国、英国等地考察旅行；而先到工厂实习的艺徒，又进入有关学校接受专业教育。第一批留学生在年夏至年11月分批回国。

年9月，仍然由日意格和李凤苞担任监督的第二批10名留欧学生抵达巴黎。黄庭、李芳荣、王福昌、魏暹、王回澜5名学生被安置在枫丹白露和巴黎的学校学习。两名学生到了英国，另外3名去往德国，3人中的一人由于德语水平低，于年调到法国继续学习。第二批学生于年初全部回国。

年5月，由周懋琦任中国监督，日意格任法国监督（日意格于同年2月病逝，由塞贡扎克（LouisPhilibertDunoyerDeSegonzac）接任）的第三批33名学生抵达法国，其中包含李鸿章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选派的9名学生。这9人与船政学堂后学堂的10人一起前往英国，其余14人留在法国。其中郑守箴、林振峰两人作为旁听生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科学系学习，王寿昌、游学楷、高而谦等6人在巴黎学习法律，其余3人进入土木学校，3人在船舶工程学校。这批学生在年和年陆续回国。

年10月，施恩孚、丁平澜、卢学孟等6名前学堂的学生启程前往法国。吴德章担任监督，他曾是船政局第一批留法学生之一。其中卢学孟中途调任中国驻布鲁塞尔公使馆任翻译，船政局又另派一名学生于第二年到法。这6名学生中，一名进入船舶工程学校，其他进入土木学校。年由于船政局财政困难，留法学生被提前召回。

这四届官派留欧学生，包含9名北洋水师学堂学生，共87人，其中在法国学习的有51人。这些留法学生的身影遍布巴黎、土伦、马赛各地，学习的专业也从第一届的造船、轮机、矿务扩展到制造枪炮、鱼雷，第三届的学生更开始学习法律、语言，专业范围也从技术扩展到文化领域。

三、留法学生对中法跨文化交流的影响

年福建船政学堂停止招生，年清帝宣布退位。这四届共51名学生，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官派留法学生。他们前往法国，目的是学习世界最先进的军事科学技术，实现清政府海军强国的梦想。通过留学期间获得的知识和技能，以及法语语言的优势，留法学生在中法交流中产生了重要影响，且这种影响已不局限于军事领域，更绵延至经济、教育、外交和文化领域。

1.军事方面。从当时世界公认船舰制造“最盛”的法国归来，留法学生们带回了最先进的造船技术，成为近代中国最早的一批造船技术人才。魏瀚、郑清濂、吴德章，陈兆翱、李寿田、杨廉臣六人是第一批留法学生，回国后于福建船政局设立了一个工程处，负责全厂的业务指导。年1月，由留法学生亲自设计制造的巡洋舰“开济号”下水，这是当时国内最大的一艘巡洋舰。至年间，他们还监造了“横海”、“镜清”、“寰泰”、“平远”、“福靖”、“通济”、“福安”等多艘舰船，我国的造船水平大幅提升，海防实力也进一步加强。在法国学习武器制造的学生，设计制造了火药、枪炮、鱼雷等各种武器，第二届留法学生李芳荣在枪炮制造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2.经济方面。除制造舰船、设计武器之外，留法学生还积极参与到洋务企业中去。福州穆源铁矿、山东招远银矿、马鞍山煤矿的勘探和开采，留下了第一届留法学生林庆昇、池贞铨、林日章的身影。郑清濂、王寿昌、丁平澜、郑守钦等留法学生还曾担任京汉铁路总办和会办的要职，参与了很多铁路工程的设计和制造。

3.教育方面。留法学生归国后也担任教师，将国外所学传授给年轻学子，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近代海军教育的发展。第二届留法学生黄庭回国后，即任福建船政学堂法文教师，这是船政学堂用本国人教外文的开始。第三届留法学生林振峰回国后在福州、济南执教数十年，亦培养了不少专门人才。

4.外交方面。在军事技术层面之外，留法学生还利用自身的外语优势，为中国近代外交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随同第一届学生留学法国并担任文案的陈季同，后任驻德、法参赞，代理驻法公使兼比利时、奥地利、丹麦和荷兰四国参赞，并参与有关中法越南问题的交涉，多次为清廷购买船舰炮械，检验运回，一度得到李鸿章的信任。王寿昌在与法国借款的交涉中，凭近代国际外交知识减少了中国的损失。马建忠曾任中国驻英、法公使随员，也曾去印度、朝鲜处理外交事务。

5.文化方面。留法学生的外语优势还体现在他们对法国书籍的译介，这些书籍涵盖了科学、法律和文学多个领域。第三届留法学生郑守箴翻译了《喝茫蚕书》，最早介绍了近代西方养蚕学。王寿昌推荐并协助林纾翻译小仲马的《茶花女遗事》，在清末风行一时，使人们接触到近代法国文学。陈季同翻译了《拿布仑立国律》、《拿布仑齐家律》、《法兰西报馆律》，这与他留学期间在巴黎政治学校学习国际法的经历不无关系。此外他还翻译了法国作家贾雨（ThéodoreCahu）的小说《卓舒及马格利》（GeorgesetMarguerite）。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陈季同在回国后于年与后来成为著名法国文学翻译家的曾朴在上海结识，后者曾在-年间在京师同文馆学习过8个月的法语。曾朴曾这样写道：“我自从认识了他，天天不断的去请教，他也娓娓不倦的指示我；他指示我文艺复兴的关系；古典和浪漫的区别，自然派，象征派，和近代各派自由进展的趋势；古典派中，他教我读拉勃来的《巨人传》，龙沙尔的诗，拉星和莫理哀的悲喜剧，白罗瓦的《诗法》，巴斯卡的《思想》，孟丹尼的小论；浪漫派中，他教我读服尔德的历史，卢梭的论文，嚣俄的小说，威尼的诗，大仲马的戏剧，米显雷的历史；自然派里，他教我读弗劳贝，佐拉，莫泊三的小说，李尔的诗，小仲马的戏剧，泰恩的批评；一直到近代的白伦内甸《文学史》，和杜丹，蒲尔善，佛朗士，陆悌的作品；又指点我法译本的意西英德各国的作家名著；我因此沟通了巴黎几家书店，在三四年里，读了不少法国的文哲学书。”曾朴一生先后译介了大仲马、雨果、左拉、莫里哀、皮埃尔?路易等十几位法国著名作家的作品，特别是他对雨果作品的持续译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中国读者了解雨果作品的主要资源之一。正是得益于陈季同的启发和帮助，才使得曾朴走上了这条文学之路，成为清末民初译介法国文学的先驱人物，可以说陈季同间接促进了法国文学引入近代中国。

除译介法国文学和法律书籍之外，陈季同在中法跨文化交流中的另一重大贡献是把中国文化介绍给欧洲。他在法国期间曾用法文撰写了大量有关中国文化的作品，包括：《中国人自画像》（LesChinoispeintspareux-mêmes，）、《中国戏剧》（LethéatredesChinois，étudedemoeurs，）、《中国故事》（Lesconteschinois，）、《中国人的快乐》（LesplaisirsenChine，）、《黄人的小说》（Leromandel’hommejaune，）、《中国人笔下的巴黎》（LesParisienspeintsparunChinois，）、《吾国》（Monpays,laChined’aujourd’hui，）、《英雄的爱》（L’amourhéro?que，）。

陈季同撰写这些作品的主要原因，与当时整个欧洲对中国的蔑视和误解有很大关系。《19世纪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一文这样写道：年以来描写中国的文学大量涌现（随着中国国门被迫打开，涌现了大量游记以及从游记中汲取灵感的虚构作品），这些作品给人的印象是无休止地和过去的文学作品进行清算：因为它们不断地有意无意地对照耶稣会士和启蒙哲学家塑造的理想的中国人形象，建立了一个完全相反的新形象。对中国事物的态度由喜好到厌恶，由崇敬到诋毁，由好奇到蔑视。“野蛮”、“非人道”、“兽性”，这些形容词通常被19世纪的人们用来总结对中国人的看法。身处欧洲的陈季同已经明显感受到这种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误解和偏见。他为改变欧洲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所做的努力，在中法跨文化交流的历史上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结语

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北洋水师全军覆灭，标志着洋务运动军事上的破产。年，《马关条约》签订。两亿两白银的赔款，使清政府无力继续支持民用企业，标志着洋务运动经济上的破产。以“自强求富”为口号的洋务运动彻底失败，但这并不能抹杀中国第一次官派留法学生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意义，以及留法学生对中法交流的影响。他们的留学也开启了中国学生赴法学习的新篇章：年，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等人在北京创立“留法俭学会”，年，首批由“俭学会”资助的的30名学生赴法。年7月，里昂中法大学开始在国内公开招考第一批学生，同年9月，他们正式入学。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去往法国接受教育。中法两国的关系和交往也越来越紧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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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信息：

王颖琴，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生，研究方向：法国文化

本文发表在《法语国家与地区研究》年第4期。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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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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