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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克思和柏克看法国大革命的伦理悖论

靳凤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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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民族自年至年这短暂的八十多年，先后爆发了四次重大革命运动，经历了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制、共和制、帝国制、人民公社制、新型共和制等频繁更迭的制度变迁过程。其间，革命与复辟、起义与恐怖、内战与外战交叉运演，跌宕起伏，把近代法国乃至整个欧洲搅得翻天覆地，满目疮痍。传统习惯势力的根深蒂固、敌我双方的拼死抵抗、革命队伍的急遽分化、阴谋谣言的蜂拥四起等，使得法国迈向现代化的进程危机四伏，动荡频仍，充满了各种吊诡与奥秘。这也逼迫法国无数革命志士使出浑身解数，运用超常的革命意志，采取各种极端性手段，将险象环生的革命进程逐步推至无以复加的激化程度，从而给世界政治文明留下了异常深刻的历史印记。多年来，世人对法国革命文化价值属性的评判，如同法国大革命本身一样，呈现出持续性两极对立状态。有人对之讴歌赞美，推入永恒而释怀；有人对之批判鞭挞，置之死地而后快。前者如托克维尔、马克思、列宁等人，后者如柏克、勒庞、哈耶克等人。笔者认为，在这种判若云泥的价值评判背后，隐含着法国革命文化中两股力量纠缠难分和相互制约的二元张力结构，只有将之还原到其赖以生成的本真性伦理构境中，对两股力量的运演态势进行深入辨析，才能真正洞悉法国革命文化的复杂内涵及其当代价值。

为达此目的，笔者选择了两极对立性观点的代表人物——卡尔·马克思和埃德蒙·柏克的理论予以比照分析。之所以如此，首先，他们的理论主张声名显赫，对后世造成的影响超迈他人之上。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关于罗茨纳赫笔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神圣家族》中有大量评述法国大革命的内容。之后的《年至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三部论著，更是全面系统地研究并褒扬法国革命文化，对19世纪至20世纪世界各地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而柏克的《反思法国大革命》则奠定了他西方保守主义理论家的历史地位，使其成为西方学界批判法国大革命的彪炳千古类人物。其次，马克思尽管比柏克晚出生89年，但他在青壮年时代目睹了法国大革命之后欧洲社会持续涌动的社会浪潮，他们对法国革命运动产生的强烈反响感受至深。而柏克在晚年见证过法国大革命开端时新旧秩序激烈交替的混乱场景。加之他们作为德国人和英国人，对邻国事件的评述与法国梯也尔、基佐、托克维尔等人的论著相比，更少“当局者迷”的感性色彩，更多“旁观者清”的冷静思考。最后，马克思和柏克对法国大革命所做的理论思考，在冷战结束后，曾再度引发全球范围内自由主义、社群主义、保守主义等各种思想流派广泛而持久的热烈讨论。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正处于涉险滩和啃硬骨头的关键阶段，对马克思和柏克围绕法国大革命提出的社会革命和渐进改良理论进行深度探究，无疑具有极端重要的学术创新价值和实践关怀意义。

一、马克思和柏克有关法国革命理论根本对立的思想根源

常言道：“事出蹊跷必有因”。马克思和柏克对法国大革命理论与实践的认识何以截然相反？为探究这一谜底，笔者试图从他们各自人生经历所铸就的价值立场、观察社会所运用的研究方法、洞察历史所具有的精神格局、撰写论著所呈现的行文风格入手，爬梳抉剔，以窥其幽。

（一）马克思和柏克的理论冲突源自价值立场的根本对立。马克斯·韦伯在其《经济与社会》中，曾花费大量篇幅讨论现代政治学的价值中立问题，围绕现代官僚管理体制下政府的运作问题提出了四项重要原则：人员构成上的科学性原则；管理体制上的等级分工原则；运行机制上的合理性原则；工作程序上的连续性原则。以此强调事实与价值的区别，用技术合理性反对目的合理性，用工具合理性反对价值合理性，试图建立一门价值中立的政治科学。然而，在马克思和柏克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中，这种政治上的价值中立原则没有丝毫意义。因为马克思和柏克生存经历的由同到异，铸就了他们截然相反的价值立场。

马克思于年出生于德国的特里尔小镇，就其阶级属性而言，当属中产阶级富有家庭，父母均是犹太人，父亲是当地的知名律师，出于工作需要改信了基督新教，母亲则一直信奉犹太教。年马克思18岁中学毕业后，受父辈影响，先后到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攻读法律，在大学期间因厌恶法律，将学习兴趣转向哲学、历史和文学，后在耶拿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随即投入编辑队伍。马克思曾担任《莱茵报》主编，《莱茵报》被查封后，马克思走上了一条自由撰稿人和职业革命家的坎坷人生路。柏克年出生于爱尔兰都柏林的一个中产阶级殷实之家，父亲也是职业律师，为了工作方便由天主教改信了英国国教，母亲则是罗马天主教徒。柏克年20岁时，从都柏林三一学院毕业后，遵从父命去伦敦著名的英国普通法教育机构中殿律师会馆（InnsofCourt）学习。但他同马克思一样，对枯燥的法律条文十分反感，两年后弃学，过起了自由职业文人的生活。先后写出了《为自然社会辩护》和《崇高与美观念起源的哲学研究》论著，由此奠定了在英国文坛的地位。年受出版商罗伯特·多兹利之邀，开始主编《年鉴》杂志，专门报道过去一年欧洲各国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基本动态，这极大地开阔了他的国际视野，并丰富了其知识结构，年柏克34岁之后走上从政之路。我们不仅要问，在马克思和柏克之间，早年家庭和学校教育的高度相似性，不但未能塑型出他们共同的价值立场，而是生成了根本对立的政治主张。要明晰其中原因，就必须从他们成年后的职业生涯中觅赜探幽。

马克思因为在《莱茵报》上发表大量同情当地农民和工人的文章，特别是不断指责政府的各项政策，年该报被查封。年移居巴黎，在那里广泛接触德国移民中的下层手工业者，还多次参加法国工人协会会议，并发表系列抨击德法政府的文章，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神圣家族》等，于年1月被法国政府驱逐巴黎，移居瑞士的布鲁塞尔。年—年欧洲爆发大范围革命运动，马克思因积极参与当地工人的游行示威活动，年3月又被瑞士当局驱逐出境。是年6月回到德国科隆，将主要精力用于《新莱茵报》的创办，主张德国工人不仅要争取自身经济生活的改善，更要积极参与各种政治活动，因为只有政治上获得解放，才能最终赢得经济保障，年3月又被德国当局驱逐出境。于年8月到达伦敦，开始参与当地德国流亡工人组织的各种活动，并积极指导欧洲各地的工人运动，长期依靠微薄的稿费收入和恩格斯的不断接济勉强为生。其间，写就了前述有关法国革命的三部重要论著，但此时其主要精力投入到旷世巨著《资本论》的写作中，于年65岁病逝于伦敦。不难看出，马克思的一生是在竭尽全力为各国工人阶级翻身解放而奋斗，为推翻不合理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完全实现了他青年时代在职业选择上所确立的“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志愿。

与马克思职业生涯造就的大力批判资产阶级利益不同，柏克在伦敦主编《年鉴》杂志时，于年结识了英国驻爱尔兰总督威廉·汉密尔顿，并随其到爱尔兰任私人秘书，两年后回到伦敦，又成为辉格党党魁罗金厄姆侯爵的私人秘书。年经侯爵举荐，柏克代表温多弗选区当选为英国下院议员，由此开始了长达30年的议员生涯，并逐步成为辉格党在议会中的头号辩手，至到年68岁去世。从柏克担任议员期间的政治主张看，一是在代表传统贵族利益的王室与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下院之间寻求平衡，尽其所能扩大新兴资产阶级利益，限制王室贵族利益，并大力倡导宗教宽容，这集中体现在他的《关于当前不满的思考》小册子中。二是高举自由、民主、平等旗帜，不断为英国各殖民地资产阶级的利益进行鼓与呼，主张王室贵族为了英国的长远发展，必须尊重殖民地的文化传统，并对其实施轻徭薄赋的政策，其所著《美洲三书》就是典型例证。

（二）马克思和柏克的理论对立还根源于其研究方法的重大差别。众所周知，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作为政治哲学的两种研究方法，在欧美思想史上有其悠久的理论渊源。早在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中，在中世纪唯名论和经验论的政治哲学中，就有明显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倾向。到了近代认识论中，围绕认识的主体与客体、认识的起源与路径、认识的相对与绝对等重大理论问题，两大流派之间既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经验主义强调，人的感觉经验的重要性和可靠性，认为任何普遍性理论体系的生成都是在感觉经验基础上抽象演绎的结果，乃至完全否定感觉经验背后存在一个所谓的“本质世界”。与之相反，理性主义认为，现实世界就是人的感觉世界，而感觉世界永远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只有透过感觉表象找到其背后的必然规律和逻辑进路，才能真正把握事物的内在本质。

马克思对法国革命采取的研究方法是，在政治实践基础上实现经验与理性的辩证统一。一方面，他通过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来广泛搜集法国政治生活中符合实际情况的感性材料，通过对不断增多的感性材料进行反复比较，提炼出隐匿于材料背后的反映法国政治现象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的抽象概念，再借助这些概念，通过判断和推理得出对法国革命的理性认识成果。另一方面，又将这些理性认识成果运用到法国革命具体事件的研判上，来检验和预测其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经过如此的反复循环，最终形成了马克思对法国革命的规律性认识。其中，《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被公认是分析法国革命的标志性经典文献，马克思在详细描述路易·波拿巴年12月2日发动政变的全部细节基础上，借助法国大量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实证性历史和现实资料，对法国当时的社会结构和阶级斗争状况进行了科学分析，揭示了法国历史运动的基本规律。指出历次资产阶级革命都把君主专制时代形成的国家机器当作战利品而保留下来，告诫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新的国家机器，并特别强调无产阶级革命必须获得广大农民的支持，否则就会成为孤鸿哀鸣。

与马克思不同，柏克在研究法国大革命时，抱持坚定的经验主义立场。在他看来，政治科学的一切知识均来源于一个民族的先辈们积累的各种政治经验，后人对当代政治因果现象的解释，必须建立在可观察的前人经验基础之上，通过实证性的比照和辨析，经历一个从特殊到一般、从个性到共性、从具体到抽象、从经验到理论的逻辑思维过程，最终归纳出科学的结论。特别是个人知识的有限性，决定了任何个人都不可能通晓一切。因此，对个体理性在人类政治事务中的作用，必需保持小心谨慎的态度，避免对理性的期望值超过其承载的限额，导致理性滥用。由之，柏克极端鄙视法国启蒙学者对国家制度所进行的理性设计，不断用英国的传统政治经验驳斥法国大革命中盲目狂妄的理性僭越。他说：“倘若我们不希望让自己纠缠在形而上学的诡辩迷雾中，那就应该承认传统的规则，……不能以在原有的社会元素之外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为目的，而瓦解掉现存的整个公民与政治群体。”

（三）马克思和柏克的理论冲突更与二人在洞察历史中呈现出的精神格局密切相关。政治哲学本质上是关于国家生活的价值理念与政治合法性之基本依据的学说，人们一般地将其理解为对政治生活的哲学反思。而这种反思活动通常呈现出现实性与理想性两种倾向。现实性意味着在现实条件和客观因素允许的范围内考虑对现存政治的改变。理想性表现为以至高无上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要求为标准来改变现存政治。在政治哲学史上，黑格尔的“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这一命题，最为集中地体现了现实性与理想性的辩证关系。在黑格尔看来，只有具备普遍必然性的东西才是真实的现实性，反之，即使真实存在的政治也只是必将消亡的虚假的现实性。可以说，正是由于马克思和柏克在求解现实性与理想性矛盾冲突时的精神站位不同，导致其理论主张根本对立。

马克思是典型的理想型现实主义者。青年时代的马克思凭借家庭的条件、聪颖的禀赋和卓越的才识，完全可能跻身于当时的上流社会，但是他对资产阶级的金钱、权位和各种奢靡享乐不屑一顾，舍弃安定舒适的生活，毅然选择了充满艰难险阻的革命道路。各国反动势力对其一次又一次的驱逐、通缉、构陷、监禁和利诱，都没有动摇他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坚定理想。当然，马克思的伟大理想决非在书房中幻想出的空洞信条，而是建立在扎实的社会实践基础之上的。从创建共产主义者同盟到参加—年的欧洲革命；从领导国际工人协会的斗争到支持巴黎公社革命；从指导无产阶级政党建设、团结和壮大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到推进世界各国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解放运动，他始终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列。正是基于对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无限忠诚，马克思在总结欧洲工人运动经验的同时，又高度